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的著作。从书名来看，此书是为另一种称为《水经》的书作《注》。事情确实如此，三国时期的一位已经不知姓名的作者写了一本名叫《水经》的书，内容非常简略，全书只有八千二百多字，每一条写上此书的河流，都是公式化的：发源、简单的流程、入海，或在何处汇入另一条大河。举条大河的例子，就说中国历史上四大河流之一的淮河吧，从发源、流程到结束，《水经》只写了一百九十多个字。再举条小河的例子，黄河中游古代有一条叫清水的小支流，对于此河的发源，《水经》只说：“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但郦道元为这十二个字写了约一千八百字的《注》文。全书《注》文超过《经》文二十多倍。《水经注》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巨构，是一部独立的古典名著。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527），在北魏服官多年。当时中国南北分裂，南方是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北方经过一场混战，最后由鲜卑族的一支称为拓跋的定局，建立一个王朝，史称北魏。但时局也并不太平，郦道元奔走四方，官事匆忙，却能写出这样一部大书，确实使人称奇。据专家们研究，他写成此书时当在公元六世纪初期。但他本人在北魏孝昌三年（527）被叛将萧宝夤杀害于阴盘驿（今陕西临潼附近），此书稿本他必不随身携带而是留在首都洛阳，但洛阳后来在北魏的灭亡中全城焚毁。洛阳在当时是北朝最大的城市，仅寺院建筑全城就有一千三百多座，都被烧得荡然无存。北魏朝廷当然有书库，收藏朝廷的档案文卷和文献，包括《水经注》在内，无疑也都化为灰烬。郦道元写作《水经注》在当时是人们都知道的，按《魏书》和《北史》中的《郦道元传》，说他的著作除了《水经注》四十卷外，还有《本志》十三篇和《七聘》等，而且是“皆行于世”。“皆行于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都已公开出版”。不过当时尚无雕版印刷，只靠传抄流传。像他这样品位的官员，有资格传抄的，除了朝廷以外，也只有少数亲朋好友，所以为数必然极少。《水经注》即使有几部传抄本子，但在洛阳焚毁时，必然与都城同归于尽，如同他的其他著作《本志》、《七聘》等一样。
但奇迹却发生了，在郦道元的几种著作中，唯独《水经注》四十卷，竟完整地收藏在隋朝的皇家书库里，这是人们后来从皇家的藏书目录《隋书·经籍志》中得知的。皇家藏书，当然只能在皇家书库中束之高阁，人们无缘阅读，不知道郦道元是怎样说“水”的。但以四十卷之数忖度，则其书必然是部大书。隋朝藏书当然由下一个王朝接收，所以唐朝的皇家藏书目录《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也都照录不误。而且与短促的隋朝不同，唐朝重视文化，《水经注》一书得以在某种机遇中受到重视。以唐玄宗署名修撰的官书《唐六典》中，记及了《水经》和《水经注》，说桑钦撰写的《水经》（这是误会，桑钦确写过《水经》，但已经亡佚），记载了全国河流一百三十七条，其中包括长江与黄河。郦善长（郦道元字善长）为《水经》作《注》，引及了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唐六典》所记载的《水经》和《水经注》，都是完整的足本，但从河流的数量来说，《水经注》比《水经》就几乎多了十倍。可惜当时的朝廷书库不是公共图书馆，除非朝廷自己修书，外间人是无缘窥及的。唐朝官修的如《初学记》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之中，才让人们看到了若干《水经注》引用的词句。
有人认为此书在唐末已流入民间，理由是当时诗人陆龟蒙在他的《和袭美寄怀南阳润卿》诗中有一句“山经水疏不离身”的话。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第一，“山经”当然是《山海经》，但“水疏”并不一定是《水经注》。第二，陆龟蒙在当时是上层文化人，他假使通过什么关系从朝廷书库中录出一本，他也只能是“不离身”，无权让他人传抄。所以此书在唐朝末期已传入民间的话并不足信。
