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泛言》15章 附：邵康节的历史哲学
一个人天才和气质的秉赋，虽然各有所长，但气质的秉赋，对于学问，实在有很大的关系。在北宋时代，与邵康节同时知名的苏东坡，曾经说过“书到今生读已迟”的名言，这句话虽然有点过于神秘之感，但在强调天才和气质的关系上，实在含有深意。中国文化史上知名的北宋五大儒之一——邵康节，有出尘脱俗的秉赋和气质，加以好学深思的工力，和温柔自处的高深修养，所以尽他一生学问的成就，比较起来，就有胜于“二程”和张载诸大儒。后来朱晦翁（熹）对他甚为崇拜，并非纯为感情用事。北宋诸大儒的学问出入佛老之后，创建了“理学”而不遗馀力地排斥佛道之说。此外，不讲“理学”，留情佛老之学如苏东坡、王安石等人，又因各人对于世务上有了意见的争执而互相党同伐异，彼此攻讦不已，自误误国，与魏、晋谈玄学风的后果，可以说迹异而实同。其间唯有邵康节的学养见识，综罗儒、佛、道三家的精英，既不佞佛附道，亦不过分排斥佛老，超然物外，自成一家之言。单就这种态度和见解来讲，殊非北宋诸大儒所能及的。他的见地修养，除了《观物外篇》与《击壤集》，有极深的造诣，对《易经》“象数”之学，更有独到的成就。综罗汉、唐之说而别具见解，以六十四卦循环往复作为“纲宗”的符号，推演宇宙时间和人物的际运，说明“历史哲学”和人事机运的演变，认为人世事物一切随时变化的现象，并非出于偶然，在在处处，“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因而他对“历史哲学”的观念，认为有其自然性的规律存在，本此著成《观物内篇》的图表，与《观物外篇》合集而构成《皇极经世》的千古名著。《观物内篇》的内容，好像是历史的宿命论，而又非纯粹的宿命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谶纬预言之学的综论或集成，同时也可以说是《易经》序卦史观的具体化。
中国文化星象历法的时间观念
年月日时的区分：根据《尚书》的资料，中国的历史文化，自唐尧开始，经过虞舜而到夏禹，早已秉承上古的传统，以太阴历为基准，确定时间的标准。一年共分为十二个月；每月均分为三十天；每天分为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时又分三刻。这种星象历法的时间观念，由来久远，相传远始于黄帝时代，这事是否可信，另当别论。但都是以太阴（月亮）为基准，所以代表了十二时辰的十二个符号，便叫作“地支”。扩充“地支”符号的应用，也可以作为年的代号，例如子年、丑年而到亥年以后，再开始为子年、丑年等循环性的规律。
二十四节气的区分：古代的“星象历法”，同时也以太阳在天体的行度作标准。所以中国过去采用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的。除了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三十天的基准以外，根据太阳在天体上的行度与地面上气象的变化和影响，又以“春、夏、秋、冬”四季，统率十二个月。也等于《易经》“乾卦”卦辞所谓“元、亨、利、贞”的四种德性。并且除了以四季统率十二个月外，又进一步划分它在季节气象上的归属，而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例如“冬至、小寒十二月节大寒，立春正月节雨水，惊蛰二月节春分，清明三月节谷雨，立夏四月节小满，芒种五月节夏至，小暑六月节大暑，立秋七月节处暑，白露八月节秋分，寒路九月节霜降，立冬十月节小雪，大雪十一月节”等二十四个名号。这二十四节气的标准，是根据太阳与地球气象的关系而定，并非以太阴（月亮）的盈亏为准。
五候六气的划分：除了四季统率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以外，又以“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候为一节”作为季节气候划分的基准。根据这种规例，推而广之，便可用在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为两世，配合《易经》交爻重划卦的作用。缩而小之，则可用在一天十二个时辰、刻、分之间与秒数的微妙关系。
