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海一家”这个人类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广告词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未来学家的预言了。一个被贴满信息标签的技术大综合趋势所推动、被文明冲突与融合两股冷暖洋流所激荡、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所困扰、并让所有人包括预言家和占卜师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时代，正在20世纪的黄昏和21世纪的黎明之间徐徐展开。
全球化整合，全面而深刻。经其无情点化，必然要改变甚至消解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利益边界。诞生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的现代概念的“民族国家”，已不再是高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顶端的唯一代表。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的大量出现，同国家与国家间固有的矛盾一起，正在使国家权威、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受到空前的挑战[2]。
[1]1648年欧洲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西班牙、荷兰八十年战争和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局面，并被认为确定了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前所订一切条约的基础。
[2]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具代表性也令人最担心的是，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按照厄纳斯特·吉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中的看法，国家的定义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单位。据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关于“21世纪安全威胁来自何方”的民意调查，32％的人认为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是国际犯罪和贩毒集团，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4位才轮到民族国家。美国陆军在一份在网络上公开，却未出版的小册子（TRADOC PAMPHLET 525-5:FORCE XXI OPERATIONS）中，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使用赋予它们类似于民族国家的相当能力的现代技术的非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战。从范围看可以分为三类。
1.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提出挑战。
2.无国家性的。无国家性威胁与它们所属国家无关。这些实体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这种地位。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
3.超国家性的。超国家性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
（见《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王小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P44－46）
美国军方没有把攫取垄断利润的跨国公司当成对安全的威胁，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经济自由意识外，还在于他们把威胁仍局限在军事领域的见解有关。像微软、美孚－埃克森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对国家权威造成实质性威胁，甚至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
与早期民族国家生成时，大都经过铁与血的战争为其助产一样，在民族国家向全球化的转型中，也无法避开巨大利益板块的碰撞。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够解开“戈第安之结”[3]的手段，不光是剑，因此它不必再像我们的祖上们那样，总是把武力解决作为最后仲裁的上诉法庭。政治、经济、外交，任何一种手段，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军事手段的代用品。但人类却毫无理由对此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可能地用不流血的战争去替代流血的战争而已[4]。其结果是，在缩小了狭义战场空间的同时，又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一如既往地争夺、劫掠和厮杀，武器更加先进，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点血腥，但却同样残酷。现实如此，人类的和平之梦便依旧飘渺而遥远。即使乐观地说，在可以想见的岁月里，战争也不会匆忙绝迹，不管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既然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要发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和能够 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胜。
[3]相传亚历山大率军攻入小亚细亚腹地后，在戈第乌姆城朝拜宙斯神庙，庙中有一辆曾属于弗里吉亚国王米第阿斯的坐车，被一堆杂乱无章的绳索紧紧缠绑着，据说从来无人能够解开它。亚历山大面对此结沉思片刻，突然拔剑砍下，将其一举断开。从此，“戈第安之结”便成了那些不易解决的复杂棘手难题的别称。
[4]在未来战争中，像金融战那样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国的战事会越来越多。设想一下，如果1998年8月香港金融保卫战失利，将对香港甚至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影响？而这种情景并非不可能，如果不是俄罗斯金融市场崩盘，致使金融投机家腹背受敌，结局如何尚难预料。
面对将要在无边的战场上展开的广义战争，仅凭军队和武器，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这一级别上的国家利益。显然，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科学家甚至银行家们的事。如何进行战争，自然也就不再是只由军人们去考虑的问题。早在世纪之初，克莱孟梭就说过，“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近百年的历史却告诫说，把战争交给政治家们去干，同样不是解决这一重要课题的理想办法[5]。人们转而求助于技术文明，希求能从技术的发展中，找到控制战争的阀门。但令人失望，整整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战争却依旧是在笼头和鞍鞯之外撒欢儿的野马。人们又乞灵于军事革命，指望高技术兵器和非杀伤性武器，能减少平民乃至军人的伤亡，以降低战争的残酷性。然而，军事革命发生了，它和其它革命一起，改变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世界已经不 是原来的世界，战争却依旧是原来那般残酷。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残酷以区别于两军厮杀的方式得到了扩大。想想洛克比空难，想想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次爆炸，再想想东南亚金融危机，应该不难理解，这另一种残酷意味着什么。
[5]不论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杜鲁门、约翰逊以及萨达姆都没能成功的驾御战争。也包括克莱孟梭本人。
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侧面。当这样的侧面朝向立身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时，或许，每个军人都该对自己发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莫里斯、本·拉丹、索罗斯之流，都可以称之为明日战争的军人，那么，还有谁不是军人？如果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达扬、沙龙之辈，都可以算做是穿军装的政治家，那么，还有谁不是政治家？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留给军人的困惑。
既然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打破，战争与非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所有的难题都由于全球化趋势变得环环相扣、互相咬合，那就必须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应该能打开全部的锁，如果这些锁是挂在战争大门上的话。而这把钥匙必须适合从战策、战略、战艺到战术所有级别的尺寸，也适合从政治家、将军到士兵每个人的手。
除了“超限战”，我们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合适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