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择官第七


《择官》篇主要是进一步阐述了唐太宗“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思想和具体办法,记录了唐初“任官唯贤才”,知人善用,重视地方官人选等情况。一是要求主管大臣要把择官用人作为大事来处理。“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闻耳目,求访贤哲”。一是要妥善办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朝廷必不可独重内官,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一是要讲求质量,务求称职。提出了官不在多,量才授职,宁缺勿滥的思想。“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理矣”,“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任人唯贤是“贞观之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贞观之治”赖以实现的基本保证。本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贞观时期以德行为重的择官原则。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理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 〔1〕 ,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 〔2〕 ,焉得俭?’”

【注释】

(1〕孔多:很多。

(2〕摄(shè):代理。

【译文】

贞观元年(627),太宗对房玄龄等大臣说:“治国的根本,关键在于审察官吏。根据才能授予适当的官职,务必精简官员。所以《尚书》中说:‘任用官员惟选贤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只要任人得当。’如果得到好的官员,人数虽少也足够用了;如果得到不好的官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也把没有选到适当的人才,比作在地上画饼,那是不能吃的。《诗经》中说:‘谋划者中庸人多,所以事情办不成。’而且孔子也说:‘做官的人一身不能兼二职,怎能谈得上节俭?’”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 〔1〕 。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 〔2〕 ,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 〔3〕 ,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4〕 。铨简之理 〔5〕 ,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

【注释】

(1〕景行:崇高的德行。

(2〕乡闾:古以二十五家为闾,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因以“乡闾”泛指民众聚居之处。

(3〕厚貌饰词:伪装忠厚,虚饰其词。

(4〕选司:旧时主管铨选官吏的机构。阶品:官吏的等级品位。

(5〕铨简:考量选拔。

【译文】

贞观三年(629),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见吏部选拔官员,只按他的口才文笔来录取,而不全面考察其德行。数年之后,有些人的劣迹才开始暴露,虽然对他们加以刑杀,但百姓已深受其害。如何才能挑选出好的人才呢?”

杜如晦回答说:“两汉时选拔的人才,都是德行著称于乡间和闾里的人,由州郡将他们举荐给朝廷,然后才录用,所以当时号称人才济济。现在每年选拔官员,候选者云集多达数千人,这些人伪装忠厚,虚饰其词,不可能完全地了解他们,主管铨选官吏的机构只能做到授予他们一定的等级品位而已。考量选拔的方法实在不够精密,所以得不到真正的人才。”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 〔1〕 。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 〔2〕 ,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患极多。但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注释】

(1〕造次:仓促,匆忙。

(2〕考绩黜陟(chùzhì):考核官吏,按其政绩好坏以定升降。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

【译文】

贞观六年(632),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才,决不可勿忙任用。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着;每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着。任用了正直的人,干好事的人就会得到劝勉;任用了坏人,不干好事的人就会竞相钻营。奖赏与功绩相当,没有功绩的人就会自动退避;惩罚与罪过相称,作恶的人就会有所戒惧。由此可知赏罚不可随便使用,用人更加应该慎重选择。”

魏徵回答说:“真正了解一个人的事,自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用考察政绩的办法来决定官职的升降,来观察人的善恶。现在要访求人才,必须慎重地考察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他品行好,然后才可任用。即使他办的事并不成功,那也只是因为他的才干和能力达不到,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如果误用了品质恶劣的人,假使他精明强干,危害也就极大。但在天下混乱时,往往只要求他的才能,顾不上他的品行。天下太平时,必须是德才兼备的人方才可以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能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 〔1〕 。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 〔2〕 ,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 〔3〕 ,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 〔4〕 。朝廷必不可独重内官,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注释】

(1〕苏息:休养生息。

(2〕岩廊:高峻的廊庑。借指朝廷。

(3〕临人:治民。这里指地方官员。

(4〕二千石:汉制。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称郡守为“二千石”。丞相:官名。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无所不统。丞相制度起源于战国。唐、宋以后尚书省或中书省有时设左、右丞相,相当于原来的尚书左右仆射,位居尚书令或中书令之次,握有实权。司徒:上古官名。相传尧、舜时已经设置,主管教化民众和行政事务。夏、商、周时期,朝廷都设有司徒官,为“六卿”之一,称为地官大司徒,职位相当于宰相。春秋时列国也多设有这个职位。太尉:官名。秦代始设,为全国军政首脑。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历代多沿置,但渐成加官,无实权。后成为对武官的尊称。

【译文】

贞观十一年(637),侍御史马周上书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以人为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在于选用好刺史和县令。县令的人数太多,不可能都贤能,如果每州能选得一个贤能的刺史,那么整个州郡内的百姓就都能得到休养生息。全国的刺史如果都能使陛下称心如意,那么陛下就可以拱手端坐在朝廷之上,不用担心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自古以来,郡守和县令都要精心选拔那些有贤德的人来担任,打算提升做大将或宰相的人,必定先让他们试做地方官,或者就从郡守中选拔入朝担任丞相及司徒、太尉。朝廷不能只重视内臣的选拔,而把刺史和县令置之度外,就轻易决定刺史和县令的人选。百姓之所以不能够安居乐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受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 〔1〕 ,二丞方于管辖(2〕 ,爰至曹郎 〔3〕 ,上应列宿 〔4〕 ,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5〕 ,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 〔6〕 ,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谘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惮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 〔7〕 ,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8〕 ,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 〔9〕 ,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耄及,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

