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元朝十五帝》2.3 圣水与拖雷猝死之谜


继位大汗成吉思汗死后,少子拖雷根据蒙古族少子“守灶”元太宗像的传统,继承了成吉思汗统治的中心区域和主要军队,包括60多个千户军。而作为大汗继位人选的窝阔台只继承了4个千户军。正是这种亲中选贤的大汗推举制与“幼子守灶”的财产继承制,导致了蒙古汗国和元朝在汗位、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导致了蒙古汗国时期的汗位转移和元朝中后期的宫廷政变。根据惯例,大汗死后,继位者必须经过宗亲、贵戚和勋臣参加的库里台推举,大汗与臣属各自宣誓之后,才能算正式即位,合法地行使汗权。在这段汗位空缺时期,先可汗的幼子可以以大斡耳朵继承人身份监国,也可以由先可汗大妃监国,同时负责筹备召开选举大汗的库里台事宜。于是拖雷权任监国,掌握了当时蒙古汗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和中央政权,成为当时蒙古汗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时的汗廷重臣耶律楚材倾向于立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做大汗,他一方面要求拖雷坚决执行成吉思汗遗诏,另一方面又努力做当时的蒙古长王察合台的工作,希望他带头拥立窝阔台为大汗。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察合台同意了这一重要建议。同时耶律楚材“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在这次汗位继承问题上,耶律楚材发挥了关键作用,被窝阔台誉为“社稷臣”,从此更受到蒙古大汗的信任和尊重。朝臣跪拜之礼的确定,对蒙古汗国汗权的巩固发挥了重大影响。

现存于和林遗迹的龟趺(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

定都和林成吉思汗的根本之地在三河源头,即今蒙古国的大肯特山一带。当时他们逐水草而居,还没有首都可言。据蒙古国学者考证,大概在1220年左右,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曾经谈到:想在克烈部活动的区域建立一座首都。但和林作为蒙古汗廷,是直到窝阔台称汗之后的1235年才确立的。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色楞格河南面,其西面有一条小河从南向北注入色楞格河。周围有平缓的山包,山上有茂密的树林,而城的东南方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里有山、有水、有草、有树,既适于放牧,又是大草原上一处易守难攻之地。从此之后直到忽必烈称汗之前,这里一直是蒙古汗国的大本营和首都。实际上,所谓首都,也不过是一座长约1公里,宽不足1公里的小城(一说方圆12公里)。城设4座城门,南北向与东西向两条大道交会于城中心并通向4门。城内建有大汗所居的万安宫,这是一座长60米、宽50米,由64根石基木柱支撑的金顶大殿;并建造了一些类似金朝和宋朝的官宦府邸。还有回回人区和汉人区,以及12座佛寺、两座清真寺和一座基督教堂。但在和林城内外,金顶大殿周围,还有若干个蒙古包,甚至像汗妃的斡耳朵(宫帐),几位亲王的营地,也仍然是蒙古包和帐篷,武装的蒙古兵(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

只是比普通的蒙古包大一些,里边的陈设更豪华而已。其他王爷、万户、千户们都各有各的封地,各有各的部众,当然也各有各的帐篷。蒙古腰牌(选自《成吉思汗陵》)它是从草原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时期的产物。

改定官制成吉思汗时中央官制比较简单,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汗廷政务的日趋繁多,在逐步接受周围政权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窝阔台开始进行汗廷和地方官制的改革。1229年,开始设立课税所。1231年,始立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这时中书省的权力虽然不能与隋、唐、宋朝的中书省相提并论,与以后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中书省也有所不同,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政权的最高行政机构已经从内廷初步分立出来,标志着军政合一制开始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出现了蒙古政权和元朝的一系列汉化即封建化改革。

再颁大札撒窝阔台继位后,曾经两次在库里台上颁行大札撒。如1234年曾在库里台上针对应召参加库里台的诸王、贵戚与首领们颁布了若干条礼仪和纪律,其中包括“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随以木镞射之”等规定。

