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孟子借着和齐宣王拉锯式的外交战，表明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同时说明臣道和君道的精神。现在，又换了一幕。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这一段文字是古文的叙述体，“馈”是赠送的意思。陈臻是孟子的弟子，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前天，齐王(是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送老师兼金一百。什么是“兼金”呢？所谓兼金就是上等的金。据考证，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朝期间，所谓的“金”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黄金，而是一种高级的铜。所以这里的“兼金”就是指质地纯美而贵重的上等铜，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货币。齐王送孟子一百镒（一镒相当于二十两），结果孟子不肯接受，一毛都不要，把这个大红包退回去了。“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但是后来路过宋国时，宋国国君送了七十镒，没有齐王那么多，结果孟子接受了。“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后来在薛国时，薛国国君送了五十镒，孟子也接受了。
这个学生陈臻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提出来问，他并不是觉得孟子这位老师贪财，而是不懂为什么多的不接受，少的反倒接受了。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陈臻说，“前日之不受是”，前几天不肯接受齐王的赠送，如果是对的话，“则今日之受非也”，那么现在接受宋、薛两国的赠送就不对了。“今日之受是”，如果说现在的接受是对的，“则前日之不受非也”，那么从前的不接受就不对了。“夫子必居一于此矣”，所以不管怎么说，老师总有一种处理方式是不对的。
这个学生和老师针锋相对起来。在《论语》中，我们也常看到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紧迫盯人地追问。由此可以看出古时候教育风气的自由、亲切。现在呢？教育普及了，师道尊严没落了，学生们也不提问题了。我在大学上课时，经常请学生们提问题，但是他们总是没问题，为什么呢？事后和他们闲谈才知道，有些老师被问得不高兴，就扣学生的分数。这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而言。反过来，站在老师的立场来看，学生们的求学热诚实在不够，书本怎么写他们就怎么背，只要能应付考试，就天下无事了。现在让我们看看孟子怎么应付这个学生的问题。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孟子回答说:我这两种处理方式都没有错。像我们小时候出门念书，都瞒着亲戚朋友，不让他们知道。因为照中国规矩，出门念书的话，乡里亲朋都要送礼的。有些红包就写着“以壮行色”，如果给年轻人的红包，有时就写“鹏程万里”，或者“前途无量”，等等。这种社会风气就好比现代的奖学金、助学金之类，虽然没有像现在一样制度化，但是在人情的气氛下，不但使受者倍感亲切，同时不会像现在的奖助学金常发送给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失去了奖助学金的意义。在过去，一个贫穷家的子弟要出门念书，有钱的人家如果不送一些礼金的话，出门念书的人家虽然不会责怪，但是乡里朋友们都会批评，觉得他太不够意思，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这就是“礼”，不是制度，更不是利害关系，也不是希望他将来读好书，做了官，来回报这些送钱的人家。
但是象我们出门读书的，接受了亲友的礼赠，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因为礼尚往来，我们回来还要还礼，很麻烦的。譬如我在杭州念书，回家时箱子行李要装一大堆杭州的土产，诸如杭州的扇子啦、剪刀啦，或者女人梳头用的篦子啦。买起来费事，带起来也辛苦。这些中国古礼和现代的红白炸弹不同，当时民风非常淳厚，不像现在，常常有人轰炸得太过分了。
