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故事由于距离现在太久远（两千多年前），所以很多都不为人们所熟知，虽然如此，“春秋五霸”的鼎鼎大名还是至今不衰，如雷贯耳（虽然还远比不上和珅、纪晓岚等人，但在先秦人物中的出镜率也算高的了）。其实，五霸的成就和业绩参差不齐，之所以共享如此“殊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占了与齐桓公共用一名（“五霸”是一个集体名词）的光。
齐桓公之所以如此牛气，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春秋五霸中按出场顺序的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他的霸业之显赫和人望之崇高在五霸中无人能比。
咱们看一下五霸中的其他六人（按两种说法五霸共有七人，并非笔者不识数）：宋襄公是个可悲可笑的失败者（真不知为什么两种排法他都榜上有名），秦穆公和楚庄王都只是称霸一方，吴王阖闾和越王句践（这二位与秦穆、楚庄分属于两种排法）不仅是昙花一现，而且都是纯靠武力击败强国而名震一时的（阖闾几乎灭掉了楚国，而句践则是彻底灭掉了吴国），但二者对其他诸侯国的影响力并不大。所以能与齐桓公一争高下的唯有晋文公重耳。
然而，重耳的霸业之彪炳虽然不在齐桓公之下，但其人品实在不敢恭维——齐桓公是礼敬周天子（名义上的全国元首），而晋文公则有强势压人之嫌；齐桓公以德报怨，晋文公则是恩将仇报（算计楚国、压制秦国，这两国都曾帮助他政治避难并返国登基）；齐桓公存亡继绝、锄强扶弱、以德服人，晋文公则是睚眦必报、打压小国、以力立威……总之，齐桓公让人感觉到谦和、厚道的君子之风，而晋文公则总显得有点阴暗、狡诈，令人畏惧和厌恶。于是，以孔老夫子的一句“齐桓正而不诡，晋文诡而不正”作为盖棺定论，齐桓公的最大一个对手也就此被比了下去。
平心而论，“霸主”并不是当时对这些强人的正式称谓，正式的称谓应该是“伯主”（可不是博主）。可不要小看这个毫无霸气不起眼的称谓，它可是当时诸侯国追求卓越的最高目标。说是诸侯国，其实仅限于像齐、晋等为数极少的几个大国，其他芸芸众生的小国想都不敢想，因为它来自一个不在政府正式编制的特别任命——方伯。
那么何谓方伯呢？简单说，就是周天王指定的代替他辖制诸侯的盟主。方，意思是在全国范围内；伯，按照伯、仲、叔、季（即一二三四）的排序就是“老大”的意思。所以，方伯就是所有诸侯国的老大。看来，“老大”这一称谓真是源远流长，并非现代黑社会的发明。
不仅是名称，就连业务上二者也很相似。方伯的主要职责是“得专征伐”，意思就是谁不听话他就能打谁。这不光是对实力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更是地位高人一等的象征。想想看，打人是一切惩罚手段中最原始、最粗鲁，同时也是最有效、最有说服力的一种，所以，行使这一手段的资格和权力从来都是掌握在一个团体的最高权威手中——在家是老爸，在国就是国君。而方伯竟然能分享这样的打人权，其分量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老大的职务不是常设的，一般都是特别授权，而且仅许一人一时，绝不能继承转让，否则，老大上面的那个总扛把子可就玄乎了。这样看来，能有幸当上一任老大，不仅是实力强悍的证明，更是德高望重的象征。据说，周朝第一个被授予打人权的幸运儿不是外人，就是齐桓公姜小白的祖爷爷——姜太公姜子牙。从西周建国之初到东周早期，时隔数百年，小白竟然续写了“奉召打人”的家族光辉史，想来老太公泉下有知也会老怀大慰了。
更令老爷爷喜出望外的是，孙子小白虽然没有机会一比他创业建国的功绩，但在老大的职位上比他干得更为出色，不仅成为整个春秋时代唯一实至名归的“伯主”，即使在浩浩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堪称一位出类拔萃的英明君主——自青年继位国君以来，上尊王室、下抚诸侯、外击狄戎、内安百姓，创造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盖世霸业，成为数十年来中国的真正领袖。
然而，创造这一切的并不只是齐桓公本人，更要归功于他的丞相管仲，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大强人之一。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可谓话不糙理也不糙。想想也是，想做一个完人，不仅要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往往还要色艺双绝、文武双全，似乎只有这样的偶像级人物才能经得起各色人等的挑剔——难，实在是难！