设置驿传从成吉思汗到元朝诸帝,都将置邮传当作立国的大计。国土的不断扩大,从人迹稀少的蒙古草原,通往中国北方、东方,再通往西域各地,使臣来往、商品交流、赋役征发、军队调动乃至军令政令传达,都离不开驿路和驿站。窝阔台大汗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为使诸王或合罕陛下的急使能够不断到达,以利于办理重要事务,在各地设立了驿站”。他要求诸王要分别派出负责官员,在各自的管辖范围之内,分开道路,分拨站户。另外还规定了驿站马夫和车辆的数量、站户的差发,以及使臣乘驿的标准等。《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条对此做了明确记载。

定立赋税制度在窝阔台即位之前,蒙古草原也有贡赋的征发,《蒙古秘史》上称为“忽不赤儿”,但对于征收的数量并无明确的规定,于是出现了“行无定制、取无限量”的情况。窝阔台即位之初,即依照中原和西域诸国的赋税制度,确定了草原税制:规定蒙古民有100匹马输牝马1匹,100头牛输牝牛1头,100只羊输羚羊1只,并定为永制。这种“百税一”的草原税制相对农业地区的“十税一”来说自然是一种很轻的负担,这与蒙古民族所处的统治地位不无关系。对于汉地和中亚地区的税制,窝阔台也采纳臣下的建议,做出了因地制宜的规定。

部署镇戍军成吉思汗命令木华黎偏师经营中原,其主力就是由几部兵员混编而成的探马赤军,当时号称先锋军。窝阔台则进一步将这类军队部署在已经征服的各个地区,负责对各地的占领和镇戍。从此探马赤军成为镇戍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建立后,各种军队的驻防地区大体上与民族分布区域相一致。原蒙古地区与东北地区由诸王统军镇守,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以蒙古、探马赤军屯守,中原地区主要由汉军镇守,淮水以南主要是汉军与新附军。在军队的分布上,蒙古统治者基本上采用了“以汉人治汉人”、“以南人治南人”的政策。

耶律楚材,开基元德在蒙古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耶律楚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尤其是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掌权之时,耶律楚材利用自己在蒙古汗廷的特殊地位,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施加影响,促使蒙古政权由游牧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对蒙古政权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保护农业,实行封建赋役制度成吉思汗时率主力西征,“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国家的“仓耶律楚材像(选自《图说北京史》)

廩府库无斗粟尺帛”,于是蒙古贵族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驳斥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窝阔台尽管对此还不大相信,却责成耶律楚材“试为朕行之”。耶律楚材设立了十路征收课税所,这是蒙古政权保护农业经济、实行封建赋税制度的开端。

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耶律楚材认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重用儒生。成吉思汗在世时,虽然采取了一些重用道士、禁止杀掠的措施,但并没有重用儒者来“治天下”。只是在窝阔台责成耶律楚材负责征收赋税工作时,才给他提供了一个提拔重用儒生的机会。十路征收课税所的正副长官“悉用士人”,并且都是“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当时共选用了20名天下著名的儒生,其参佐也全部任用熟悉封建制度的“省部旧人”。这是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起用汉族知识分子做官,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才使耶律楚材征收赋税的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窝阔台才在中央正式设立了中书省,将更多的权力交给耶律楚材,“即日拜中书令”,规定“事无巨细,皆先白之”。耶律楚材祠(选自《图说北京史》)

从而出现了蒙古宗王、将领掌军权,大断事官掌司法权,中书省掌行政、财政大权的三权分立的局面。直到这时,耶律楚材才由掌文书、管占卜的必阎赤变成了蒙古大汗名符其实的亲臣、重臣。

军政分立,互相制约,削弱地方,中央集权,这是唐宋以来汉族封建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窝阔台上台的第二年,耶律楚材就向他提出了18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郡宜置长吏牧民,发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使军政与民政分开,由文臣牧民,万户总军,互相牵制。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之后,又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建议窝阔台:“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同时推举熟悉汉族封建传统的畏兀儿人镇海、女真人粘合重山“均与之共事”、“同握鞑柄”。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蒙古军事贵族的势力,而且推动了蒙古政权进一步向封建制转化。

