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卫国看到一位世家公子,并不是近代语所谓的公子哥儿。古代的公子是世袭的,大体上都由长子继承。除非这个家族犯了罪,否则是代代相传下去的。例如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等等,这些都是公子。他在卫国看到一个世家公子名字叫荆,这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包括他的思想观念和修养,都很值得推重。譬如在修缮房屋这件事上来说,刚刚开始有一点可住时,他便说,将就可以住了,不必要求过高吧!好比有一幢配给的房子,虽然小了点,人口多住不下来,将就在走廊前加一小间,马马虎虎够了就好。后来又扩大一点,修好一点,他就说,已经相当完备了,比以前好多了,不必再奢求了!等于原来配的房子只有十二个榻榻米,现在改了第一期的国民住宅,好了一点。他说好了,已经很受用了。后来又扩充一点,他又说,够了!够了!太好了。
孔子讲这件事,在我们初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岂但卫公子做得到,我们大家都做得到。所以有时候读《论语》,觉得把这些话都记载进去,好像圣人的经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读书要与生活经验,以及年龄的增长相互配合。我们要知道,古代一个世家公子,可不那么简单。据我所了解,有些朋友因家庭出身不同,吃的穿的硬是很讲究。有一位朋友,年纪相当大,名望地位也很高。他托人买一件汗衫,因为是老牌子,找遍了香港、英国,后来在香港一个老店才买到,价钱非常贵。代买的人也买了一件,穿起来的确舒服。这位先生对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考究。他也有他的理论:没有钱宁可不买,要买就要买好的。譬如皮鞋,一双好的皮鞋,又舒适,又漂亮,又牢固,可以穿两三年。花两百元买一双普通皮鞋,几个月换一双,计算下来,花的钱一样,既不舒服,又不好看。皮鞋如此,其他也是一样。这就知道,世家公子的习气,确是不同,由此也就了解到人生,所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一个穷小子出身,渐渐环境好了,自然会奢侈起来,这种习惯容易养成;用惯了以后,一旦穷了,再要想俭省,就困难了。
所以孔子提出卫公子荆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的四书五经,教年轻人去读,在他们是一件痛苦的事,实在难懂,像这些必须要配合人生的经验去体会。如果在学校里教这些书,仅从文字上讲解,学生听了自然会反感的。这实在难怪学生,只好责怪“人生”了。
其次说到盖房子,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讲到郭子仪:唐明皇时候,安禄山作乱,唐室将垮的政权,等于他一个人打回来的。在历史上,唐代将军能富贵寿考的,只有郭子仪一个人。他退休以后,皇帝赐他一个汾阳王府。在兴工建筑的时候,他闲来无事,拄一支手杖,到工地上去监工。吩咐一个正在砌墙的泥工说,墙基要筑得坚固。这名泥水匠对郭子仪说,请王爷放心,我家祖孙三代在长安,都是作泥水匠的,不知盖了多少府第,可是只见过房屋换主人,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郭子仪听了他这番话,拄着杖走了,再也不去监工。这个泥水匠讲的,是祖孙三代的实际经验,而郭子仪听了以后,就想透了人生的一个道理,不是消沉,而是更通达了。
第二个故事,唐末杨玢在尚书任内,快要告老退休的时候,他在故乡的旧屋地产,有些被邻居侵占了。于是他的家人们要去告状打官司,把拟好的起诉书送给他看。杨玢看了,便在后面批说:“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他的家人看了就不去告状了。
第三个故事,和杨玢的类似,据说(待考)出在清代康熙、雍正间的桐城人张廷玉。他是清代入关后,父子入阁拜相的汉人。据桐城朋友说,桐城有一条巷子名为“六尺巷”。张廷玉当年在家乡盖相府时,邻居与他家争三尺地,官司打到县衙里,张家总管便立刻把这件事写信到京里报告相爷,希望写封信给县令关照一下。张廷玉看后,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诗寄回来,这首诗说:“千里求书为道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的总管于是立即吩咐让了三尺地出来,那个邻居看到张家居然退让了三尺,他也让了三尺出来,于是留下了六尺空地,成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条巷道。
从这几个故事,我们就可了解孔子之所以讲到一个世家公子的生活,能够修养到“知足常乐”,只求温饱,实在是很难得的。像这样修养的人,如果从政,就不会受外界环境的诱惑了。
刚才提到郭子仪的起建汾阳王府,我们再看看唐人的两首诗:
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
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
——赵嘏经汾阳旧宅诗
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年歌舞楼;
四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
——张籍法雄寺东楼诗
上面两首诗的词句都很简单,但包涵的意味却发人深省;比起“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