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孟子又举出《诗经•大雅•文王》里说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是千古流传、符合天命的真理名言。这两句话，只有八个字，但这是中国文化本有的精神，包括宗教、哲学以及人生生命价值的因果观，同时更是破除千古迷信的宿命论的重点。上古的文字非常简单，但内容非常深奥;如果是现在，这八个字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
什么叫“永言”？永久千古不能变动的名言，万古长新，永恒的。“永言配命”，配合一般人对命运宿命的观点。一般人认为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做主,如上帝、佛、菩萨、阎王等，以为命运有鬼神做主。上古文化，老祖宗告诉我们是“无主宰”的，配合大家了解一切生命、天下、国家的大势命运是“无主宰、非自然”的唯心所造。
因此要想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是靠他力，不是靠上帝、佛、菩萨，是靠自己“自求多福”，这是破除一切迷信的真言。人，只要努力，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你感觉这个社会对你不适合，哪个朋友与你处不好，都是自己的原因。所以先反求诸己，反省自己，不要怨社会、怨朋友，要严格检讨自己，找出原因，这就是“自求多福”。如果自己不先反省，而先怨社会、怨朋友，又有什么用？反而会“自求其祸”了。
孟子又引证《书经》上《商书•太甲篇》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如台风、地震、水灾、旱灾、火灾等，这些天然的灾害，有时还可以逃得过;但是自己造的孽，如放、僻、邪、侈这些罪过，如影随形，逃不掉的。“不可活”的“活”，《书经》作“逭”字，就是自己造孽所得的祸害，想逃也逃不了。所以《诗经》、《书经》所记载的这些话，就是“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意思。
上面所讨论的两节，在中国文化中都是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的大经大法，以现代名词而言，是至高的真理。我们做人、齐家、处世，对这些原则都要特别注意。像前面说的，既怕潮湿又偏偏要住在低洼地带，为什么不搬？自己不求转变，安于习惯，谁也帮不了忙。好像佛学所说的一样，明明知道众生皆是佛，我是众生，当然我也可以成佛。但是，我何以不能成佛呢？因为不能自己转变，所以别人也转不了你。
须知古今中外任何政治理想的终极目的，都是要使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进而求得富强康乐，达到国强民富，然后而至于天下太平，这是不易的定则。至于任何政治主张、政体制度，都是因时因地的救时方剂，都是为达到政治理想的最高公德的方法，但也是随历史社会的演变而变更，这些还是次要的事。
反之，即如孟子在前面《梁惠王》章中对邹穆公所说的,“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再加上诸侯相互侵略，连年战伐，天下大乱，便是民不聊生的景象了。
其实，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在这两种大情况之下互相消长，反之复之，永远是如此矛盾发展的。
而马克思本身是一个备受艰难困苦的穷书生，处在当时西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社会，感觉贫富悬殊的痛苦，便产生了他的《资本论》的经济分配思想，认为去掉了资本家的暴富，便可以得到社会的安定。我以为他的见解只见一面的光景，不能反观另一面的情况。同时他更没有想到，今日会有劳资合作制度与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这种合作与福利，将来也许会发展得更完备，更美好。但是“法久弊生”，用得太过了，也会出大问题。这是未来不可预料但也是当然的事。
不过，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假定未来的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物资分配不均已不存在，人人都富足康乐，又无敌国外患，试想，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人们是否真能安分地享受富有的果实呢？富有之后的社会人心,如孟子所说的“般乐怠敖”便自然而然地会发生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人类社会的不平、不得安定的原因，物质和经济的问题还是次要，主要的，还是唯心所致，是心理和欲望难以平、难以安的关系。这个问题，正是社会心理学，也可以说是纯粹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现在说来，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和接受，我只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预先对未来时代作个研究而已。现代人的学术思想很有趣，拼命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几十年前，所谓红学是很流行、很时髦的学问，甚至连毛泽东也是其中的一个。
殊不知，《红楼梦》中描写的情况，是清朝乾(隆）嘉（庆）时代社会初得安定的反映而已。因为社会安定，家室富有，尤其在帝制时代的王孙公子、太太小姐们，一天到晚吃饱了饭闲得没有事干，不想些特别花样来混日子，就会觉得人生闲得活不下去了。所以清朝中叶的名词人项莲生便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种心境，是确有其事的，绝对不是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所能了解的。不过，现在这个矛盾的社会，很多有福气的太太先生闲得无事可做，不得不用打打麻将、跳跳舞、听听歌来排遣日子，这也就是“般乐怠敖”的道理。
所以说，古今中外的人文文化、历史哲学的问题重心，主要关键还是心的问题，并非是物质的问题。“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无论个人与社会，有《红楼梦》大观园的繁华时代，如果不知检点，便有红楼梦醒时凄凉的后果。这是历史法则，历史的因果定律，必须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