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提起青少年的问题，从各方面的见闻所及，不是涉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就牵连到社会教育有关的社会风气方面。同时，社会演变随着时代的变化，日益加速，不但青少年的问题有与日俱增的严重趋势，跟着而来的，儿童问题与问题儿童等也同时并发。于是，一听到这些问题的表面，便像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就在人们的心里，将要随时爆发似的。束手无策地忧虑和叹息，便替代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其实，一个人或社会群体的思想和心理的成因，是由许多因素而组成，并非只是单纯或少数的几个原因所造成。一个人的思想，从意识活动而来。意识的活动，随着身体生理的成长和变化，以及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各种影响而形成。由于意识活动构成各种思想的变化而造成心理的状态。复由心理的状态，反复接触外界的刺激和反应，而产生一般思想或某种特殊思想的范畴。依中国文化的习惯观念来讲，综合起来，由婴儿、孩童，到达少年、青年，每一阶段暂定以五岁作为界限，节节形成一个人的思想与心理的作用，必须凭藉身心两方面互相影响而成长。
暂时搁置形而上的生命本体论的秉赋问题不谈。遗传、家庭、历史文化、时代潮流、社会环境与学校教育等六个因素，便是形成青少年们思想与心理的主要成因。其中忽略了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偏见与错误的论断。因此研究青少年问题，随便笼统地涉及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等问题，未必尽是确论。
关于遗传的问题，现在不想牵扯太远。冒然钻进遗传学的范围，难免变成坐谈学理而不切于实际。如果严格讨论到遗传的关系，便会牵涉到人类学、民族血统学，乃至天文、星象、地理环境、生理学、性心理与性生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重典中《礼记》的胎教等等许多学理。因此，暂时只讨论到遗传的实际关系。
任何一个儿童或成人，他的心理状况，除了主要原因——得自先天形而上生命本体的秉赋，略而不谈以外。他的意识潜能的成长，实由于父母遗传的秉受，有大多数的因素。只是一般人忽略了这个问题的重心，或者根本没有发现这个人父母本身潜在意识的重点而已。而且遗传的作用，大约有两种形态：（1）直接遗传：这便是说某一个人的遗传作用，是由父母两人的直接秉赋而来。（2）间接遗传：这便是说某一个人的遗传作用，是由祖父、祖母，或外祖父、外祖母的血缘关系而来。无论为直接遗传或间接遗传的关系，一个人的个性和心理的形成，属于遗传的关系，几乎占有一半的成分。但是遗传的关系，又有更代变化的作用，并非是父母或祖宗是白痴，所生的子女必定就是白痴。在遗传的成因中，他还有自我的秉赋，加上受胎时的时间、空间的物理环境，以及父母在性行为时的心理与思想等等主要正反的遗传原因，因此而起变化成为更代性的成因。
此外，遗传的作用，最为明显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它有承受传统遗传与反承受传统遗传的两种作用。（1）所谓承受传统遗传：这便是说某一个人，他的父母是纯良老实或者刁钻古怪的人，而所生的子女，也是纯良老实，或者刁钻古怪。（2）所谓反承受传统的遗传：这便是说某一个人，他的父母是纯良老实，但所生的子女，却很刁钻古怪。他的父母是慷慨好义，而所生的子女，却是悭吝自私。或者介乎两者之间，具有双重性格的个性。相对地，某一个人的父母是刁钻古怪，所生的子女，却很老成持重。这种现象便是反承受传统遗传的作用。他的父母是满腹经纶，所生的子女，可能是冥顽不灵。因此中国古史上的有名的唐尧是圣人，但是他所生的儿子丹朱，却是一个不肖之子；瞽叟不是好人，他的妻子也很坏，但是他们所生的儿子虞舜，却是圣人。有些忠厚老实之家，反出败子。有些不善良的父母，反而生出大好人的儿子。这就是说，在某一父母的心理潜能里，他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很不好的一面。例如一个老实人，处处肯吃亏，可是这种肯吃亏老实的行为，是压制内心的反抗，无可奈何而变成的老实表现。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宁谧，虽然压制心理思想而表示为老实吃亏的外表行为，但仍不能平静内心，含蓄有极端的愤怒和愠怨的嗔恨。因此，便形成更代遗传的相反个性。或者，在受胎的性行为时，男女双方的思想心理因某种事实，或天然气候，或某种环境的影响，而构成当时心理的极大抗拒和郁抑，也就变成更代遗传的相反作用了。所以望子成龙而未必尽然，并非偶然的事。
