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第15章 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跌


公元1294年,春正月,二十二日。

再过很多年,假如,假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能从理论付诸实践,那时的人们乘“时光穿梭船”进行“历史漫游”,我想他们肯定在“回视”元朝时,会把飞船的时间设置在1294年春天的那一刻。设定地点:元朝上都。彼时,“历史游客”们躺在飞船舒适的按摩椅上,透过超广角大屏幕,可以观看神奇影像摄录机拍下的历史镜头:

紫檀殿内,香烟燎烧,三名金紫贵臣跪于病榻之前,分别是平章政事不忽木、御史大夫月鲁那颜,以及太傅伯颜。而躺在床上的,是个三百多斤的巨胖男人,他身前股后被厚实的锦被毛毡拥裹,很像一个巨大汉堡包夹着的一颗硕粗无比的香肠。

“历史游客”们见此情景,可能会笑出声来。但是,在场的三个重臣以及宫内角落屏息侍跪的太监、宫女们却愁容满面,彼时彼地,老胖皇帝那渐行渐远的微弱呼吸,几乎使在场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苍鹰,终于消融于蓝天之中。忽必烈,死了。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忽必烈死时,其太子真金九年前已经病死。依理,皇位应由真金的儿子来坐。真金有三子,分别是甘麻剌、答剌麻八剌以及铁穆耳。可以先排除一个答剌麻八剌,这个人在圣元二十九年已经病死。当然,蒙古人喜幼子,忽必烈嫡子中最幼者那木罕本来很有机会,但这个王子倒霉,先前他拥兵北去与北边诸宗王打仗时,被手下人捆起当成俘虏礼物“卖了”,地位自然陡落。真金太子死后,他的“进取心”又太盛,引起父皇猜忌,自然完全丧失了做皇储的机会。

元世祖后(察必)像由此,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剌作为嫡长孙,自然是皇位最佳的继承人——这种观点只是汉儒的观点。甘麻剌与铁穆耳皆由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所生,自小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抚养长大,封晋王,长期在漠北任方面主帅。忽必烈在真金太子死后,并没有特意立“皇太孙”,可他专门为甘麻剌专立设置“内史府”,似乎是倾向把这位孙子当接班人来培养。但是,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对长子并没多少感情,她更喜欢幼子铁穆耳。铁穆耳文才武略都不错,曾统军平灭北部诸王乞丹的叛乱。忽必烈死前一年,他“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史书上这种记载,非常可疑。忽必烈生前并没有刻意讲明要立哪个孙子为帝,总体上讲更可能倾向于嫡长孙甘麻剌。所以,他似乎不大可能把“皇太子宝”这样有象征性的印玺交给铁穆耳。

元朝皇位继承如此周折,确实与蒙古人立储制度的不完善有关。蒙古“黄金家族”个个如龙似虎,每位大汗(皇帝)死,即使真有遗旨,也不完全以之为凭,还往往要经过“忽里勒台”这种奴隶制“民主”过程才能生效。由于缺乏“制度”,皇族以及关键大臣在新君推立的过程中就尤显重要。此外,忽必烈正后南必的态度,也很关键。忽必烈原来的皇后察必死后,又以南必为皇后。特别是老皇帝晚年,南必颇预政事。但这个女人似乎政治手腕并不高明,人也不是多么有心计,整本《元史》中,她的传记只有短短五十九个字:

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忽必烈病危时,只有不忽木、伯颜与月鲁那颜三个人侍疾,这样一来,南必在老皇帝死后摄政的可能性就降低到零,因为她无法捏造忽必烈的临终遗旨。丞相完泽也对自己无法受顾命很不高兴,他曾对伯颜和月鲁那颜报怨:“我年纪职位均在不忽木之上,国家面临如此大事而不得预闻,真让人郁闷!”伯颜一句话把完泽噎回去:“假如丞相您识虑与不忽木相当,又何至于把我辈劳累成这个样子!”完泽向“准太后”阔阔真告状,这位姑奶奶大怒,召三人前来质问,因为她本人同婆婆南必一样,心里根本不清楚不知道要死的老公公立自己哪个儿子当皇帝。御史大夫月鲁那颜理直气壮:“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日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话说得有理有据,阔阔真“然其言,遂定大策”。这一大策,当然就是立铁穆耳为帝。为此,不忽木、伯颜、月鲁那颜实际上与阔阔真不谋而合。丞相完泽虽因不受顾命而气恼,但他本人是真金太子的老部下,只要真金的儿子为帝,无论立哪个,他肯定百分百支持。所以,立储之事,完全是几个大臣和准太后阔阔真导演,“太皇太后”南必反倒没什么事儿了。

