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的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软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很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在时势的趋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但是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做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则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五○九-四六八年）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个时期，也就是后世认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荀卿）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且在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惟，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