由于这个道理，所以大学问家的子女，也许是天生不通文墨，不爱好读书的种子。大英雄的子女，也许是过分懦弱的人物。文学家的子女，可能不爱好文学而喜欢玩耍。艺术家的子女，可能是鄙视艺术而喜爱做工或经商。军人的子女，可能爱好文学而反对军事。工商业巨子的子女，可能是游手好闲，贪恋游荡的角色。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要由诸位有心研究者，以科学的方法去搜集资料，统计结果，加上哲学的推理，便可求出结论。那时，方知我言不谬也。在此只是指出原理、原则的所在，要同学们去深入研究。我没有时间也没有作这些精细统计的工作。我现在所讲最主要的重点，是希望家长们，或者注意家庭教育的人们，应当先了解这个原理，自己加以反省，或进而作更深入的研究，然后才对儿童教育与家庭教育实施正确的方针。如果一味望子成龙，好像有些父母一样，把自己一生的失败和没有达成的愿望统统加在子女身上，要他们努力向上，去替自己争口气而光耀门楣，荣宗显祖，这不但是很大的过错，实在也是作父母心理道德上的罪过。结果一味如此妄求，他的结果会适得其反，反而造成子女在心理上潜在的抗拒，结果便变成不容于家庭和亲友乡里，而社会上，又随随便便加以一顶太保或太妹的帽子。不但使自家无后，而且也使国家社会，无故丧失了一个有用的人才。同时，希望一般盲目跟着升学主义走的人，能够宁静自思，好好为家庭、为国家、为社会着想，而努力地教育子女成为有用的人才。
讲到家庭教育，听起来是很普通的名辞。任何一对父母，有了子女，由婴儿至孩提，由儿童到青年，谁又不施管教？古今中外，哪个孩子又没有受过家庭教育呢？除非少数的例外，属于不幸者的遭遇，那就另当别论。因此，所讲家庭教育，岂非极普通而不成问题的问题吗？然而，如何是家庭教育的标准？家庭教育应该要怎样做？哪些父母才有资格担任家庭教育的主角？这等于说：凡是学校，都有老师，可是哪种人才有为人师表的资格？谁又是真正的好老师呢？所以当父母或家长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家庭教育，和他所受的其他教育，是否都够水准而无差错呢？这些都是决定家庭教育的先决条件。倘使讲家庭教育而忽略了这些问题，或者把问题青少年的过错随随便便，一概归咎于家庭教育，这就真成为家庭教育思想的问题了。
依照中国人一般通俗的观念来讲，大体上都认为我国的家庭教育，是最完善、最悠久的伦理教育。历史悠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否最完善，那是多方面的问题，不能泛泛而论。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家庭教育，列有明训的，最早莫过于《礼记》。我总希望自己的国人、自己的民族，都能先行深切了解自己的文化。至少，也须人人一读《礼记》的重要部分，所以在此不再详引。但是依照古礼——也可以说是古代的文化制度，童子六岁入小学，先从“洒扫应对”开始学习。以现代语来讲，便是先从生活的劳动教育入手，以养成清洁整齐的习惯；然后施以待人接物的礼貌教育，这便是所讲“应对”的内涵。换言之，古礼的六岁入小学，先从“洒扫应对”开始。它的教育精神，是注重在人格的培养，和礼仪的规范，并非先以知识的灌输为教育的前提。所以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的教育，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透过这个主要的中心思想，便可想而知中国古代，对于“洒扫应对”的儿童教育，也是在入学后开始。难道六岁以前，在家庭方面，便没有教过“洒扫应对”的事吗？事实不然，所谓“洒扫应对”的教育，当一个儿童在家庭中受到父母家人身教的薰陶，早已“耳濡目染”，所谓不教而教，教在其中已矣。六岁开始入学，除了注重儿童的生活教育，和礼仪教育的基础以外，便以知识和技能的养成为前提，那便是：礼、乐、射、御、书、数等有关文事武功的“六艺”。到了十八岁入大学，才实施立身处世的成人教育。所谓“学而优则仕”，便是指这个青年阶段前后的教育而言。总之，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让我们重复地说一句：除了《礼记》上所列举有关的记载以外，并无别的专书。
汉、魏以后，对于家庭教育，逐渐出现了专书。但是严格地说一句，那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皇皇大著，并不见得是为教育的理想而立论，而且更不是由教育哲学的基础而出发。那些著作大体上还是受到秦、汉以后门第观念的影响而作。例如汉、魏之间班昭的《女诫》、隋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而且它是成人的伦理思想教育，并非绝对可作为儿童家庭教育的范本。宋、元以后，理学家的儒者们，渗入佛、道二教因果报应的观念，散见于个人学案中有关家庭教育的思想，更为普遍。自元代儒者郭居敬选定了《二十四孝图说》以后，到了明代理学家朱柏庐所作《治家格言》，便更普遍地被认为是儿童教育的读物。而原属于道教教义的《太上感应篇》，以及亦儒亦道亦佛的《阴骘文》、《功过格》，也普遍流行为家喻户晓的家庭教育指南。清儒陈榕门所著《五种遗规》中的“教女”、“训俗”两种遗规，都可以说是儒、佛、道三家的有关家庭教育思想的汇流。实际上，这些著作，大体都是伦理思想和人格养成的成人教育的范围。所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家庭教育的思想、理论、实施，是否真能称为最完善的，就须重新磋切商量，不能空泛而骤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