虽然如此，中外历史上似乎还是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位完人。外国离的太远没有去过，而且语言也不太过关，所以就不染指了。单说咱们中国，炎黄二帝、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都有幸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虽然没几年历史的老外不太愿意承认中国三千年开外的“文明史”（不知是否不“文明”就不算历史，更不知老外们的殖民行径是否算作“文明”），而我国政府本着一贯的国际友好原则也对此不加反对。但毕竟中国人民是受过伟大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的人，知道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不管别人怎么说，坚持认为自己祖宗的事还是自己说了算，于是，好些个上古名人才幸免被列为与龙、凤、麒麟等一样的传说中的虚幻东西。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学术“大师”对那些古人不依不饶——有说他们道貌岸然心理阴暗的，有说历史资料记载不实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一个目的：想通过搞臭古人来抬自己的名气。
不过既便如此，人们对于管仲的评价基本上还是众口一词认为他老人家已经具备了“完人”的标准。理由很简单——首先，管仲的成就实在是没说的，他凭借着一手创造的“齐桓神话”，成为前可媲美姜子牙，后可比肩诸葛亮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其次，他与鲍叔牙“管鲍之交”的传奇经历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千古佳话；此外，记录他言行的《管子》一书，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传世之作，更使其一生堪称完美。所以，即使是按照孟子“立功、立德、立言”的严格标准，其“完人”的评价似乎也当之无愧。
于是乎，后人的溢美之词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就连素以高标准要求人的的孔夫子，也把春秋时代攘除外患、安定中国的旷世之功毫不吝惜地归于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素以严谨著称的太史公司马迁，也同样大张旗鼓地赞扬道：“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可惜的是，管仲生前的丰功伟绩固然无可挑剔，但在他安心上路之后，却留下了一个岌岌可危的政权大厦，不久，当他的余威不再具有震慑力时，几个蓄谋已久的厚黑大师终于出手了，不仅一下子毁掉了他积功数十年打造的盛世霸业，而且直接导致了齐桓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间惨剧。
不管是对于桓公本人还是对于他的事业，这场群魔乱舞的闹剧无疑是具有毁灭性的，不止如此，它也不可避免地让人对算无遗策的管仲产生了某些质疑，直接影响到了他老人家“完人”的名誉。苏东坡的老弟苏辙在《管仲论》中，就很不客气地把这场悲剧直接归咎于管仲“应作为而不作为”的重大失误。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闹剧呢？
“三竖”，顾名思义，就是三个竖子，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三个小人。有人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么大个齐国，有个把小人算得了什么？也有人会说，齐桓公不是明君么？明君手下也会有小人么？
要知道，明君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别说没有出家当和尚，就算一心向佛，像五代的梁武帝那样，不也照样荒唐事不断吗？而且，世上之所以有小人，固然不排除有些人的品格天生低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市场——从法家学说到宋明理学，从厚黑学到马屁经，都是逢迎领导的专业性著作。其他像伯嚭、李林甫、和珅、李莲英等，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科研成果，但也绝对算是天分极高、自学成才的厚黑精英了。
三竖就属于后一类精英。说起他们的大名，由于历史久远，也缺乏连续剧的炒作宣传，所以并不鼎鼎，但是他们的成就却足以在厚黑学说史上名列前茅，令大多厚黑晚辈自叹不如。
