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汉末期，汉学与汉儒所形成的学术尊严与权威，已经迥然与社会政治遥相脱节。如孔融、郑康成、卢植等儒者，皆名重一时，但多无补与世变时艰。如仔细研究汉末及三国蜀、魏、吴史迹，就可知当时特别注重文学与谋略的曹操，在“建安”时期六七年间（公元二一○至二一七年），完全不顾人品道德贤良方正之说，曾经三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明朗爽快、而极尽讽刺迂儒古板的妙文。
因此而开启“建安七子”的一代文学风气，促使魏、晋阶段青年贵族子弟的开放思想，便有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的玄学思潮等涌出。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有三百多年魏、晋南北朝的分崩离析的局面出现。
在这一时期，南朝由东晋历宋（刘宋）、齐（萧齐）、梁（萧梁）、陈、隋二百七十余年，社会上的教育学风，统由宗法社会名门大族学阀所把持。平民社会上，即使有自学成才的人物，如果不依附与权门伐阅，始终难以出人头地。魏晋时期，由士族权门所建立的官制管理“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便使此时在朝从政的读书士子，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讥刺与无奈。即如宋、齐、梁、陈几代的皇权帝制，也不敢轻视这些权门名士。
在东晋初期开始，史称为南北朝的二百余年期间，北朝五胡十六国的乱华局面，都是汉、魏以来少数归化的边陲民族们，为了争取汉化的称王称帝，争权夺利所引发的争霸战争。但对于中国文化，却衍变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北朝十六国汉化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习惯、根源，都来自西域之故。
此时所谓的西域，指的是现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及阿富汗到伊拉克乃至远及印度等地区；这些地区当时都是盛行佛教。
因此，北朝十六国中，前秦的苻坚，后勤的姚兴，以及北魏政权的建立，都在大量引进佛教的佛学经典，集体翻译，与中华本土的儒、道两家参合对比。等于现在我们大量引进西方文明科学，一样是热闹无比的时代。因此隋、唐开始，形成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文化，取代自战国以来以儒、墨、道三家为主的地位。
略举其例而言，如秦王苻坚派遣大将吕光率领大军去征服龟兹国，后秦王姚兴派兵攻打后凉，都只是为了迎接一位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东来。鲜卑拓跋族自建立北魏以来，与南朝的东晋并策中国天下，成为南北朝并存的局面。北魏大兴佛教，乃至僧众二百万，寺院三万余座。即今所谓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洛阳永宁寺等等，多在此时所创始。但当时所有参与翻译的僧俗等人，亦皆为民间自学成才之士，并非任何政权机构所培养的。
总之，南北朝两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衍变，可以说是继战国以来诸子百家之后，第二次学术人才的汇流。只是此时的社会人才，大多数是探索追寻宗教哲学与生命的认知哲学为主，大抵都与现实政治疏离，浮华有余，却与现实社会难以融洽。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精神，是显现在文学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学的演变来说，由春秋战国以后，直到两汉的文章，确有其古朴而简练的特色。
流变到魏、晋时代，由于曹操、曹丕父子文采风流的影响，加上建安七子的新文艺，直至南北朝隋、唐之间，演变为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骈体文为主的学风。以致民间社会，以及政府机构的实用行文，只顾音韵和优美，内容令人大有不知所云之感。类似现代一些注重逻辑的堆砌性文章，读了后只感层层重叠，道理的言说虽多，也有不知所云的感受。观今鉴古，不禁使人想到文化文学的演进，经常会出现扭曲的疲惫，这又是一种时代反映的畸形现象，实在值得深思反省。
所以在唐高祖李渊开国初期，就首先下令写公文要明晓通畅，不可用骈体文字。再到唐太宗李世民当政阶段，就扩充隋朝考试选举雏形，一变为正式开科取士的考试制度，以民间自学成才之士，自动报名参加考试，得以进士出身为官从政的晋身初地。因此他在第一次实行考试之后，站在上面看着考取进士人们的沾沾自喜，便开怀大笑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知道民间社会自学成才之士，有了智识能力，如无出路，必会自谋出路，甚至不好驾驭，也许会造反；有了考试制度以后，可以猎获天下才子，一进入官场，便可减少因名利之心不能满足而引起的反动。“彀中”，便是射箭时，把弓弦拉满的整个射程目标的范畴。
由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句话看来，深感唐初考试进士真是唐史上一件伟大的举措和好戏。但考试制度真能一网打尽天下的英雄吗？事实不然。唐代许多知名成功的人才，很多是不经考试，而靠推荐保用出身的。除此之外，因唐朝受宗法族姓观念的驱使，钦定老子李老君的道教为国教，同时，又对佛教教外别传的禅宗倍加推崇，因此而使民间社会许多自学成才的高士们，产生一种跳出世网的观念。所谓“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所以，唐代三百年间，出了许多隐士、“神仙”；禅宗“一花开五叶”的五个宗派中，更产生许多大德禅师，声名煊赫。又在考试制度之外，把丛林中参禅打坐的场地，取名为“选佛场”，俨然别开一格。这就是唐代文化教育别具风标的特色。
其实,唐代用考试开科取士之外，同时还并行推荐人才的办法，并非完全只由考试取士的一条路。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昌黎），在他未成名之前，便到处写信，拜托前辈者的援引推荐。又如传为千古佳话的白居易（乐天）晋身的故事，都是蜚声唐代文坛的事实。白居易在年轻未得意时，誊写了自己的作品到唐代首都的长安找门路。他来见当时文学辞章富有盛名的顾况。顾况看他很年轻，便说“长安居，大不易”，因为米珠薪桂啊！柴米的价格贵得像金子，不好生活啊！你这个年轻人，住在首都找出路，你能负担得了这里昂贵的生活费用吗？况且能不能有出路呢？讲完了，翻了翻白居易的作品，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说：哦！你行，可以住在长安了。白居易由于前辈顾况的褒扬推荐，因此而成名为一代名宦而兼名士。在唐、宋时代，由这样自学成才而经人提拔推荐的故事，在历史上有不少的记载。由此可见人贵自立的榜样很多。有志之士，千万不要被这些框框圈圈所限制，反而把自己的天才埋没了。
总之：千古事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大原则，那就是“法久弊深”的道理。唐初所建立的考试取士制度，是在勾引民间社会自学成才的有识之士为国所用，就像是民间有女自长成，丽质天生，而被挑选入宫为用。但考试不能像选美，自幼童时一级一年考选试用啊！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考试，是幼童入学前就要考试，入学之后，有月考。年考、毕业考、留学考、职业考，一考又一考，把一个好好的脑袋，一辈子放在考试上面烤到死。
再说进入学校之前，以考试来决定录不录取，那学校教育民间子弟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考试成绩好的便可入“名校”；不好的只能入差等的学校；这岂不是教育体制自暴其短的掩耳盗铃吗？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教导改变无用者，使他变成有用，愚者变成聪明，即古人所谓使“贪夫廉，懦夫立”的道理。我们应该反省深思，不能单以一法而埋没后来聪明才智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