说起这位阔阔真,她所以能成为真金太子妃,还有一出类似传奇戏曲的故事。忽必烈壮年时代外出打猎,途中口渴,发现路旁有一个蒙古包,便与从人下马,进去讨马奶酒喝。帐房内,只有一妙曼女子在整理驼茸。见忽必烈等人入帐,这姑娘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表示说:“我家有马奶酒,但我父母兄弟却不在家,我一女子不能擅自把东西给你们。”忽必烈听此说深觉有理,转身欲去。姑娘又道:“我一人在家,你们自来自去,好像不太妥当,不如稍等一会儿,我父母就回来。”果然,话音甫落,姑娘父母回家,看见贵人到来,马上端上马奶酒招待忽必烈一行人。豪饮狂吃一顿,一行人离开。忽必烈在马上叹道:“如果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媳妇,该多好呀!”日后,太子真金到了结婚年龄,不少贵臣荐女,忽必烈皆摇头不允。一位老臣当日与忽必烈打猎,知道皇上意中所属,私下一番“调查”后,上报说那姑娘仍未嫁人。“世祖(忽必烈)大喜,纳为太子妃。”这位姑娘,正是阔阔真。入宫后,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夫妇欢心,孝顺尽心,连察必皇后上厕所用的大便纸,阔阔真都会事先每张以面揉搓,“令柔软以进”,小事积成山,老皇帝夫妇不停称道她是“贤德媳妇”。相比之下,南朝皇帝萧衍与李后主亲自削制厕筹及以面揉便纸,他俩的“孝敬”对象是寺庙的大和尚们,难免显得“形而下”了。此外,真金太子病重时,忽必烈来太子宫探视,见床上有用金丝密织的卧褥床具。忽必烈恼怒,斥责太子说:“我一直以为你本性俭素,怎能用这种奢侈之物!”真金太子重病加惶恐,一时不能辩白。阔阔真忙跪下,大包大揽:“平时太子从不敢用如此贵重之物。现在他病重,怕湿气侵体,才用上这种东西。”为使公公消气,阔阔真命宫人立即撤换掉那床大金褥子。凡此种种,皆说明“这个女人不寻常”。

忽必烈崩逝消息发布后,蒙古诸王皆集上都,就等着开大会确立新皇帝人选了。万事俱备,“宣传”方面还有一点不到位:没有传国玉玺。于是,阔阔真又导演关键一幕:她指派御史中丞崔彧献玉玺。据崔彧自己讲,这块玉玺得自“太师国王”木华黎的一个曾孙世德的老婆处。拿到玉玺后,崔彧自己还假装不识字,遍示群臣,大伙传看,汉臣们立刻大叫:“受命于天,既寿永合,这是传国玉玺啊!”于是,崔彧立刻上交阔阔真。阔阔真又当着众大臣们的面,亲自授与铁穆耳,以示天意人望所归。史书记载中虚透这样一种消息:木华黎的曾孙之一世德是个放荡公子,死时家徒四壁,其妻卖家里东西时,正好把这块宝玺卖给了崔彧。世上哪有如此巧事,思忖一下,凡是稍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想到,这不过是崔御史在阔阔真指挥下与世德老婆演的一出双簧:崔彧得官,世德老婆得钱,铁穆耳得帝位,皆大欢喜。

铁穆耳高兴了,他大哥甘麻剌甘心吗?对此,《元史》中记载矛盾:玉昔帖木儿传中,记载甘麻剌听从玉昔帖木儿劝告,表示说自己愿意对弟弟“北面事之”;但是,伯颜传中,却讲“诸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皇太子(铁穆耳)意,辞色俱厉”,可见“诸王”中最敢最有资格表示异议的,肯定是甘麻剌莫属。上有母后,下有重臣,弟弟已经坐在宝座上,甘麻剌也只改叫“干瞪眼”了。那位手握宝剑吓唬诸王的伯颜不是别人,正是忽必烈时代灭宋的主帅伯颜。

此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诸王大会时,阔阔真见大儿子甘麻剌与小儿子铁穆耳争位,就当即表示:“先可汗(忽必烈)遗命,后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遗训者,即以大位与之。你二人可各言所知,然后由与会诸王定夺。”铁穆耳善词令,“历数其曾祖遗训,语言详晰。”甘麻剌是个结巴,自然在这种“大专辩论会”上露拙,于是与会诸王一致推戴铁穆耳为帝。这种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可信性不高,因为阔阔真并未摄政过,她不可能在诸王大会上当“主持”。如果主持,也应该由忽必烈正后南必牵头。