先了解一下三竖的简历。
三竖之一：竖刁（名副其实，不但是竖子，而且很刁钻）。职业：太监；特长：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主要资历：自宫，但不是为了练《葵花宝典》，而是为了接近齐桓公；政治背景：深得桓公信任和喜爱。
三竖之二：雍巫，表字易牙；职业：侍卫官；特长：同上外加烹调；主要资历：为桓公做了一顿美味，原材料是自己的三岁儿子；政治背景：同上。
三竖之三：开方；职业：大夫；特长：同上但不擅长烹调；主要资历：抛弃卫国太子职称而投靠桓公，自称是因为仰慕；政治背景：同上。
就是这三个家伙，跟着齐桓公几十年，明明没有什么本事（潜规则的本事除外），却极得领导的喜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当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充分满足了桓公的自恋心理，认为自己原来是这么地让人崇拜。这就足以让他们成为权势显赫的心腹大人了。
为了给予他们晋升和赏赐的机会，桓公曾多次任命他们参与军政大事，还好在管仲的约束下，虽然没有什么立功表现，但也万幸没有出大乱子——竖刁除外，在管仲蓄谋已久的伐楚之战中，他受了蔡国（楚国的亲家）的贿赂通风报信，使楚国得以提前准备，从而导致管仲处心积虑地集合十几国大军而未能实施征伐，只签订了一个类似于城下之盟的“昭陵之约”就退兵了。
要说受点贿赂，干点欺男霸女、把持朝政的坏事，那只是小人们的本职工作，似乎还不足以名垂青史。然而，作为春秋小人偶像派的三竖，自然不会这么胸无大志。虽然他们没机会拜读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但与生俱来的天分却让他们自觉地实践了这一原理——在满足了中饱私囊的物质追求之后，油然而生出篡权擅政的政治抱负。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自强不息了。
当然，对于作了几十年霸主的齐桓公，他们还不敢大张旗鼓，尤其是在管仲生前，他们总算保持着不敢捋虎须的明智。于是，他们发扬了持久战的精神，把目标瞄准了下一代，本着干坏事从娃娃抓起的精神，各自投身于齐桓公儿子们的阵营中。
桓公的后宫虽然还达不到后世三千佳丽的规模，但毕竟也是贵为国君，而且他自己也曾羞答答地表白过“寡人好色”，所以，他的老婆队伍绝对称得上兵强马壮，相应的，儿子的数量也很可观。
西方古典经济学说过，人都是有感情偏好的。这不仅是对事，对人更是如此。在数以连计和数以营计的一大票老婆和儿子中，桓公最喜欢的是六个“如夫人”及其与自己合作生产的六个产品。
“夫人”，是三妻四妾时代男人的“正老婆”的职称。不要小看这个职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中，混到这个职称的女人就意味着拥有家庭内政的管理权，诸如教育子女、管制侍妾、掌握丈夫工资、敲打儿媳妇、虐待仆从等等实权性事务都在其权责范围内。举个例子，《红楼梦》里的王夫人、王熙凤等人之所以那么牛，主要就是靠着这个实权职务来的。
而所谓“如夫人”，顾名思义，就是“虽然不是老婆，但也和老婆差不多”的意思。这在现在经常被用于哄小蜜的话，在当时却是一个名词，代指仅次于夫人而高于侍妾地位的正式职称。
虽然听起来只是个“副老婆”，但这个职称也不是随便就能任命的。一般来说，只有“正老婆”不在了，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又不愿把这个革命的火炬传下去，于是就按照“次长负责制”的组织机制任命副老婆全权代理内政。所以，在这个职务上，正副职往往是不并存的，因而副手的职权与正职几乎完全相等——唯一的不同是，就像现在的职务规定一样，正职只有一个，而副职可以有N个。
齐桓公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先后任命了三位正职，她们或早死或被休，而且无一生男。于是，本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子精神，齐桓公把基数翻了一翻，一口气又任命了六位副职。可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这六位果然不负众望，不仅深得老公的欢心，而且错落有致地各自产下一子，堪称超额完成任务。
有道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仗着老妈的出色表现，这六个幸运儿也随之成为桓公最疼爱的儿子。
妇唱夫随而且众儿绕膝，家道殷实而且事业有成，这种天伦之乐真可谓夫复何求了。可惜，因为“不幸生在君王家”，从桓公到六妻六子，甚至朝中大臣们，渐渐地都预感到一个大麻烦——继承人问题。