北宋初期，宋太宗赵光义很想发展文化事业，要朝中的文人学士用他的年号编纂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在这几部近百卷或上百卷的大书中，引及了不少《水经注》的文字。特别是《太平寰宇记》，这是一部全国性的地理书，全国境域都写到了，而几乎各地都引用了《水经注》的文句，而且引用的文句中有泾水、（北）洛水、滹沱水等现在的本子上所不见的河流，说明当时朝廷收藏的是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四十卷足本。但是到了宋仁宗景祐年间，朝廷整理藏书，编制《崇文总目》，发现《水经注》已经缺佚了五卷，只剩了三十五卷。现存的此书四十卷，显然是后来的学者在三十五卷中分析出五卷凑数的。所以在宋初编纂的几部大书中所引的不少大河和许多小河，现在的本子中都看不到了。人们有这样的猜测：宋初编纂几部大书，引用《水经注》很多，此书从朝廷书库里取出来，几种大书的编纂人员都要披阅引用，人多手杂，这五卷可能就是在那时遗失的。几部大书编成以后，参引书籍就收回书库，当时未曾清点，直到编制《崇文总目》时才发现缺佚之事，到此时已经无法弥补了。清代有些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就以宋初的这几部大书为主，再加上唐朝和以后元明各代引及有关今本不见的文句，补出《泾水》、《（北）洛水》、《滹沱水》等多篇在景祐缺佚以前的文字。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所辑的无非是几条字句，写不出郦道元的文采，不免枯燥乏味，令人遗憾。
朝廷藏书的《水经注》流入民间的较为可靠的时代是北宋。当然，初期获得传抄本的仍然是少数上层文化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东坡）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寄周安孺茶诗》中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把诵读此书作为他的一种享受。而在他写作的文章如《石钟山记》中，也引用了《水经注》的文句。苏东坡出生于景祐四年（1037），当时，朝廷收藏的《水经注》也已经只存三十五卷。而他出生后不久，《水经注》的第一种刊本“成都府学宫刊本”随即问世。这个刊本究竟刊于何年，因为本子早已亡佚，所以无法论定，但全书只有三十卷，无疑是个劣本，苏东坡当然不会用这样的本子吟诵取乐。在苏东坡五十岁那年（元祐二年，1087），一种到明代尚有流传的刊本即所谓“元祐刊本”刊成付印。这种刊本虽然以后也告亡佚，但明代学者有用此本作底从事校勘的，其中如吴琯刊本至今尚存，我们借此可见，“元祐刊本”已作四十卷，说明元祐年代的这位学者，已把三十五卷分析为四十卷。但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引用的文句，是在《江水》（即长江）篇中的，并不在宋初缺佚的五卷之内，而这段三十多字的文句，从“元祐刊本”到现在流行的各种版本，都未曾收入。说明苏东坡当年所得的抄本，虽然也是景祐缺佚以后的本子，但比以后的本子更为完整。
从今天来说，《水经注》因为它的内容丰富，已经近乎一种百科全书，对许多行业的学者，如历史、地理、河川、水利，甚至动植物、矿物等方面，都有参考价值。但苏东坡不是一位河川水利学者，是个文学家，他之所以说出“乐何深”的话，显是欣赏此书的生动文字。例如在《石钟山记》中所引而为现在所失的一段：“石钟山西枕彭蠡，连峰迭嶂，壁立峭削，而西、南、北皆水，四时如一，白波撼山，响如洪钟，因名。”（《太平寰宇记》、《舆地名胜志》等都引此一段，但以苏引最为完整）就是对此处山水的生动描写。因此说此书现在对学术界的许多行业都有价值，但此书的声名，开始无疑是从它的绝妙文章传播开来的。明末一位史学家张岱曾经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柳子厚即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所写的游记文章《永州八记》擅名古今。袁中郎即明著名文学家袁宏道，也以写游记出名，有《袁中郎游记》流传，脍炙人口。但他们都在郦道元之下。著名如柳宗元，为什么在描写风景的功夫上不及郦道元，我在本书中已经举例说明。