“(元)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从史臣的评价看,元成宗铁穆耳,确是一个无大过失又无大功德的守成之主。他统治期间,最大的“坏事”是对“八百媳妇”用兵,最大的“好事”是因海都死亡而导致北部诸王的乱平。二者相抵,功过相当。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

元成宗坐稳帝位后,几年无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好利生事,上奏道:“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征之。”

铁穆耳(元成宗)像虽然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刘深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可丞相完泽支持这一建议,元成宗本也想“开边”弄出件大功青史留名,因而“用兵意甚坚”,谁劝也没有用。于是,大德五年正月,元廷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费支持用兵。

这“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统一寨,所以号称“八百媳妇”。听上去挺美的,八百个妃子比元帝还多,实际上是深山老林蛮荒之地上小土皇上的自娱自乐,想必那些“媳妇”们个个手脚粗大,绝非貌美如花。

刘深率大兵自云南出发,“取道顺元,远冒烟瘴,未战,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顺元即今天的贵州贵阳,元军数万,连“八百媳妇”黑牙都没见着一个,已经因疾疫和行军危路摔死等原因死掉百分之七八十。同时,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西南热带丛林,“死者亦数十万人”,一时间中外骚然。不仅如此,刘深又威令水西(今黔西)土司之妻蛇节出马三千、银三千助军。蛇节惜钱,就与云南当地另外一个土司宋隆济联手,起兵反抗元朝。

这几拔土蛮联合一起后,熟门熟路,攻克元军据点杨黄寨,接着猛攻贵州,杀掉了元朝贵州知州,并把刘深所率元军包围于深山穷谷之间。幸亏元朝的宗王阔阔相救,刘深才没有被土人杀掉喂蚂蚁。

大乱之前,元军在大德四年征缅甸的远征军回军途中,被金齿部(今镇西)土著遮杀,战死数千人。“金齿地连八百媳妇(国),诸蛮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官吏”,西南一片动荡。

志大才疏的刘深率数千残兵往后撤退,被宋隆济所率的土蛮军一路邀击,毒箭陷井一起上,“(元军)士卒伤殆尽。”消息传至大都,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痛陈对“八百媳妇”的用兵之失:

八百媳妇(国)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而刘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食尽计穷,仓皇退去,丧师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四省之兵,使刘二巴图总督以图收复,湖南、湖北大发运粮丁夫,众至二十余万。正当农时,驱此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比闻从征败卒言,西南诸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其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或诸蛮远遁,阻隘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将不战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缅诸夷以来,近三十年,未尝有尺土一民之益,计其所费,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何以异之!请早正深罪,乃下明诏诏谕,彼必自相归顺,不须远劳王师,与小丑(指西南夷土著)争一旦之胜负也。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多市军粮,内安外固,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苟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详审成败,算定而行。彼诸蛮皆乌合之众,必无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怀之以仁,抗敌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济,功乃易成。若复舍恩任威,深蹈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也。

书上,元廷不报。虽如此,元成宗深恨刘深无能败军,下旨罢免刘深等人官职,收缴符印。同时,派出能将刘国杰率军征讨宋隆济和蛇节等人。刘国杰百战良将,在先战失利的情况下,诱敌深入,大败土蛮军,蛇节被迫投降。元军恨这位女蛮酋首先生乱,立即剐杀。宋隆济本来逃免,不久却被他侄子诱执献与元军,也被凌迟。至此,“西南夷”们总算消停下来。

元朝损兵折将加上民夫数十万条性命,也没干掉几个“媳妇”,得不偿失。悔怒之下,元成宗下诏杀掉带头生事的刘深。

其实,元朝对云南、贵州等地区一直倾力经营。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元朝就在云南行省设置大理、金齿等诸处宣慰司,特别是日后还开辟了从中庆(昆明)到车里(景洪)的驿道,目的在于加强西双版纳地区的统治。忽必烈时代,元朝在西南所使用的“土司”制度饶有成效,招降了不少当地土著,并允许世袭。土司职务也很齐全,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职位,当然,元廷一般都会派“达鲁花赤”数员到任,监督这些土司向中央政府朝贡和交赋。刘深多事,兴军惹祸,死人耗物,很让元朝受了一把伤。观前顾后,远远不如用“加官晋爵”给大印的手段效益高。

南方虽败,北方却传来好消息。


分类:元朝历史 书名:帝国如风 作者:梅毅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