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即每逢乱世，必是武夫当道，文人受压，五代十国时期也不例外，只是各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罢了，其中以中原王朝为最。在这一历史时期，南方诸国的统治相对比较稳定，各个政权延续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些，而地处北方的中原王朝，统治时间都非常短暂，所谓“置君犹置吏，变国若传舍”。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经过一场腥风血雨式的杀戮，加之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契丹内侵，致使武夫势力坐大。
由于五代各王朝的皇帝均起自藩帅，当了皇帝以后，无一例外地均重用在藩时的部将、幕僚，而这些人或世代行伍，或杀牛屠狗出身，或投靠藩镇起家，为其主子卖命而获取功名利禄，崇尚武功，大都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在这些政权中，上自朝廷权臣，下至节镇、州县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夫，他们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人事诸权，为政残暴不法，擅杀妄为，比唐末强藩武夫骄横跋扈之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界把五代的这种状况，称之为“武人政治”。
在武夫控制政权的情况下，他们大都迷信武力，崇尚暴力，认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戟，至如毛锥子（指毛笔），焉足用哉！”出于这种思想，这一时期在朝廷任将相者多为武人，他们根本不懂经邦治国的道理，只知一味地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杀戮政策。
杨师厚，早年投靠朱全忠，屡立战功，历任诸镇节度使、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此人虽然战功卓著，但却残暴好杀，所过之处，焚荡闾舍，卷地而空。他奉命攻打枣强时，由于受到坚决的抵抗，所以克城后，将全城人口屠杀殆尽。梁末帝时，官至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傅、中书令，封邺王，骄横跋扈，干预朝政，萌生不轨之意。他为了巩固权势，选拔骁勇之士，组成了银枪效节军，作为自己的亲军。杨师厚自以为功勋卓著，遂于黎阳采巨石，作为制造德政碑的材料，用铁车装载，以数百头牛牵引，所过之处，丘墓庐舍皆被摧毁。为了粉饰太平，他还命令在元宵节时，每户皆要张灯结彩，彩画舟舫，布于御河，歌舞欢饮，通宵达旦，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安重诲，在唐明宗时任枢密使，独揽朝政，凡朝中宰相、贵戚、诸将等，没有敢于干预朝政者。他督诸军讨伐东川节度使董璋时，日驰数百里，西方诸镇，闻风惶恐，押送本处粮草，星夜搬运，人马牲畜毙踣于山路者不计其数，给百姓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
安重诲出身于代北豪酋之家，世代为将，不知礼仪，不识文字，也不懂韬晦之计，锋芒毕露，刚愎自用，在朝中不仅宰相对其退避三舍，不敢相争，即使对皇帝的态度也非常生硬。唐明宗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旧人也，应该选一重镇，让他去当节度使。”安重诲以没有空缺而予以拒绝。他日明宗又说起此事，安重诲遂不耐烦地说：“臣数次告知没有缺位，陛下不信，可以替代的只有枢密使而已。”华温琪知道此事后，担心得罪权臣，竟然忧惧成疾，数月称病不出。
安重诲还频频干预司法工作。安重荣早年在振武节度使高行周部下任偏将，因为犯罪而下狱，高行周因其罪重，欲将其诛杀，其母赴京求于安重诲，遂被无罪释放。史圭因得到安重诲的赏识，竟然自尚书郎连升为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并且有拜相的希望。安重诲一意孤行，置皇权于不顾，明宗实在忍无可忍，后来遂设法将其处死。