按理来说，这首先是桓公最应该考虑而且责无旁贷的问题。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好老公兼好爸爸非常的公正而且博爱，不偏不倚地对待这六对母子，甚至当他们恃宠撒娇着要求继承权时，他也乐呵呵地都含糊着答应过。正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桓公对儿子糊涂的爱把他们都变成了惦记着抢夺家产的贼了。
桓公也并不是绝顶糊涂，和平常一切大事都要征求管仲的意见一样，在这件事上，他也曾与敬爱如父的仲父商量过。
令人遗憾的是，当桓公问及立哪个孩子比较合适时，管仲却直接把皮球踢了回去，反问桓公更倾向于谁。当然，无论是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还是有意避嫌，这样做也算是明智之举，毕竟宫闱私事往往比朝廷公事更加复杂，历史上不少名臣都曾一不留神栽在立嗣问题上。
桓公自己表示倾向于老三姜昭，但又担心老三镇不住摊儿，抵挡不了如狼似虎的五兄弟。这确是立嗣问题上的常事，没有及早确定和培养继承人，不仅得宠的儿子们会各怀异志，而且找不着组织的大臣们也会因此而各找队伍，从而形成足以制约一把手意志的现实力量。这很有点像现代的政党、压力集团的意思。
话说到这份上，应该是管仲拿个主意的时候了，可没想到他这次竟然把皮球踢得更远，虽没有冲出亚洲，但也踢出了国门——让桓公在诸侯中寻觅一个合适的托孤人，把嗣君小昭托付出去。
这实在太说不去了！自己的内政、家务自己解决不了，而要拜托外人。且不说家丑外扬的丢面子和引狼入室的风险，如果小昭的君位必须要靠外人才能坐稳的话，桓公的一世英名和和齐国的霸主地位必然会因此而一去不返。
一向对管仲言听计从的桓公早已丧失了他青年时的独立思考能力，又一次无条件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册立小昭为世子，并选择了宋襄公作为托孤者，拜托他在关键时刻罩着小昭。
这一决定不仅为齐国带来了长时期的动荡混乱，而且作为一个副产品，还激发了宋襄公本不该有的“大志”，导致了宋襄争霸的闹剧兼悲剧。
之所以会发生那么大的动荡，不仅是因为小昭那哥儿五个的不安分，在其中起更大作用的是管仲早就不满，但始终没有铲除的三竖。
本应该对立嗣问题负责的管仲奇怪地弃权了，但本不应该参与此事的三竖却一直热烈地掺和在其中——竖刁和易牙投靠的是六夫人中的长卫姬（即桓公两个卫国老婆中较大的那个）和其子姜无诡，开方追随的是夫人葛嬴及其子姜潘。
这个姜无诡名字听起来很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但这显然只是他挂羊头卖狗肉的虚假广告而已，在他们六兄弟中，最热衷于玩阴谋的就是他，在老爸死后最早发难把三弟撵走的也是他。
还有一说，姜无诡的名字叫做姜无亏。如果是标榜自己行止无亏的话，那么这个名字的虚假程度就与“无诡”异曲同工；但如果是表示自己绝不肯吃亏的话，倒算是喊出了他的心声。
俗话说露头的椽子先糟。出手最早的姜无诡被小昭的托孤大人宋襄公出兵干沉，与他的哼哈二将竖刁、易牙一块去阴间找老爸作检讨了。之后，小昭作了十年国君，终于难逃宿命，被开方和小潘谋杀；小潘当了十九年一把手后总算寿终正寝，但他的儿子却又被六兄弟中的姜商人做掉了；可惜姜商人可能更适合经商而不适合从政，当了四年国君后就被大臣所杀，自己的另一个兄弟姜元毫不费力地接班作了新一代掌门人，圆了多年的君王梦。
至此，除了老六姜雍很明智地急流勇退跑路之外，其他五个把闹剧进行到底的兄弟们都过了一把老大的瘾，虽然时间长短不同，政绩好坏各异，但数十年的混乱却足以把老爸的基业毁得满目疮痍。曾经显赫一时的齐国就这样走向了衰弱，坐视楚国、晋国、秦国，甚至吴国的强大而无力相争。
管仲之后，霸业不再！这不仅是齐国后世君臣的哀叹，也是喜爱齐桓体系的一切后人的痛惜。
掩卷沉思，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萧蔷之祸的导致的混乱，是一场兄弟争家产不养老的家庭悲剧，但对于家国同体的君王来说，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家庭私事”，他的一切事务都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因此，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托词对于君主并不适用。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如果在管仲之后，丞相的位置上有了合适的接班人，可以想象，这一切悲剧都是能够避免的。
但是，现实中从来都没有“如果”，在实行了数十年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齐国，身为老板的桓公早就没有了自主经营的能力和兴趣。于是不可避免的，他把管仲留下的真空权力慷慨地授予了他最喜爱也最为信任的身边人——三竖。
