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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第七章 太宗的人镜(7)


4、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魏徵之所以在贞观十二年的时候引申发挥“守成更难”这个问题,是他发现太宗在当时已经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

太宗原本就有气疾,大概是属于心肺方面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状况更是明显变糟。贞观七年(633)五月至十月,贞观八年三月至十月,太宗都到九成宫去避暑。贞观九年,做了十年太上皇的高祖李渊去世。贞观十年,四十岁的太宗又失去了贤明恩爱的长孙皇后。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太宗在政治上的锐气大挫。

加上多年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太宗的思想和心理变了,朝中政局也变得不如以前那样稳定和明朗了。一方面,太宗的骄满情绪明显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太宗的心态也明显老化。与以前破除迷信、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开始转入对往事的回顾对身后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徵才指出守成更难。魏徵希望他的提醒可以让太宗居安思危,继续保持贞观前期的作风,从而将贞观之治保持下去。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还特地上疏,明确指出这些年以来,太宗在十个方面都有渐不克终的苗头。其中一个就是滥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情干就生骄逸之心,只有让他们多服劳役才容易管束。这与贞观前期的安民之道无疑是天差地别。太宗看了,深表赞赏,跟魏徵说:“卿所上疏,朕已经令人写在了屏风上,可以方便常常观看,提醒自己。”

说实话,魏徵经常性的提示,确实使太宗思想上提高了许多警惕。贞观十五年(641),太宗还对侍臣们说:“朕有二喜一惧。这些年来粮食丰收,长安一斗粟才三、四钱,这是一喜;边境安宁,四方臣服,这是二喜。但天下太平则骄侈易生,骄侈将导致危亡,这是朕害怕的事情。”这说明魏徵提出的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等政治原则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太宗的重视,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魏徵之所以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帮助太宗在天下大乱之后制定出迅速实现天下大治的方针,并在不同时期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治国原则,协助太宗开创并维护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是与他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经历分不开的。


分类:唐朝历史 书名:贞观之治 作者:刘后滨 赵璐璐 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