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人物》 二、支娄迦谶(约二世纪)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后汉桓帝末年(西元167年顷)从月支来到洛阳的译师。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一称竺佛朔)合作。他译经的年代是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比安世高稍迟,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可见他的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但他后来不知所终。

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代道安著述经录时,见到的写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种:1.《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179年译)。2.《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3.《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即185年译)。其中《首楞严经》一种,现已缺佚。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1.《阿阇世王经》二卷,2.《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一卷,3.《问署经》一卷,4.《兜沙经》一卷,5.《阿(音同触ㄔㄨˋ)佛国经》一卷,6.《内藏百宝经》二卷,7.《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8.《胡般泥洹经》一卷,9.《孛本经》二卷。其中后三种现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严记》里提到而为道安所未见的还有一种:《闪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

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

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佛经,就未免重覆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些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音同触ㄔㄨˋ)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阇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谶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世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于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后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作用。(吕 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