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稍加说明两宋王朝情势，就比较容易了解，由于宋朝代重文轻武的文化教育，才会产生许多名臣贤相，以及很多的词人骚客，将唐朝三百年文采风流的诗律规范，改变成为宋代的词章和理学。
宋代建国之初，仍依唐制，以考试取士网罗天下的人才。初期贤相如王曾、王旦，之后便是名相晏殊，他极力提拔穷苦孤儿自学成才的范仲淹，而且他与范仲淹二人又特别提倡平民办书院讲学的风气。以此先有孙复在泰山脚下开馆授徒，后有胡瑗讲学吴中，提倡师道。而民间讲学之风由此大开，直到南宋末代不衰。范仲淹影响所及，培养出来的名臣良相，有寇准、富弼、文彦博等。至于光耀宋明理学的五大儒——张载（横渠）、周敦颐（濂溪）、二程（程颢、程颐），以及南宋理学巨擘朱熹，这些史称关、洛、濂、闽诸大儒的理学家的发迹，也几乎都和范仲淹有关，与私人讲学的书院制度更是息息相连。
举例来说，大儒张横渠，青年时到西北边疆投军，见到范仲淹。范仲淹劝他应当好好读书，成才报国，并顺手抓了一本《大学》送给他。张横渠便拿着《大学》回来，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并有四句声振千古的名言流传后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范仲淹可算是千古读书人的好榜样。大家都读过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且知道他是宋代事功显赫的人物，却不太知道他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大功绩。但他不是“理学家”，他是一个大儒、通儒，不可与“理学家”混为一谈。
我们为了浓缩叙述以往文化教育的历史演变，不敢牵涉太广，只以宋代兴起私人讲学的书院后，上述史称五大儒的理学家为代表，稍加了解他们所讲的孔、孟儒家之道，其中的量变和质变。理学家们所开设的“孔家店”，贩卖的货色质量，与孔、孟老店的原来货品，大有不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运要打倒的“孔家店”、“吃人的礼教”等，大多数是那些理学家们加上去的弊病。当时打倒的风气暴发，一概将之归罪于“孔老二”，实在有冤枉无辜之嫌。
简要的说，宋代理学家对传统儒学的解释，有些关键处，就好比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学派所解释的神学。但我说的好比，只是限于比方，千万不可因比方又节外生枝。这比方只是说，理学家们的儒学，是把孔、孟的学说变成经院化，变成宗教式的戒条化。更复杂的是，他们用理、气二元来解释“形而上道”，又和人道的修为拉扯在一起。内容非常庞博而精彩，如果研究学术，也不可等闲视之。它之所以形成，影响两宋到明、清，且锢蔽了中国文化近千年之久，也并非偶然。将来有机会、有时间，另当专讲。你们如要了解大纲，必须要读黄梨洲起始编着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还有禅宗的《景德传灯录》、《指月录》。这四大巨著，其中大有可观之处，千万不要轻视。
那么，理学家们的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很大，很重要。这就和隋唐以来禅宗与佛道两家的兴盛有关。理学家本是坚持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坚决反对五百余年来风靡社会各阶层的禅佛和道家。理学家们因袭唐代韩愈的《原道》和《师说》之意，又受李翱的《复性书》的启示，起而援禅入儒而再非禅，援道入儒而又摒道。但其所称理学的“理”，恰恰又是借用禅宗达摩祖师“理入”和“行入”的说法，再加上佛学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而来。“理”就是道，就是禅。
孔、孟儒家之道，本来就有其胜于禅和道的内涵，不过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认为凡是离开人世现实而言禅和道，都非圣人之道。所以人人都可为尧、舜，人人都可成圣人。你只要读了宋、明儒的学案，就可窥其大概了。
在唐、宋时代，弟子们记载禅宗大师们的说法，叫作“语录”；因此理学家们便也有“语录”。禅宗大师们把个人学佛参禅而开悟的对话因缘叫“公案”；理学家们便把个人的学养心得和师生的对话叫做“学案”。禅宗修禅定作功夫的方式叫“修止”“修观”或“修定”“修慧”；理学家们则把修养主旨叫“主敬”或“存诚”。又如宋、明学案的巨著，更是仿照禅宗的集着的体裁，其用意是，你有酱油我有醋，你有醇醪我有酒，各家自有通人爱，谁也并不比谁低。但最重要的，是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讲，自宋儒“理学”兴起，也就是禅宗衰落的开始。这是中国学术演变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问题，在此暂且不谈。
