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溯到前面徽、钦二宗被俘的时候，金人要秦桧做地下工作，高宗在临安做了皇帝，最初也曾想设法把父亲和哥哥接回来。要知道，世界上权力是比金钱更迷人的，有金钱不一定会有权力；有了权力，似乎不怕没有金钱。所以高宗一当上皇帝，就被权力迷住了。但他在临安，还是怀念在北方的父兄，常常拿了一把徽宗所画的扇子，在手上把玩，平常这把扇子，由一名亲信的太监保管，不许别人碰。有一次秋天到了，太监偷偷把这把扇子带回家里去玩，他有一个好朋友康伯可，是一名才子，这天到太监家喝酒，看见了这把扇子，问清楚就是高宗经常把玩，徽宗所画的那一把，于是设法把这太监支开，在扇子上写了一大堆字。等太监回来看见，吓得变了脸色，但也只好偷偷送回宫里去。第二天宋高宗要来这把扇子一看，问是谁在上面写了字，太监只有跪下来，照实招供是康伯可写的。高宗仔细看去，是一首诗，上面写道：
玉辇宸游事已空 尚余奎藻绘春风
年年花鸟无穷恨 尽在苍梧夕照中
这是康伯可有意写来谏劝高宗，不可以这样不顾父兄危难地继续下去。高宗读了以后，不觉眼泪掉下来了，也没有杀康伯可或那个太监。
对于宋高宗的罪状，还有一项证据。明朝张和仲所著的《千百年眼》这部书中记载：
宋高宗恢复不坚者，忌徽、钦北归，势力轧己也。按《朝野遗记》云：“宋和议成，显仁后（徽宗妃韦氏）将还，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弟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为之誓曰：‘吾先归，苟不来迎，瞽吾目。’乃升车。既归朝，所见大异，不敢复言。不久，后失明，募医疗者莫效。有道士应募入宫，金针一拨，左翳脱然，复明。后喜，求终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视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师，圣人也，知吾之隐。’设几而留谢之，皆不答，才啜茶，遽索去。后询其报德，谩曰：‘太后不相忘，略修灵泉县朱仙观足矣。’拂衣出。时上方视朝，仗下，急迹访之，不得。”观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钦宗在虏，宋止遣巫阪一迎，而不终请。中间，帝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鸠翼府者三年，囚于左院者两年，卒为虏奴箭死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于其亲，何太甚也！
这是高宗在临安——杭州建都，当了皇帝以后，民心志气为之大振，金人看了，当然恐惧顾忌，于是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向南宋求和，先把徽宗的一个太太，也是高宗的养母，送回到南方来。钦宗告诉这位太后，带一个口信给九弟——高宗，想办法把我们父子两人接回去，而且告诉他，我们回去，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退休下来，守一个庙宇——道教为宋朝的国教——到太乙宫这类道观中去当一个主持好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要求。换句话说，九弟还是做他的皇帝，只是要接我回去。这些话，就说得这样可怜。
这位皇后答应了钦宗的要求，对他说，我回去一定想办法要他接你们回去，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不然我的眼睛就会瞎掉。
可是这位皇后回到临安，看到当时的情形，完全出乎想象之外，大不相同，知道钦宗托她带的口信，说了也没有用，而且可能有害，不敢说出来。后来她的眼睛真的瞎了，皇后的御医治不好，于是公开向民间悬赏求医，也医不好。后来有个道士去应征，大概他和佛法的密宗一样，学了道家的法术，用根金针一挑，就在她左眼中挑出一层薄膜来，她的左眼马上复明，清楚地看得见一切东西。
这位皇太后要他再医右眼，道士说：太后，你曾经赌过的咒，不能不应的，这只右眼就让它看不见，来应你的咒言吧！
皇太后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件事是一件大秘密，除了她自己和钦宗以外，没有人知道，可以想见这位道士的道行之高。太后心想，这个秘密将来传了出去，历史上写下来多难听！马上派人去追这个道士，已经找不到了。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逢君之恶”之所以罪更大的道理。
孟子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中华文化历史哲学上，一个非常严正的问题。他指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当时战国时代的七雄等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再下来，当时诸侯各国中，在位做官的士大夫们，都在那里“逢君之恶”，为当代诸侯的罪人。所以孟子这些话，等于指摘当时社会上、中、下各阶层，都是历史的罪人。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已经变成这种情况了，等而下之，在后世每一个动乱的时代，都和孟子这里所指摘的差不多。以孟子这一个观念，来看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任何国家的动乱，不应该只责备上面少数的领导人物；动乱之所以发生，多半是整个的社会风气发生了问题，也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崩溃所致。一个时代历史的演变，固然少数有力量的人，可以使它转移，但有时候亦非少数人转移得了。在转移不了时，后世以一个名词“劫数”来形容它，也就等于说，这种动乱的苦难，是由于全人类，或某一区域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气运所致。这类大的气运所趋，并不是少数人可以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