后汉枢密使杨邠，不喜文士，与宰相苏逢吉互相倾轧，矛盾非常激烈。苏逢吉欲罢杨邠的官，遂指使另一宰相李涛出面奏请，结果非但没有得逞，反而导致了李涛被罢相，而杨邠又被加上了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的官衔，既是枢密使，又是宰相，权势更加炽热。自从杨邠拜相以后，事无大小，必先请示，杨邠认为可行，才能上奏汉帝。杨邠不学无术，不识大体，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府库充实，甲兵强盛，“礼乐文物皆虚器也”。因此，对文化教育不闻不问，只知聚敛财货。
杨邠专权跋扈，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他与三司使王章在汉隐帝前论事，隐帝说：“施行政事，一定要慎重，不要使外人说三道四。”杨邠没等隐帝说完便打断话头说：“陛下不要说话，一切有臣在。”在场的官员闻听此言，个个颤栗不安，而杨邠却神态自若。
李太后的弟弟李业要求担任宣徽使，隐帝与太后私下征求杨邠的意见，杨邠认为不可。隐帝打算立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也因杨邠认为不可而作罢。耿夫人死后，隐帝想采用皇后之礼安葬，杨邠又一次进行阻止。后汉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如此激化，所以血腥屠杀便成了解决这一问题必要手段。杨邠等人的肉体虽然被消灭了，但后汉政权也覆亡了。
在中原王朝的将相中，有许多人不识文字。如安叔千，沙陀人，后唐时任振武节度使，后晋建立后，加同平章事，历任四镇节度使，也是所谓使相。他相貌堂堂，却不通文字，当时人称其为“安没字”。后来契丹攻入中原，安叔千也随同其他臣僚迎接契丹主，契丹主见到安叔千，说：“你就是安没字吧，请放心，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吃饭处。”后来任命他为镇国节度使。可见其“大名远扬”，连契丹人都知晓。
后唐的太常卿崔协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唐明宗时，韦说、豆卢革罢相，枢密使安重诲推荐崔协为宰相，另一宰相任圜不同意，对明宗说：“安重诲不识朝中人物，为他人所卖。天下人皆知崔协不通诗书，虚有其表，人称‘没字碑’。陛下误用臣一人，遭人嘲笑尚不要紧，宰相之位能有几个，岂容再添笑端！”“没字碑”是说他好比高大的碑石，但上面却没有任何文字，虚有其表。然而安重诲毕竟权重，最终崔协还是被任命为宰相。他在相位数年，无所作为，遭到人们的耻笑。
如果说安叔千不识字尚不足为奇，因为他毕竟是少数民族人物，然而崔协据载是北朝以来著名大士族清河崔氏后裔，家学深厚，竟然如此浅薄，实在令人难解。据载，崔协还是进士出身，早年任御史中丞时，因为章奏中文字错讹颇多，屡次受到责罚。以这等人才，后来竟然升任太常卿。太常卿是主管国家礼乐、祭祀的大臣，通常均由饱学之士充任，崔协不通文墨，竟能充任此职，可见五代时期用人混乱到何种程度。
在这一历史时期，即使文士中也有不少人感染了武夫行事的风格，变得暴虐残酷。如李振为朱全忠谋主，在梁朝曾任崇政院使，崇政院乃枢密院的改名，掌握朝中大权。此人虽为文士，可是也感染了嗜杀的恶习，一手导演了“白马驿之祸”的悲剧，被当时的士人们视为“鸱枭”。
后汉宰相苏逢吉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汉高祖刘知远即位后，将后晋宰相李崧的宅第赐给了苏逢吉，宅中所有财物也皆归其所有。李崧不敢违抗，主动把房契献给了苏逢吉，苏逢吉认为轻己，反而不悦。李崧的两个弟弟对此愤愤不平，有一次与苏逢吉、杨邠的子弟一同饮酒，席间言及苏氏夺占其家宅第。苏逢吉知道后，借故陷害李崧，将其全家老小全部处死，并且曝尸街市。
苏逢吉还利用掌握的权力，胡乱用人，颇违旧制，甚至有自白身而任以官职，从小吏而辄升令录等职，如此之类，不可胜数，舆论纷然，而苏逢吉全不在意。他还非常贪财，凡求官之士，只要家中稍有积蓄的，他都会派人暗示输钱，并许以美官。直到杨邠拜相后，这种行径才暂时告一段落。
后汉由于统治残暴，因此盗贼横行，社会秩序混乱，朝廷不知安抚百姓，反而派军四处镇压。苏逢吉草诏规定凡有贼盗，其亲属、四邻皆受连坐。后来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杀死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子的全部村民，就是按照他所草拟并颁布的这道诏书干的。
在这一历史时期，地方藩帅与刺史们同样残酷贪浊，使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如后唐宁江军节度使西方邺，出身行伍，在任期间多不遵守法度，胡作非为，判官谭善达屡次劝谏，西方邺非但不听，反而心生怨恨，派人诬告胡善达接受贿赂，然后将他逮捕下狱，竟使他冤死狱中。
