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最为遗憾的事，就是自明初朱元璋立国以后，到后来明、清两朝近六百年间，采用宋儒理学家朱熹注解的四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的思想意识形态；又将士子考试所用的文章体裁规定为八股形式。我们为了浓缩专题来讲，朱熹注解四书的是非、好坏、对错，牵涉到汉唐以来许多经学范围，事属专精而广泛，真是一言难尽，姑置之勿论。
至于至今成为大家口头语的“八股文”，其内容又究竟是什么呢？
大概来讲，所谓八股文，是根据朱熹注解的四书，任随主考官的意思，取它一两句书的内容，定出一个题目；密封以后，由进考场的士子们拆开。士子们则根据自己所知四书中这个题目的内容，以及朱熹所注解的意义，自行发挥。首先对本题有个固定的规格，那就是先要“承题”，再来“破题”。然后全篇文章，要有一定的“起、承、转、合”。而在“起、承、转、合”的每一段、每一节，又须有正反相对称的文字韵律，可以琅琅上口，读来既有内容，又有音节。
我在年少的时候读书，虽然已经废除科举，不考八股文了，但我很好奇，想尽办法找了几篇八股文来看。读后，虽然认为废除八股文是对的，但也觉得它的规格内容不可随便鄙视。我很顽皮，有时候自当主考，出个八股文的题目考大家，题目是“何谓里美？”我又自作考生自诵承题而又破题曰：“子曰：‘里仁为美。’里岂有其美者乎？盖美不在人，而但有仁而已。仁其美乎？仁不自美，而在人之所为而美，故成其美。”读了，大家大笑。笑完了，又故意用白话作错误的承题说: “邻里有美人吗？不知道真有美的，或是丑的。美的自然美，丑的当然丑。美的，丑的，配在一起，那不是邻里中美丑都有了吗？”大家又大笑。
试想在明、清两代，是由这样的八股文来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考，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才子？可想而知，在这近六百年间的文人、学者、才子，有几个肯在他的文集中刻上自己当年考试录取的八股文章啊！
过去有个笑话，一个考取举人的士子，到朋友家里去，看到朋友在读《史记》。他就问，你怎么有空读闲书？朋友对他说：这是司马迁的名著历史书。他听了又问：“司马迁是哪一科的进士啊？”
这便相同于现在进学校读书的青年，在一级一次的考试通过以后，谁又会因反复回忆自己当时所答的考试题目而得意呢？为了应付考试，在强烈的电灯光下读坏了眼睛，拿张文凭作进门钥匙而来找工作，学非所用，用非所长，这岂不又是一番新八股的大讽刺吗？
可是明、清间许多名士大臣，例如明代的王守仁（阳明）、张居正，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最后的状元张謇等人，都不是由明、清两代的官学国子监出身，他们当初都是由家塾或书院自学成才，在随俗走八股考试的功名路线而来。这也就是明、清两代传统所说的：“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的自我苦读而成名的豪语。
明朝的文化教育，在注重理学家的儒学；而理学家的儒学观点，切守迂疏固执的礼节教条，大如宗教家的戒律。例如教导提倡妇女守贞洁，便使还未婚嫁的女孩都要望门守寡，争取死后立个贞节牌坊。到现在你只要看贞节牌坊最多的地方，就可见到当地理学家教育的威望了。
至于一般读书人，要想去考科举功名的，必须要严加敦品厉行；切信功名的考取与否，同人生行为的因果有密切相关。所以从小读书开始，必须每天要有功过格，做了一件坏事，动了一点坏心眼，要在圈内点一点黑。做了一件好事，点一点红。每天要考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并且要熟读《太上感应篇》和《阴骘文》。
以我来说，从小就受家教影响，对于这些可谓耳熟能详。例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的话，就听得太多了。孙叔敖看见两头蛇会害人，就杀了它埋掉，他因做了这件好事，后来做了宰相。另有一个读书人，看到天雨冲塌蚂蚁巢，动了恻隐之心，就把全巢蚂蚁救了。后来他考进士，在文章里写到“主”字，少了一个点。主考官看他文章很好，但错了一个太重要的字，皇上的主字少了一点，所以不敢录取。但又舍不得丢了好文，再一看，“主”上又有那一点。他怀疑自己夜里看卷子眼花了，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蚂蚁。主考官明白了，这个人一定做了好事积德，就悄悄提笔加上一点，那是主考官犯法的举动，但他做了。此人考取进士后，见面一问，果然不出所料。像这些故事也听得很多。又有说，考试的时候，也会有鬼来报仇的。如果你奸污了妇女或遗弃了情人，她死了，就会到考棚来使你头昏脑胀考不成，或者把你弄死。
还有传说，宋代欧阳修主持考试时，夜里在蜡烛灯下看考卷，总觉得左手边上有一个穿红袍子的人影站在那里。他每选定一卷，那个影子点了一下头，那就对了。有的他选取了，那个影子不点头，他就再三详审，终于不敢录取。所以他说：“文章千古无凭据，但愿朱衣暗点头。”这是欧阳修真的故事吗？不知道，相传如此而已。
明朝三百年来的政权，虽然是在这种禁锢式的理学文化教育中，但朝廷的权利从头到尾始终离不开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们当权的范围。甚之，在万历时期，废除天下书院为公廨，而且为了皇室的子嗣之争，下放禅宗的和尚憨山（德清）到广东，引进天主教神父利玛窦。终于形成儒学的东林党和太监们互相争权的斗争，导致满族入关而明亡于清。这岂不是中国历史上更大的讽刺！
我常说中国历代帝制政权很有趣，在汉代的皇帝，是与外戚女祸（后妃娘家的亲属）共天下。在魏晋的皇帝，是与权臣、学阀共天下。唐代是与藩镇（地区军阀）、女祸、太监一起共天下。宋代是与贿赂敌国共天下。明代是与太监共天下。只有清朝的初期比较稳妥，没有外戚（女祸）、藩镇、太监的跋扈，但却误于只抓小辫子、马蹄袖的八旗子弟，令关外东三省和八旗子弟只准习武，严禁汉化，认为以此即可镇守四方，但不知因此反而使东北的文化教育落后迟延。故而清代近三百年的文治，自上到下，都与绍兴师爷共天下。这些也正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事实。清代三百年来作官府幕宾的师爷，是考不取功名，或不愿考功名的读书人，但也都是由家塾或书院自学成才之士，并非从国子监的官学出身，而且多是律法专家。
你不要认为这些历史都已成为过去了。人，毕竟是人，人的聪明智慧毕竟不会太过高明的，此中有深意，欲说已忘言了！而且最可怪的，英雄们打下了江山，征服了天下，便说自己是“顺天应人”而称帝称王。但古今中外所有的英雄，几乎必然被英雌——女人们所收拾，非常明显。近代史上，眼见爱新觉罗的一族，在三百年前由孤儿寡妇入关，建立大清十三代的王朝；最终仍由寡妇领着孤儿，收拾细软出关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