【注释】

(1〕八座:亦作“八坐”,封建时代中央政府的八种高级官员。历朝制度不一,所指不同。隋唐以六尚书、左右仆射及令为“八座”。文昌:即文昌帝君,亦称梓潼帝君。道教神名。唐宋时封王,元时封为帝君,掌人间功名、禄位事。

(2〕二丞:指尚书左丞、右丞。管:钥匙。辖:插在轴端孔内的车键,使车轮不会脱落。

(3〕曹郎:即部曹。部属各司的官吏。

(4〕列宿:众星宿。

(5〕杜正伦:相州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人。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均以秀才擢第。善文章,通佛经。任羽骑尉。入唐,直秦王府文学馆。贞观初,以魏徵荐,擢授兵部员外郎。累迁至中书侍郎。

(6〕纲维:总纲和四维。比喻法度。

(7〕便僻:谄媚逢迎。

(8〕天工人代:谓天的职司由人代替执行。

(9〕懿(yì)戚:指皇亲国戚。

【译文】

贞观十一年(637),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应该特别精心选任,向太宗上书说:“臣听说尚书省日理万机,确实是政府最重要的部门,寻求适当的人来主持这个部门确实很难。所以人们把尚书省的八座比作天上的文昌宫内的众星,左右二丞比作是钥匙和车键,各部的曹官,也都与上天的星宿对应,如果不称职,就会招来窃居要职的讥评。我看到近来尚书省内诏书敕令稽留停滞不迅速执行,文件堆积案头。我虽庸劣无能,也请让我讲一讲这种现象的原因。贞观初年,尚书省内没有设置尚书令、左右仆射的职务,当时省内公务繁杂,事情比现在多一倍。而当时的尚书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深知管理官吏和处理政事的方法,品性又公平正直,凡遇到应该弹劾举报的事情,他们从不回避。陛下对他们又格外地信任和爱护,自然能整肃纲纪。各个部门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任人得当的缘故。到杜正伦继任右丞的时候,他也能够对下面严格要求。

“近来之所以纲纪不整,都是由于功勋国戚占据了位置,他们的才能不能胜任职务,只是凭借功勋权势相互倾轧。其他在职的官员,也不能秉公办事,他们虽然也想自强振作,但是首先想到的是害怕受到流言蜚语的诽谤。所以郎中裁决事情时,只是报请上级处理;各部尚书也模棱两可,不能决断。有的人害怕向皇上奏明,也故意拖延,有些案件虽已弄得很清楚,仍然盘问下属。公文发出没有期限,回复迟了也不责备,事情一经交办,就拖上成年累月。有的只为迎合上边的旨意而不惜违背实际情况,有的为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办案部门只求结案了事,而不追究是非;尚书把谄媚逢迎作为办事的标准,也不管他对错。他们上下互相姑息,有了问题便极力掩盖弥合。选拔人才应该从众人中选拔有才能的授予,没有才能的就不应举荐,官吏是代替上天做事,怎能胡乱授予?至于国戚皇亲和国家元勋,只应给他们优厚的礼遇,有的人年高老耄,有的人久病智衰,既然已不能再为当今作出贡献,就应当让他们休闲养逸安度晚年。如果还让他们长期在位阻碍贤人的仕途,这是极不恰当的。为纠正这类弊端,应先精心挑选官员。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的人选,如果这些职位都用上称职的人,自然就能纲举目张,也能够纠正那些歪门邪道、投机钻营的歪风,这岂止是解决办事拖拉的问题啊!”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 〔1〕 。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 〔2〕 ,无为而化矣。……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与,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 〔3〕 ,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

【注释】

(1〕弼(bì):辅弼,辅助,帮助。

(2〕庶绩其凝:意谓各种事业才能成功。庶绩,各种事业。凝,聚集。

(3〕习:近习。指君主宠爱亲信的人。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说:“臣听说,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亲如果不了解儿子,就无法使一家和睦;君主如果不了解臣子,就不能使天下一统。天下安宁,君主坐在朝廷上受万民朝拜,必须要依靠忠臣良将的辅佐。有贤能的人在朝做官,各种事业才能成功,君主不必操劳天下就可无为而治。……然而现在的群臣当中,很少有正直清白、才能卓越的人,大概是对他们要求得不严,磨砺得不够的缘故吧。如果用公正无私、忠心报国来勉励他们,用树立远大理想来要求他们,他们便可各有职责,各自施展其才能并实行他们的主张。显贵时要观察他们所举荐的人,富裕时要观察他们所蓄养的门客,闲居时要观察他们喜好什么,亲近时要观察他们所说的话,穷困时要观察他们不屑接受的东西,贫贱时要观察他们不屑去做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才能选拔他们,考察他们的能力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回避他们的短处。用‘六正’来引导他们上进,用‘六邪’来使他们警戒,这样,即使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刻苦自励;用不着规劝,他们也能努力自勉。

