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相对于之前的东周时代，算是一个彻底的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在这种局面下一种优势和劣势都非常明显的发展策略出现了。管仲当时以其中央集权的思想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后来的商鞅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种治国思想，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物质和军事基础。然而，同样的，这种思想的副作用在商鞅死后一百多年终于爆发出来，同一天下的秦朝还在沿用商鞅的“苛政”，于是终于有了那场著名的大雨，有了著名的那两个人——陈胜、吴广。
后世的史学家，把这种治国思想称为“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这种体系可以在国内压制异己，有利于君主的统治，而同时可以凝聚资源做国家最擅长的事情——战争。古代世界里，各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对此有着某种深入的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15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新的时代，自由和民主不仅仅成为所谓的普遍现象，背后更是有着经济发展的必然驱动力在发挥自身作用。20世纪，有两个国家（不仅两个，只是这二位比较著名）在企图重复秦朝的历史，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是前苏联。也许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读过管子，也没有读过《商君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重蹈秦朝的覆辙，当然，他们的国家最终也没有逃脱秦朝的命运。更有趣的是，他们的国家存在的时间还不如秦国，也没有统一天下，从这点来说，还不如秦朝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