这种上古天文气象学和星象学，以及历法的确立，虽然是以太阴（月亮）的盈亏为基准，但同时也配合太阳在天体上的行度，以及它与月亮、地球面上有关季节的变化。可是上古中国天文星象学除了这些以外，再把“时间”扩充到天体和宇宙的“空间”里去，探究宇宙时间的世界寿命之说，不但并不完备，实在还很欠缺。只有在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以天文星象的公式，强自配合中国地理的“星象分野”之学，勉强可以说它便是中国上古文化的“时”“空”统一的观念。很可惜的这种“时”“空”统一的学说仍然只限于以中国即天下的范围，四海以外的“时”“空”，仍然未有所知。况且“星象分野”之学，在中国的地理学上，也是很牵强附会的思想，并不足以为据。青年同学们读国文，看到王勃《滕王阁序》所谓的“星象翼轸”，便是由于这种“星象分野”的观念而来。
邵子对“时”“空”思想的开拓
汉末魏、晋到南北朝数百年间，佛学中无限扩充的宇宙“时”“空”观进入中国以后，便使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观，跃进到新的境界。但很可惜的，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的文化触角，始终在“文学的哲学”或“哲学的文学”境界中高谈形而上的理性，并没有重视这种珍奇的宇宙观，而进一步探索宇宙物理的变化与人事演变的微妙关系。甚之，当时的人们，限于知识的范围，反而视为荒诞虚玄而不足道。（关于佛学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补充说明，必须要另作专论，才能较为详尽。）直到北宋时代，由邵康节开始，才撮取了佛家对于形成世界“成、住、坏、空”劫数之说的观念，揉入《易》理“盈、虚、消、长”“穷、通、变、化”的思想中，构成了《皇极经世》的“历史哲学”和“易学的史观”。其实，邵子创立《皇极经世》“易学史观”的方法，我想他的本意，也是寓繁于简，希望人人都能懂得，个个都可一目了然。因此而“知天”“知命”，“反身而诚”而合于天心的仁性。并非是故弄玄虚，希望千载之后的人们，“仰之弥高”钻之不透的。无奈经过后世学者多作画蛇添足的注解，反而使得邵子之学，愈来愈加糊涂。
在邵康节所著人尽皆知的《皇极经世》一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便是他把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根据易理象数的法则，规定一个简单容易记录的公式。他对这个公式的定名，叫做“元、会、运、世”。简单地讲，以一年的年、月、日、时作基础。所谓一元，便是以一年作单元的代表。一年（元）之中有十二个月，每个月的月初和月尾。所谓晦朔之间，便是日月相会的时间，因此便叫做会。换言之，一元之间，便包含了十二会。每个月之中，地球本身运转三十次，所以一会包含三十运。但一天之中又有十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又有三十分。因此把一运之中包含十二世，一世概括三十分。扩而充之，便构成了“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之中，共计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三十运之中，共计一万八百年为一会，十二会之中，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一元便是代表这个世界的文明形成到毁灭终结的基数，由开辟以后到终结的中间过程之演变，便分为十二会，每一会中又有运世的变化。这种观念大致是受到佛学中“大劫、中劫、小劫”之说的影响而来。如果把它列成公式，便如：
但是这种算式，在一般没有算学素养的人是不容易记得的，因此便把一元之中的十二会，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作数字的符号，便于记忆。由世界开辟到终结，便分成了十二会。于是“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观念，便由邵氏的“元、会、运、世”之学中形成为后世阴阳家们的共通观念了。
邵子创立了“元、会、运、世”之学，用来说明自开天辟地以来，到达最后的“亥会”，合计为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但邵子所说的天地始终之数，并非就是地球由出生到毁灭的寿命。这个“元、会、运、世”的数字之说，只是大致相当于佛学所说的一个“小劫”，是说世界人类文明的形成到毁灭的一段过程。佛学只用“刀兵”“饥馑”“瘟疫”等人类社会的活动现象作说明。邵子却以数字配合卦象作代表。至于循环之说，又与轮回的道理，默相契合，颇堪玩味。
一九七二年，南怀瑾先生讲述，朱文光记录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