当然，这看起来似乎同样是桓公的最大责任——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作为全权代理国政几十年的仲父来说，没有培养接班人毕竟也是难辞其咎。苏辙所说的“三竖之乱始于管仲”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一般来说，伟人大都会给后人留下一个接班难题，让人困扰万分，并为之扼腕叹息。原因很简单，虽然说千里马常有，但像管仲、乐毅、诸葛亮这样的大才也绝对称得上是不世出的人精了。因此，想要接着伟人的班作一个继往开来地领路人，绝不像唱起来那么简单。从这个角度说，管仲身后没有留下合适的接班人选似乎也不足厚非。
虽然如此，尽可能地培养理想的接班人，或者建立一个稳妥的班子，也是首脑人物离职前所必须要尽到的责任。典型的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萧规曹随”——虽然萧何没有发现才能可与其匹敌的人选，但他知道曹参能够把他已然建立完善的政策忠实地执行下去，对于一个堪称完美的局面来说，这就足够了。
另外，交接权力也具有转移矛盾以求解决的作用——把前任不愿做或做不了的任务转移给后任来做，以免因自己的局限性而造成的隐患逐渐积累成尾大不掉的痼疾。例如，与管仲基本同时期的楚国名相子文，自认为治国之才有余，而开拓魄力不足，于是让位给名将成得臣，虽然后来成得臣有城濮之战的失利，但也确实为楚国的武力争霸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比如唐睿宗李旦，在其当政期间，他唯一幸存的同胞妹妹、并且参与了平定韦皇后之乱的太平公主，依仗着皇兄看重骨肉亲情，一再挑拨离间，向太子李隆基拍黑砖。还好头脑清醒的李旦自知没有魄力对妹妹下手，于是提前让位，最终由李隆基收拾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姑姑，兑现了“除了太平方太平”的谶语。
还有乾隆与和珅的例子更是家喻户晓——乾隆帝明知和珅很不像话，但念及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逢迎拍马，正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是一改大兴文字狱的杀气腾腾，显示出了海一般的宽容，把和珅一下子留到了嘉庆朝。按照“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乾隆这也算是为儿子留了一笔丰厚的“动产”。
管仲的情况与上述例子都有些类似：一方面，他用心经营数十年的兴旺事业需要合适的接班人来继承，即使很难发扬光大，但至少也应该能够守成；另一方面，他对三竖的危害早就洞若观火，出于对国家负责、对桓公负责，哪怕是对自己的心血负责的考虑，他都应该选一个更有魄力的接班人去完成自己没有决心做到的“清洗运动”。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在著名的“管夷吾病榻论相”中，我们不得不欣赏他对三竖一针见血的揭露，不得不钦佩他预言隰朋短寿的先知，不得不扼腕于他“惜乎哉，宁戚也”的哀叹。算无遗策的管老先生似乎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后继无人，没人可用！
这样的结论把大家重新带到了“人才难得”的老生常谈中。
人才的作用不需多说，得人者得天下绝非大言欺人，古今中外的史实早就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现实中，几乎人人都能感觉到，相比于人才，更难得、更稀缺的应该是伯乐。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是孔子对人才普遍性的认定。“鲍叔贤于管仲”，这是孔子对管仲个案的评价。
《孔子家语》所载：有一次弟子问起当代人物，想请老师品评一下，孔老师很干脆地点出：“齐国的鲍叔牙，郑国的子皮！”弟子迷惑了，按照正常的功绩考核标准，鲍叔牙与子皮又怎么能和辅佐齐国称霸的管仲、辅弼郑国中兴的子产相提并论呢？他把这个疑问提了出来，得到的答案是：“鲍叔牙推荐了管仲，子皮培养了子产，但没听说管仲、子产又推荐、培养了哪些人。”——弟子明白了：伯乐的重要性更胜于千里马。老外对这一点理解得更透彻：选拔人才的机制比人才本身更重要。
那个时候的人才机制很不完善，主要是靠继承和推荐两种途径，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出才率更高得多。
由于管仲没有推荐什么大才，所以在死后留下了后继无人的困境，但在他上任之初，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