现在我们回到《孟子》原文：“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这个“辞”不是推辞的辞，而是指措辞的辞。宋国送孟子的帖子上写着“馈赆”两个字，等于说，要出门了，送一点路费，送一张飞机票，这是中国古礼，人家依礼给我，我当然要接受啊！
当我到了薛地（当时齐国边境的重禁，孟尝君父子相袭的封地），民风强悍，良莠不齐，“予有戒心”。他们说“闻戒，故为兵馈之”，薛国的当局尊重我是客卿，身居异地，必须加强保护自身的安全设备，诚意送钱给我，这是薛国的一番诚意，我当然接受馈赠。
你刚才问我在齐国为什么不接受齐湣王的馈赠，“则未有处也”，这要注意了，在齐宣王时，孟子起码是一个顾问，还有些顾问费、办事费。现在到了宣王的儿子湣王，他虽然还说不上是个昏君，但也是半个昏君，历史上有名的燕齐之战，后来乐毅率领燕兵反攻，连下齐国七十二城，就是齐湣王时候的事。孟子在这里说“则未有处也”，我当时在那里什么名义都没有，只是一个做客的身份，没有任何立场，我以什么名义接受人家的馈赠呢？“无处而馈之”，没有立场、没有名义，他随便送钱给我，“是货之也”，这个钱就有问题了，好像要收买我一样，大丈夫不受人收买，“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我不吃这一套，我不接受。所以我说我都对，不接受也对，接受也对。
孟子这段现身说法，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在为人处世之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的、合宜的，则当仁不让;不合理的、不应该的，则丝毫不苟取。孟子这番说辞是正统的儒家风格。如果我们翻开《庄子》看看，在《杂篇》、《天下篇》、《让王篇》里，也提到很多这类的问题，所不同的，庄子的笔调是嬉笑怒骂，言辞幽默而锋利。在此我们无法列举书中的例子，否则就喧宾夺主了，同时诸位手中也没有《庄子》这部书，所以我们只简单提一下《庄子•让王篇》里面的一小段:“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富贵的人，自己太求安逸，保养得太周到了，反而多病，很多人的病就是养尊处优来的富贵病。相反的，一个人贫穷时，要有人穷志不穷的气概，不可以为了利害而动摇自己的品格。《庄子》里面诸如此类的事理很多很多。
又譬如我讲解《论语》时，提到《庄子》里所说的屠羊说，他姓屠羊，名说(音悦）。古人的姓氏，不像我们后代的赵钱孙李等一代传一代。上古时候，姓牛啊、姓马啊通常都是就当时环境而定的，譬如养牛的大户就姓牛，养羊的大户就姓羊。不仅中国，像美国的皮鞋李、日本的犬养毅，前者的祖先是做皮鞋的，后者的祖先是养狗的，也都是这个情形。屠羊说就是以杀羊为职业，专门卖羊肉。
当年伍子胥帮助吴国打垮楚昭王，眼看楚国就要亡国了，屠羊说不肯投降，追随昭王逃亡。后来楚昭王复国了，想起屠羊说，于是派左右高级干部送奖金给屠羊说，屠羊说不肯接受，他说:楚王一逃，我的羊肉生意就不能做了。楚王是为楚国而逃，留有用之身，以便反攻复国;而我是为丫羊肉生意而逃，没有一点功劳，怎么可以接受奖赏？大臣们报告楚王以后，楚王更觉得屠羊说了不起，于是再派人去，而屠羊说又说了一番道理，还是不肯接受。楚王因此就越觉得他了不起，派大臣再去，同时要封他官爵，请他为国家做事。这么一来，屠羊说就更不肯接受了，又说出一番理由。总而言之，他是说:楚王为国而逃，他逃他的，我逃我的，巧合的是两个人逃到一路上。当时国家有难，我不能出力，是我做国民的耻辱，如今能够复国，是楚国的福荫，以及楚王的光荣，而我只是享受到恩泽的一个老百姓。我怎么能无功受禄呢？笑话！笑话！
一个小小的生意人，竟然有如此清风亮节，而对权位毫不动心，而且极尽谦虚之德。所以后来楚王特地召见他，他和楚王面对面辩论，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只好放他回去，他还是去卖他的羊肉。
现在话说曾国藩，当年他平定太平天国立下大功以后，同时也遭致很多毁镑，甚至有人著书立说，对他弟兄两人批评得很刻薄，很难听。曾国藩感慨很深，同时怕弟弟曾国荃(排行第九，又称九帅）受不了要发脾气，杀人问罪，于是写一首诗给他：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们弟兄两人平定太平天国后大得皇帝宠信，但却也因此树大招风，所以说“人间随处有乘除”，天下事就是如此，在一方面有所得，则另方面就有所失。因此他奉劝弟弟翻开《庄子》，看看屠羊说的风格，效法他的谦德。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毁镑责难，都如空中浮云，都会过去的，也都不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