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大致上文章都是四个字或者五六个字的短句,并不特意讲求对仗。梁武帝的昭明太子,把汉代以来到魏晋南北朝之间,所有这些大文豪的著作集中起来,编成了有名的《昭明文选》。之后到隋唐之间,变成骈体文,所谓四六体的文字,非要对仗不可。比方我们大家念过《滕王阁序》,唐代王勃的作品,“南昌故郡,洪都新府”,这一类都是四六骈体文的著作。每字每句都要对得很工整,意义还要表达得很好,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
可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大的感慨,那时候写公文就很麻烦了。因为要写作公文,程度不好没有办法当公务员,不像现在的公务员,写白字乃至乱七八糟条子都写不清楚。我经常看到一些公文头都大了,只好投降,要去跟他们做徒弟去了,不然看不懂。
古时候公文太高深了,出一张布告老百姓看不懂。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本身是个才子,文武双全,中国也安定统一了,他下命令公文要改过来,拿现在话讲是变成语体文,因此,才有唐代的散文改革。这个大家要注意,三四百年之间一个美丽的文体,一下也改不过来。尤其中国人特别喜欢文学。大家讲到文人都提到韩愈,韩愈已经是中唐的人了,他就极力提倡所谓古文。这个古文就是中国上古的文字,是长长短短的语体,但是把话说清楚了。当然不止韩愈一个人,不过他名气大,所以后人推崇他“文起八代之衰”。其实韩愈提倡的古文,在我们现在看起来真是古文,越来越古老了。现在的白话文更严重,这句白话文是讲什么东西,很难了解,一百年以后会比古文还古,大概要很多考据学家来考据了。
现在不是讲文学的问题,我们再回头来看,像魏伯阳真人,他写《参同契》的这个文字,是一种汉体的文字,非常清楚,基本上是四字一句。所以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大文章或是代表一个政权最高的文告,多半是这一类文章。这种文章,简单明了,几个字一句,可是很难写的,字愈少意思愈清楚,这是工夫。等于电报体,每多一个字价钱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