《史记》中记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
鲍叔就是鲍叔牙，他在与管仲贫贱之交时就对其赞赏不已、关照有加；而后在成为齐桓公的师傅之时，他又劳心费力帮助桓公登上国君宝座；更可贵的是，他在实至名归地成为桓公开国第一元勋的情况下，大公无私地将唾手可得的丞相之位让与能力更强的管仲，自己甘居副手。所以，鲍叔牙的伯乐风格一直被世人所倾慕和传唱，就连管仲本人也涕泪纵横地感慨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
除了鲍叔牙之外，其他的隰朋、高傒等又是何等样人呢？
高傒字敬仲，齐桓公在即位之前，其父齐襄公因为残暴、淫乱而激起了兵变，被乱军所杀，拥立了公孙无知，朝政大乱。这时身为“国之世臣，素有才望，为人信服”的高傒，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主持平定了乱党，铲除了公孙无知，于是桓公才得以即位。
而隰朋等人，《列国志》记载得更为清楚——管仲在受任丞相之际，曾向桓公品评齐国“五杰”：“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司行；垦草菜，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越，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成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
这“五杰”之长囊括了外交礼仪、农业经济、军事战争、司法诉讼和诤言进谏等重要政事，堪称国之支柱。
除了高傒的高家之外，齐国还有一门与之相当的“世臣”国氏，国、高两家是齐国建国以来的世代重臣、国之肱骨，数百年来多次力挽狂澜，挽救齐国宗室于危难之中，所以一向居于齐国的政治核心之中，素称“二子”。
国、高“二子”以及“五杰”，再加上鲍叔牙以及后来被桓公破格提拔的宁戚（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才，被任命为管仲的副手），这些人构成了管仲相齐初期的智囊团，正是因为这九人的辅助，管仲才得以如鱼得水地施展才华，辅佐桓公开创了千古盛世。
可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以管仲为首的齐国人才网先后凋零——高傒寿终归西，隰朋、宁戚中年不寿，宾须无、东郭牙等也逐渐老去，于是在齐桓神话后期，当管仲油尽灯枯之际，强极一时的齐国竟然终于到了后继无人的惨境。当管仲在“惜乎哉，宁戚也”的唏嘘感叹之中撒手而逝之后，留下了无人照管的一个盛世空壳，终于导致了奸人的乘虚而入。
一个盛世随着人才的凋零而走向没落，这个场景很常见，几乎历代政权末期都是如此，简直成为一个规律性的法则。绝大多数的原因都是一个：氏族政治的形成和巩固，导致了特权阶层门户森严，“外人”几乎无缝可入。
这一点确实很难避免，想当初，老大十几个人、七八杆抢，要不是靠着兄弟们提着脑袋玩命打码头，哪可能有后来的光辉岁月。所以，按照最朴实的“谁付出谁受益”的原则，这些功勋之臣获得相应的地位权利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随着元勋们的权势世代相传，原本就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就变得更加密切交织，他们不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相互扶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君主的权力基础。当这一局面出现时，决定国家大政的往往就不再是君主本人，而变成了贵族集团。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来解释，就是君主政体变成了贵族政体。
随着贵族政体或曰氏族政治的发展壮大，他们逐渐垄断各种权力和利益渠道，上至中央内阁，下至机关大院扫地看门的，层层与利益相关的岗位无不被大小特权人物所占据。在这种形势下，“新陈代谢”、“有能者居上位”等人事机制只能成为空虚的口号而已。
于是，一方面是当权阶层的人才补充不断匮乏，另一方面是不堪困窘的士子四处碰壁，唯恐天下不乱。就这样，只要等到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早就不堪重负的政权骆驼就会轰然倒下。
然而，桓公时代的齐国并非这种情况。一方面当时的氏族政治并没有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竞争也拉动了对人才的需求。所以，齐国后继无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现实的无奈，只能是执政者的失职。