但要知道，濂、洛、关、闽的儒家或理学，也是各有门庭设施的不同，并非一致，与唐末五代禅宗分为五家宗派的情况非常相似。而在宋朝当时，理学并不像元、明三四百年间那般，完全归于朱子（朱熹）的一家之言。例如南宋理学的最大而有趣的问题，便是朱（熹）、陆（象山）的异同之争。朱熹主张“道问学”，陆象山却主张“尊德性”。换言之，朱熹的主张，相等于禅宗的“渐修”；陆象山的主张，相等于禅宗的“顿悟”。这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极具风味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只是针对中国过去的教育经验，着重在父师之教和自学成才的重点，特别对宋儒的理学家们多做了一些说明。因为这与后来明、清六百年间以八股文考试取士的关系太大，须要大家明白。除此之外，两宋三百年来，所有自学成才而考取进士的名儒和大文学家，也是非常之多；他们并非都是理学家。如众所周知的北宋名相又兼文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及欧阳修、王安石，父子齐名的三苏、黄庭坚（山谷）等，文学词章都非等闲之辈。他们每个人的身世历史，每个都有一部好小说可写，非常热闹。
但宋代在文学词章方面，何以又与唐代风格迥然不同呢？这就是我在前面所提立国体制的原因所在了。
宋初立国开始，建都在丰腴之地的汴梁（开封），基本上没有成功北伐渡过黄河，与漠北天南的开阔风光，了不相关，所以在文学境界上，就远不及汉、唐的辽阔。而在政治经济上，只凭长期给敌国“岁币、岁帛”贿赂外敌而图苟安。两三百年来，好像是为北朝的辽、金、元充当经济资源的补给站一样。宋真宗赵恒在澶渊之役中急于议和，甚至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身在敌前的宰相寇准极力反对，私自秘密召见议和专使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最后，曹利用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签约而归。如此这般，朝廷文弱可悲。但正好碰上社会人心思安的时候，也便可称为一时的盛世了。例如欧阳修的两句诗说：“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着耕耘。”读此真令人掩卷深思而不禁长叹了！
所以宋代的诗词文学，大多饱含天下承平的田园风味，农村的气息非常浓厚。最有名的是名臣杨亿等人，因喜爱唐人李商隐诗的风流蕴藉，而开创了“西昆体”的诗格。后来又有富于山林风味的“九僧”的禅诗，也突显了宋代承平文学的特点。南渡以后的宋朝，有名的诗人范成大和陆放翁，同样充分展现田园的风味。由西昆体而衍变为依声谱曲的长短句，就出现宋代的词学风格了。
除此之外，到了南宋，也出了不少提倡实用学派的人才，甚至也有人公然反对俨然标榜圣学的理学；他们和朱熹虽然也是朋友，但学术观点和意见截然不同，如史称为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东莱）、陈亮（同甫），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等。可是却唯独一生机遇特殊的朱熹，其所注的“四书句解”，竟然成为明、清两代六百年“八股文”取士的固定意识形态，岂不是古今得未曾有之奇吗？
研究两宋时代的文化教育问题，特别不要忘掉同时要研究辽、金、元史，因为这时等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在这三百年间，北方的辽、金、元，也同样传承中国儒、释、道三家等的文化教育，只是在帝制的政权体制上有别而已。辽、金、元和南北朝时代的北魏一样，比较崇尚佛教，但在中国整体文化来说，入世治国之道，他们仍然是注重儒家传统的。
北宋后期到南宋之间理学的兴起，在北方的儒者，却认为这如同儒学的怪胎，或是儒学的骈拇枝指。例如北方的名儒李屏山，便着有《鸣道集说》，中和融会儒、释、道三家的观念而兼驳理学家的说法。至于在金、元期间，禅宗曹洞传法的高僧万松行秀，以出类拔萃的声望而望重士林，终于振兴嵩山少林寺的禅风。金、元之间的名士如元遗山、耶律楚材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尤其在中国的医学史上，继唐代孙思邈的高风，到了金、元之际，出了四位名医，其著作流传千古，至今仍具有医学上不衰的权威。也可说金、元时代，北方出了几位对生命科学贡献卓越的医药科学家，那就是河间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以及浙江义乌的朱丹溪，他们皆不同于南方的名儒理学家们高谈性命之说、坐论理气二元却不切实际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