“故《说苑》曰 〔1〕 :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励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 〔2〕 ,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注释】

(1〕《说苑》:西汉刘向撰。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内分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等二十门,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传说,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杂以议论,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

(2〕险诐(bì):亦作“险陂”,阴险邪僻。诐,不正。

【译文】

“所以《说苑》里讲: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两类。按照‘六正’去做,就会光荣;犯了‘六邪’的毛病,就会可耻。什么是‘六正’呢?第一是,当事情的端倪还没有萌生,各种征兆还不显著的时候,就能独特敏锐地看到存亡的关键、得失的要害,防患于未发生之前,使君主超然立于显赫荣耀的地位,这样的臣子就是圣臣。第二是,能够虚心尽意,不断地提出好的建议,勉励君主施行礼义,告知君主好的良策,积极推行君主好的政策,匡正君主的错误,这样的臣子就是良臣。第三是,能起早贪黑,坚持不懈地为国家推荐贤才,反复引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激励君主,这样的臣子就是忠臣。第四是,能够明察成败,并及早地加以预防或补救,堵塞漏洞,根绝祸源,转祸为福,使君主最终解除忧患,这样的臣子就是智臣。第五是,能够奉公守法,照章办事,不受贿赂,推让官禄和赏赐,生活节俭,这样的臣子就是贞臣。第六是,在国家昏乱之时,不做阿谀逢迎的事,敢于冒犯君主而直言诤谏,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这样的臣子就是直臣。这些就是所谓的‘六正’。什么是‘六邪’呢?第一是,贪图官禄,不努力办好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这样的臣子就是具臣。第二是,凡是君主所说的都一律称好,君主所做的都表示认可,暗中打听君主的喜好并加以进奉,以此来取悦君主耳目声色之好,投其所好,引导君主游玩取乐,而不顾对国家的后害,这样的臣子就是谀臣。第三是,内心阴险邪僻,外表小心谨慎,巧言令色,嫉贤害能。凡是他想推荐的人,就只讲优点而掩盖缺点,凡是他想排挤的人,就专讲坏处而隐藏美德,致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施行,这样的臣子就是奸臣。第四是,智谋足以掩饰自己的过失,能言善辩足以推行自己的谬说,在内离间骨肉之亲,在外造成朝廷的混乱,这样的臣子就是谗臣。第五是,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结党营私,损国肥家,借用君主的名义行事,以达到自己的地位显贵,这样的臣子就是贼臣。第六是,用花言巧语谄媚君主,使君主陷于不义,结纳朋党,以此来蒙蔽君主的耳目视听,使黑白不辨,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恶名传遍全国,远扬四周邻国,这样的臣子就是亡国之臣。这就是所谓的‘六邪’。贤良的臣子都会身处‘六正’之道,不实行‘六邪’之术,所以能使上安而下治。他们生前被人爱戴,死后被人怀念,这才是为人臣的正道。《礼记》中说:‘有秤杆和秤砣在那里悬挂着,就不可能在轻重方面受到欺骗;有绳墨在那里放着,就不可能在曲直方面受到欺骗;有圆规和矩尺在那里摆着,就不可能在方圆方面受到欺骗;君子懂得各种礼度规范,就不会被奸诈所欺骗。’这样臣子的忠奸真伪,就不难分辨了。如果再用礼仪来对待他们,用法律来约束他们,有功的受赏,作恶的受罚。这样他们哪敢不求上进?哪敢不尽心出力呢?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 〔1〕 ,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注释】

(1〕阿(ē):迎合,偏袒。

【译文】

“国家想进用忠良之臣,斥退不肖之臣,已有十多年了。但只是听到这样的说法,而没有看见这样的人,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说的是对的,而做的是不对的。说得对,就符合于公道;做得不对,就走上邪门歪道了。这样就会是非混乱,好恶相攻。喜爱的人虽然犯了罪,也不会受到处罚;憎恨的人尽管无辜,也免不了受到处罚。这就是所谓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或者是因为有小缺点就否定了他显著的成绩,或者是因为小过失就忘记他大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如果奖赏不能劝善,惩罚不能惩恶,而又希望达到邪正分明,这怎么可以得到呢?如果奖赏时能做到不遗漏疏远的人,惩罚时不偏袒亲戚权贵,以公平作为规矩,以仁义作为准绳,考核事实来辨证名分,按照名分来责求实际工作,这样就可以使邪、正都隐蔽不住,善、恶自然分明。然后录用那些有真才实干的,不要那些浮华的,录用那些老实忠厚的,不要那些浅薄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不言而化’的境界,一年就可以知道结果了!如果只喜欢徒有仪表的人,而不去为百姓选择好的官吏,只有至公的言辞,而没有至公的事实;对所喜爱的人就看不见他的缺点,对所憎恶的人就忘记了他的优点。徇私情而去亲近那些邪佞的小人,背离公道而疏远那些贤良的忠臣,即使日夜不停地辛劳,冥思苦想,希望实现天下大治,也是不能够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