孔子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诚然也。我们经常惊叹，刘邦的沛县班子、朱元璋的凤阳班子、洪秀全的金田班子、毛泽东的井冈山班子……，小小一个县，居然就提供了足以打天下并安天下几十年的文武俊才，其质量和数量令人咂舌。其实，稍作总结就能发现，并不是天意安排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降生那么多人才以供某个“圣天子扫荡云尔”，而是人才所在多有，只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人去理会和发掘罢了。
不可否认的是，选拔治国贤才本质上绝对是属于君主的领导责任，而桓公在这一点上做得也算到位——他先是重用鲍叔牙，然后在其建议下全权委托治国权给管仲，在管仲弥留之际也没忘咨询接班人的大事。不幸的是，在鲍叔牙时代，他出色完成了本职工作，教育并帮助桓公登基，并推荐了能力更强的管仲；在管仲时代，这个实力超强的猛人轻松包揽了一切大政事务，毫不费力地超额完成任务；可在管仲后时代……
有理由认为，政治天才管仲不可能预见不到后继无人的灾难性后果，没有培养接班人客观上放纵了三竖，给了他们上蹿下跳的绝好空间。当然，管仲不可能是有意地放纵他们，以他个人的感情出发，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然而，他还是放纵了。但从他的内心来说，他放纵的并不是三竖，而是这三只苍蝇后面的老虎——桓公。
说起对桓公的纵容，尚远不止这一点，可以说是除了大政之外的方方面面，管仲都本着“和为贵”的精神容忍甚至默许着。这也为他招来了另一个更为严厉的批评——不知礼。
对管仲“不知礼”的批评仍然来自孔子，具体的话是这样说的——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作为齐桓盛世的缔造者，管仲顺理成章地走上了神坛，在国内外都被奉为无所不能的偶像，于是，他所获得的封赏和礼遇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早就超过了“位极人臣”的程度——象征富贵的财产封邑之多不在话下，重要的是，其所获得的象征身份地位的“政治待遇”也早已与桓公平起平坐。对此，《史记》也记载道：“管仲富拟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
什么是“三归”？从古至今说法不一，比较公认的有三种解释：一是说“归”就是住所，而“三”则是多的概称，意思是管仲拥有多处私人府邸；二是说“归”就是妻室，意思是管仲除了“家中红旗不倒”之外，还有外边的“彩旗飘飘”，这显然大大超出了普通“齐人之福”的待遇；三是说“归”是指“市赋”，“三”则是概指某个税率，意思是管仲也享有一定的税收权利。
“树塞门”，是指宫殿的照壁；“反坫”（坫音甸），则是一种安放酒盅的特制设备，是供国君之间会晤饮宴的专用器具。这些在齐国都是只有桓公才有资格拥有和使用的东西，管仲也本着毫不见外的主人翁精神享用了。
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更加体现了齐桓公任用人才和奖励功劳的大度——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在实际中，这一切都存在很大的隐患。
礼节，通俗地说就是人们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一系列协调人际关系的规范，在专制环境下，大多礼节往往会走向极端形式，成为显示特权地位和等级专制的象征。但抛开这种异化现象，礼节作为一种协调机制，也的确是客观存在而且不可或缺的。古代各种典籍对“礼”的评述很多，但归根到底就是一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身为实际治国者的管仲，在《管子》的开篇之首就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他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而且，结合他对待诸侯的外交礼节，以及礼敬周天子而不受上卿的礼让行为，说明他也很知道怎么去做。然而，在私生活中，他却毫不顾忌礼的规范，公然“越礼而行”。
有句古话叫做“上行下效”，通俗地说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从至国家元首之于官员、老百姓，到父母、老师之于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遵循着这一“效仿规律”——上边淳朴，下边就廉洁；上边奢侈，下边跟着就铺张；上边守法，下边就不敢违纪，上边腐败，下边就跟着厚黑……所以人们常说“言传不如身教”。