自从明朝开始，《水经注》的本子，包括刊本和抄本纷纷问世，研究此书的学者也先后相继，从各个方面从事钻研，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郦学，而且由于研究的内容和目的不同而出现了三个学派。第一个是考据学派。因为此书从南宋以来，经过多次雕版和辗转传抄，到了明代，许多流行的本子，已经到了错误百出、不堪卒读的地步。所以有许多郦学家都在考证校勘上下工夫，最后获得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以朱谋㙔为首校成的《水经注笺》，被清初学者称赞为“三百年来一部书”，也就是说在明朝一朝中一切著述中的唯一一部好书。但其实此书仍然存在许多缺陷。清朝初年，郦学家一时涌现，大家各找不同版本，各自深校细勘，特别是乾隆年间出现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中以戴年龄最幼，得以因缘进入四库馆参与《四库全书》编修，从事《水经注》的考证校勘。他以全、赵成果为主要基础，参以其他各本，特别是当时只能在四库馆内见到的《永乐大典》本，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校定了一种受到爱好山水地理的乾隆称赞的版本，随即在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以活字排印出版，称为“武英殿聚珍本”（简称“殿本”）。此本除了宋初缺佚的五卷无法弥补外，显然是许多版本中首屈一指之本，以后各省纷纷翻刻重版。民国以后，各大书局又铅排出版，成为此书流行最广、印数最多的版本。虽然此本还存在若干可以继续校勘之处，但总的说来，考据学派的事业已经基本完成。
第二个学派是地理学派。早在明代，已有学者认为《水经注》是河川水利之书，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经世致用之书，其重要性首在河川地理研究。清代持这种观点的郦学家也有不少。最后由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熊会贞师生二人，以地理为主（当然也有校勘成果），编纂成《水经注疏》一书，是所有此书版本注疏量最大之本。他们师生并同时编绘了《水经注图》，书图二者，至今都是研究历史地理特别是古代山川水利的极有价值的版本。
第三派是词章学派。此派认为《水经注》之所以不同凡响，全靠郦道元的绝妙文章，尤其是其中的山水描写。有人竟对此着迷，认为此书除了引人入胜的生动描写以外，没有别的东西。确实，在历史上大量书籍亡佚的情况下，此书能够孑然独存，并且形成一门学问，其开端无疑是因为郦道元的文章出众。如大文豪苏东坡所说的“乐何深”，就是因为此书在词章上让人爱不释手的缘故。直到民国时代，中学教科书上还常常选载此书描写风景的若干片断作为教材，给学生欣赏享受，学习研究。
《水经注》是一部奇书，郦学是一门内容浩瀚的学问。现在除了国内以外，郦学研究早已流向国外，如日本和西欧，都有不少这门学问的研究者，研究的领域极广，课题很多。但是这些都是郦学家们的工作，不关一般读者的事。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还是苏东坡的那首诗：“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我应中华书局之邀写作此书，目标也是针对广大一般读者，因为此书可以为我们提供文学上的欣赏和享受。清代学者称赞此书的词章：“片言只字，妙绝古今。”《水经注》不同于有些有争议的书，它可以稳稳当当地坐在历史名著的座位上，让读者在此书中获得文字咀嚼、风雅追求和情操陶冶的享受。或许也可以提高读者的写作能力，甚至吸引读者从事对此书某些专题的研究。
因为《水经注》有四十卷，其中所记的河流，有的一河分成数卷，有的一河独占一卷，但多数是几条河流合成一卷。从《河水》到《渐江水》（渐江水以下的不计），书中立为标题的河流共有一百二十二条。所以本书每卷都有一个“题解”，把该卷立题的河流是今天的什么河流作点说明。因为此书写作至今已逾一千四百年，除了名称的变化以外，河流本身的变化也很不小。这一百多条河流中，有的至今仍是全国大河，有的已经移动或消失，也有个别在写书时并不存在，所以必须让读者知道。此外就是“选文”，四十卷中，每卷都有几段入选的文章。其中选入最多的当然是“片言只字，妙绝古今”的山水描写。也有一些是以史为鉴，到今天仍然铿锵有声的词句。“选文”之下，我都做了一点“注释”加以说明，王东同志协助我另外做了语词上的“注释”。最后就是每段“选文”的“译文”，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我往年曾邀集几位在文学上很有造诣的朋友做了这项难事，现在还不得不仍然依靠当年所作的充数，郦道元的神笔，显然不是我们的语体文所能表达的，何况“选文”都是《注》文中的精华。对于这方面，尽管我们曾作了较大的努力，费了不少推敲工夫，但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陈桥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