后晋末年，白再荣任恒州节度留后，贪财枉法，曾派兵逼迫宰相李崧、和凝出钱赏军，两人无奈，各出家财以给。恒州曾被契丹大将满达勒占据过，白再荣遂将汉人中曾被契丹驱使者尽数拘禁，强行夺取了他们的家财。后汉建立后，白再荣任镇州节度留后，为政贪暴，当地人称其为“白满达勒”。不久，又调任滑州节度使，仍旧贪浊不法，大肆盘剥百姓，民不聊生。后汉末年，白再荣被调回京师任职，郭威率军攻入汴梁时，乱兵知其家财产丰厚，遂攻入其家，强夺其财，并将白再荣杀死，携其首级而去。人们不但不同情，反而拍手称快。
像这样贪图钱财、草菅人命的事例还很多。如襄州节度使刘训与副使胡装不和，为了泄私愤，竟然杀死了胡装；相州节度使王继弘所为不法，判官张易屡次劝谏，王继弘恼怒，将张易杀死；安远节度使高行珪因节度副使范延策对其不法行为多有劝谏，即诬告范延策谋反，连同其子一同杀害。
最为荒唐残暴的是刘仁恭父子，他们先后在唐末任幽州节度使，残酷贪浊，令人发指。刘仁恭为了对付朱全忠的进攻，将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强行征入军中，而且要求自备兵器粮饷，致使乡里为之一空。为了防止士卒逃亡，他还下令将军中将士，不分贵贱，一律在脸上刺了“定霸都”的字样，又在文士的臂上刺了“一心事主”的字样，搞得境内怨声载道。
刘仁恭好色无度，在山中大兴土木，修筑了豪华的楼台亭阁，广聚美女于其中。他还招聘僧道，炼制长生丹药。他将境内铜钱尽数聚敛，凿窟于山中埋藏，为了防止泄密，又把施工的石匠全部杀死，另以瑾泥制钱，行使于境内。他见江淮茶商获利颇厚，遂下令禁止南方茶商入境，由于当地不产茶叶，他下令采山中草叶晒干为茶，强令售卖，以聚钱财。
其子刘守光比其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其父之妾通奸，发觉后被贬谪，其后他乘其父不备，率兵囚禁了刘仁恭。其兄刘守文闻讯来救，被击败，但刘守文不忍对其弟痛下杀手，反被刘守光所乘。刘守光乘胜进军，将其兄之子刘延祚包围在沧州城中，城中缺食，一斗米卖三万钱，人头一级售价一万钱，军士公然杀人而食。
刘守光攻下沧州后，为了杜绝后患，遂将其兄及侄子全部杀死。这时的刘守光得意忘形，自以为强大，遂自称大燕皇帝。刘守光愚蠢无知，自我孤立，后梁乾化二年（914年），被晋王李存勖攻破，连同刘仁恭一块俘获，押回太原向李克用庙告捷献俘后，父子双双被斩于街市，留下了千古骂名。
由于武夫控制了朝廷与地方的大权，文士受到排挤和压制，许多皇帝和大臣、藩帅公开表示不喜文人。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就说：“朝廷大事不可与书生商议，这些人胆小怯懦，往往误事！”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不喜文士，其境内武夫充斥，以狗马驰射博弈为乐。燕帅刘守光也是一个不喜儒生的人，其境内习武之气甚盛，文人动辄被杀。后汉三司使王章更是歧视文臣，他说：“此等之人若给一把算盘，连倒顺都不知道，养他们何益于事！”他主管财政，好钱好物，用来供军，对文臣的月俸则百般克扣，甚至以不堪供军的朽烂之物充其俸料。后唐明宗之子秦王李从荣喜爱结交文士，引起了武夫们的极大不满，史载：“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大将康知训等人私下议论说：“秦王好文，交游者多为文人词客，此人一旦即位当了皇帝，则我等必然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后来秦王果然被害。至于藩帅们随意屠杀文士的事更是举不胜举。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时，随口戏称柳木可以制作车毂，随从的几个文人宾客急忙顺口逢迎。朱全忠大骂道：“书生辈好顺口玩人，车毂须用榆木，柳木岂可使用！”下令将左右数十宾客全部杀死。他当了皇帝后，更是任情乱杀，散骑常侍张允、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张儁因为迟到，竟被当场扑杀。后晋平卢节度使房知温，性格粗犷，行止无礼，经常纵容左右排斥羞辱宾僚。有的节度使还随意虐待甚至处死幕僚。亲身经历过五代暴政的宋太祖赵匡胤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之不问。”
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基本上是武夫的天堂，文士的地狱，他们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命运十分悲惨。为了躲避灾祸，包括韩熙载在内的大批士人，只好背井离乡，南下另谋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