虽然管仲在政策上做得非常到位，但在他执政期间，齐国朝野上下存在的许多隐患都与他的身教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朝廷内部，品格低下兼野心勃勃的三竖始终占据高位，参与朝政，历经几十年不倒；在权力继承问题上，齐桓公被五个儿子缠得一塌糊涂，最终也没理顺关系；在齐国民风民俗方面，老百姓奢侈成风、铺张浪费、崇尚功利……
对于这些，管仲几乎采取了一种不管不问的态度，任凭事态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死后留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烂摊子，三竖把持朝政、五公子争位作乱、齐桓公死于混乱之中，无人收尸，以至尸体腐败、蛆虫满地……而显赫数十年的齐国霸业也就此戛然而止。
有人认为，一国之君毕竟是齐桓公，而亲近小人、铺张奢侈、家庭管理不善也都是桓公本人的过错，管仲充其量也不过是没有制止罢了。
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却忽视了重要的两点。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第一个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齐国，在桓公当政的四十多年里，管仲固然是一个为桓公工作的打工仔身份，但却是当之无愧的掌权元首，一切内政外政无不出自他的手中。再加上桓公对他不仅全权委托，而且礼敬有加，他们是分为君臣，但也情同父子——从合作之初，桓公就专任夷吾，尊其号曰“仲父”，恩礼在高、国之上；并规定：“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
这样的知遇之恩，这样的信任之情，管仲有理由自居局外，坐视桓公连出昏招而独善其身吗？
第二，管仲事实上也并没有“独善其身”。在生活作风上，桓公耍阔，管仲也跟着享乐，“三归”、“树塞门”、“反坫”等就是明证；在人事问题上，桓公离不开三竖，管仲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限制着他们不犯原则性错误也就行了；在立嗣问题上，桓公说立谁就立谁，担心出乱子就找外人帮忙；在人才培养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把钟撞好，以后的事就让后人操心吧……
对于这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后世曾有过一个勉强的辩解——分谤，意思是光让领导做坏事担坏名太不够意思，应该本着有难同当的义气一起做坏事担坏名，这样领导就不至于势单力孤而难以把坏事进行到底了。
发明这个词的人绝对是个厚黑大师，把同流合污、为虎作伥这些拿不出手的事情居然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拳拳爱君之心。但可惜这些掩饰之词就如同国家公布的GDP之类一样，很难骗得了人，大家总能一眼洞悉其本质，并为其起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称谓——逢君之恶。
顾名思义，这个词很容易理解：明知道领导的作法不对，但为了邀宠，反而要逢迎这种恶行。这类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很常见，和珅同志就是其中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
把管仲与和珅联系在一起确实过分了——虽然和珅的名气未必在管仲之下。他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管仲的才能和功绩都是真材实料，而且在执政方面公正严明。但有一点他们似乎是相同的：依靠逢迎君主来邀宠固宠。
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一般来说，依靠逢迎往上爬的人大都除了厚黑别无长物，只好充分利用这唯一的有效资源，而管仲可绝不属于这种情况。
不错，管仲之所以得到信赖而被委以重任，是因为他的才能；之所以恩宠无比、名利双收，是因为他的成就。换句话说，管仲是靠干实事起家的，而不是靠耍嘴皮、脸皮往上混的。
所以，他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仍然逢迎，准确地说是默许桓公的不良作风，并不单纯是为了讨好上峰，而是为了维系一个约定，一个他们在最初见面时达成的心照不宣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