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至汉武一尊于儒，自大儒盖仲舒以下，皆在讲明六经，明体达用，固无所谓心性理气微妙之言，既或有探讨天人之秘，追求形而上者的道学，亦莫不以周易为准，于阴阳气运以外，认为有一不可测知的天神为主宰者存在；而所谓天或神者，亦属于抽象的具体之代名，要非盲然迷信其为偶像。
至于如何达到与天人合一，入乎道的境界；在儒家认为此天神之体性，原为至善，化生万物而不遗，由人进而合一于天，但在尽人事，修德行，为善而止于至善，即所谓顺天之行，参赞天地之化育也。秉此而施于人文政治等人事，皆为替天行道，不可违逆。若法乎天地之自然，无为寂默，守真抱朴，无为而无不为，则为道家的主张，在儒者视之，认为遯世隐避，不切合于实际。至自求法则，修此心身，期超凡而入圣，离尘而希天者，则为道家之支流，方士派的道术，儒者更耻言之。
汉代儒家之鹄的与其为学的方法既若此，故于讲习六经，明体达用的学术'须重于确定先圣习传之学的真实，俾其切实易行，合于人本位之需要，使天人合一之境，实现于人间；于是其治学也，首须重于考证。循此因习既久，训诂注疏之学，于是兴盛，末流所及，养成若干考证精详，文章华丽的儒者，至于修德养道，体天合人者，徒存有先圣的仁义之言，而鲜切于实用。加以东汉两晋之间，国家多故，政治不安，一般知识阶级，因袭而不能自反，不免有憾于经学的流弊，所以两晋以还，玄谈之风，继训诂注疏的经学而起，愈流于空疏。当此时期，佛法正源源输入，其大乘思想，挈儒家而同途，涅槃寂静之说，掖道家而并驾，故一般有识之士，咸趋归其域。虽然，稽其原因，亦不得尽谓是学术思想的必然归趣，致有优劣的新趋向，盖亦有世变使然。
隋朝末造，士大夫厌于世乱，相率而寻求治平之道，不乏其人。衡之古今中外历史，凡国家变乱之局，必产生一二有识之士，另外寻求治乱之源，创立新知，开导思想，以学术而化正人心，转移社会风气。王通起而讲学河汾，正为此种潮流所影响，王通自比于尼山，一扫历来传习六经，专讲章句之学，以实用有为的学术授受，乃产生初唐盛隆的治绩，故贞观郅治，自唐太宗以下将相，多为王通的门人。
斯时君相师儒之间，固以儒术治世，崇奉忠孝仁义的原则，而于仁义之体的心性，究为如何，实非用心所及。且唐代外虽尊儒，内所宗奉，则为道教，欲追求形而上的玄道学术，皆趋心于道家。而佛法在当时，八宗学派，皆极昌盛，尤其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创的曹溪正脉，声光照朗，普及一时，故于人文政治施用儒家学术外，凡求妙道而追玄要，不归于道，即入于佛。禅宗之直超顿悟，简截了当，有非道家所及望者，尤为时人所信受奉行。
惟此处所谓禅宗者，实不能独以慧能大师在曹溪所开建的宗门而言，自梁时，达摩大师东来以后，禅宗法门的传播，已相当广泛，其间得法传承之人，或僧或俗，多有以儒而入佛，或有以佛而言儒者。例如二祖慧可，在未得法以前，原在东海讲易，听众至盛，足见其为负有一代盛名的儒者。
在此以前，两晋之间，教下名僧，如慧安、道安、道生等辈，亦皆由宿学硕儒而归佛法。在此之后，与六祖同师黄梅的神秀，亦在北方宏化，声教所被，普及朝野，尤以神秀门下的渐修风范，与儒家止定静安虑次第之阶，极相融洽，其影响于士大夫间，当非浅鲜，至若以佛法诠释周易学庸者，亦不乏其人。
唐代当兴隆盛平之后，政治清明，民生安定，治学术者，既一反汉儒的训诂疏释，乃趋入于词章之学，词藻华丽，成为一代专长，凡诸名士诗词记传，多有涉于佛法或交往高僧者，比比可见，亦足以为证也。
唐祚既衰，五代多难，佛法声威，并未受时代影响而殂落，禅宗五家宗派，先后崛起，士庶争趋，迄于赵宋隆兴，高谈心性，顿悟成佛之说，嚣然滋蔓，其末流所及，徒成为口头禅者，亦所在皆是。至北宋间，儒家而有周敦颐（濂溪）、邵雍（尧夫）、张载（横渠）、程灏（明道）、程颐（伊川）五大儒者并世而生，初皆游心佛老，终而取其内义的精华，舍其形式的糟粕，归而温故知新，取学庸孔孟之言，单提孔门传心法要，而倡理学门庭，与佛老抗衡。有诋谓出于好名好胜的私心，似乎言之过激，要非平允之论；实则，亦时会使然，乃佛法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摄激荡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