1230年,耶律楚材提出:“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擅行科差者罪之。”主张征收赋税应由中央统一规定,反对地方违反上命,擅行科差。同时还提出:“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主张将刑法大权收归中央。后来窝阔台打算“裂州县赐亲王功臣”,耶律楚材根据汉族的历史教训,对窝阔台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只因当时窝阔台已答应分封,不便收回成命,于是耶律楚材建议由“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借以防止分封势力威胁中央集权。耶律楚材的建议,无疑对削弱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

1237年,耶律楚材再次建议选拔儒生做官,他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窝阔台同意了耶律楚材的主张,说:“可官其人。”第二年,蒙古汗廷派出宣课使“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在这次中选的儒士当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这是元朝统一中国前一次最大规模的选拔儒生做官的举动,可惜并没有形成制度。

反对屠杀政策,保护百姓生命早在成吉思汗时,耶律楚材就不断宣传“好生恶杀”的道理,既反对蒙古军队的大肆屠杀,也反对“州郡长吏,生杀任情”。窝阔台南征金朝时,他又建议窝阔台下达了“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的诏令,并“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金朝首都开封即将被攻破时,大将速不台派使臣到蒙古汗廷,说:“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耶律楚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这时窝阔台同意了他的建议,“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当时汴梁城共有147万人,正是由于耶律楚材的建议才得以保全生命。“其后攻取淮汉诸城,因为定例”。从此蒙军屠城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在早期的征伐战争中,许多被征服地的百姓变成了蒙古贵族的驱口,沦为奴隶。“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都,几居天下之半”。耶律楚材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提出“括户口,皆籍为编民”。但对于如何编户,朝内大臣也有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像蒙古和西域各国那样“以丁为户”。耶律楚材“独以为不可”,说:“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为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耶律楚材主张,制定政策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西域各国实行的是一种由商人包税的扑买制度,后来一些西域和汉族商人要求把这种制度搬到中原,“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说:“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从表面看,用耶律楚材征收赋税的办法,一年才能征收50多万两银子,加上其他收入,数目也不太大。而那些商人提出包税,一下子就上交国家140万两白银,确实有一定诱惑力。但耶律楚材深知,商人拿出140万两,就会向百姓加倍地征收赋税,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因此他不同意采取这种办法。当时,“所在官吏取借回鹘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以至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这是打击高利贷剥削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蒙古贵族不仅抢掠奴隶、财富,还勾结回回商人经商谋利,往往借贷官钱作为本钱,实质上是挪用公款,借公物以肥私,既危害国家利益,又危害百姓。耶律楚材建议“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要求禁止官吏以公款官物经商取利。他还提出:“监主自盗官物者死。”“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对于后一条主张窝阔台说:“彼自愿馈赠者,宜听之。”耶律楚材说:“蠹害之端,必由于此。”

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1232年,当汴梁即将被攻破时,耶律楚材就建议窝阔台“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奉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借以争取大批儒生。同时“命收太常礼乐生,有诏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知圣人之道”。1234年,蒙古汗廷正式建立了国子学,“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在此前后,各地的庙学也逐步恢复,并得到了耶律楚材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尊孔兴学的同时,耶律楚材还注意搜集整理儒家经典。早在1226年,当成吉思汗的军队攻下西夏灵武时,“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可以使人了解圣人之道,而大黄药材却可以治病救命,它们比子女玉帛更重要。

1236年,他正式向窝阔台提出建议,在燕京、平阳两地设置了编集经史的机构:“八年丙申……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两个编集经史机构的设立,对保存儒家经典、传播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宋子贞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对耶律楚材进行了充分肯定:“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信之有矣!加之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趋向之不同。蒙古军三次攻打金中都路线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若此时,非公则人之类又不知其何如耳。”作为被征服的一介书生,“孤立于”蒙古政权的“庙堂之上”,终于对成吉思汗父子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机会,使征服者最后被“圣人门徒”所征服。


分类:元朝历史 书名:正说元朝十五帝 作者:朱耀廷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