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立场来说，学术思想为整个文化的中心。文学是文化的骨干。而包括在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又是人文思想和文学境界互相结合的前趋。如果从小说的立场来看历史，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大小说。历史上的人名和地名，都是真的，但有许多事实，大多数已经走了样，甚之，完全变质。而小说中人名和地名，大多数是假托的，可是那些故事的内容，却几乎都是真的。只不过再经文人的手笔，加以渲染剪裁而已。只有幻想小说，完全是虚无缥缈的无稽之谈。但是幻想也是人们心理行为的呈现，而反映出一个时代、或某一地区、某一环境中的人们思想和情绪。而且它对于社会思想的向背，和心理思想的正反，都有绝对的影响。尽管有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读书人，反对看小说，甚或嫉之如仇，但他的思想和情绪，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受到小说的影响。因为小说会自然地变成戏剧或民俗故事，往往在无形中影响了各阶层的心理。
中国小说史发展的渊源相当久远。由上古的“神话”而至于班固著《汉书·艺文志》的观念，已经正式建立了它在文化史上的份量。虽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到了六朝，神怪小说大兴，正好反映出汉末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思想，是“玄学”和宗教性的神奇传说相互结合的时代。到了唐代，“传奇”小说大行，由天人之间的玄秘神奇而变为人物的传奇，提高了人的价值与功能，显示唐人文化的质朴之外，而且充满禅与道的气息。宋代的小说承接唐人的“传奇”而变为“志怪”，反映两宋历史社会的不安定，只好作无可奈何的寄托。但因此而形成了元、明以后“话本”与“历史演义”的先声。如明代罗贯中以讲史为题材的名著《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传》等。还有以描写社会现状，与社会人物的心理为题材的名著，如施耐庵的《水浒传》。又以神怪妖魔为背景的《四游记》、《八仙传》、《西游记》等，都风行一时，成为传世之作。这也表现出明代思想的不稳定和逃避现实的状况。到了清代，“言情”小说与“讽刺”小说兴起。前者如《红楼梦》等。后者如《儒林外史》以及清末民初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大致都代表了异族统治下思想和心理的假托与发泄。此外，有关吃喝玩乐的狎邪小说，如《花月痕》、《青楼梦》等，则开启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哀情”小说，如《玉梨魂》、《雪鸿泪史》、《芸兰日记》，乃至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的风格。这都是反映时代社会的病态，显示悲凉怆痛的情调。总之，清代文学，承接唐、宋、元、明之后，在小说方面，形成多方的流派，而且较为细腻。这些有关中国过去小说发展史的大要，并不涉及近代和现代小说史的种种，只是借此略述小说所代表历史文化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心理的演变概要。而本文要讲的只是着重有关“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前因和后果。
中国“武侠”，正式见于传记的，是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游侠列传》开始。但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首先引用韩非子的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从法家的观点看来，“二者皆讥”。也就是说，韩非对于儒与侠两种人，都有讥评而极不同意。但是单以侠义的精神和侠义道的史实来看，所谓侠义的作风，实渊源于儒墨两家思想的互相结合，尤其偏重于墨家的精神，而侠义道发展的事实，却上承战国时代的六国养士，下接隋、唐的选举制度，与明、清以后的特殊社会的形式。
但司马迁最初所称的“游侠”，并非纯粹以个人的尚武见长。以个人的武技与侠义合并而成为后世的“武侠”，应当说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的作风与“游侠”精神互相结合的事迹。唐、宋以后，由于禅与道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处处进入艺术的境界，而不再是秦、汉时代的情形。所以对于文学的造诣境界，便称之谓“文艺”。对于武功技击造诣的境界，便称之谓“武艺”。明、清以后，文有文状元，武也有武状元、武进士、武举人、武秀才等科第。而且民间迷信科学，甚至有认为文状元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武艺超群的武状元，或古代武功高强的大将，也就是武曲星下凡。于是，宋明以来的“历史演义”小说，充满了这种观念，而普遍灌输，影响到各阶层的社会。
纯粹以个人为主角，描写他的武技出神入化，而且有“技而进乎道矣”的造诣。而他们的行为，在个人方面，类似隐士，对国家、社会或帮助正人君子的事业，却满怀侠义，或为锄奸惩恶，或为济弱扶危，甚之，劫富济贫，也在所不惜。这是从唐人的传奇小说开始，例如《昆仑奴》、《空空儿》、《聂隐娘》等故事，便是后世武侠小说的先声。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侠义小说糅合了忠君爱国的忠义之气，把锄奸惩恶、除暴安良和劫富济贫等社会不平的心理混合为一，于是便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俞樾的《七侠五义》，以及《小五义》、《续小五义》、《正续小五义全传》。同时又有《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等等，相继勃然兴起。但书中描述人物的邪和正以及人情事故的是和非，个人人品行为的善和恶，都是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就如我们儿时看戏，看到红脸出场，就知道是关公一样的好人。看到白脸，就会想到和曹操一样的坏人。总之，它的终结，不外是注意正邪善恶的果报。一面藉此而宣泄人人胸中所有的不平之气，一面也以此而敦正人心，并宣扬传统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信念。至于描写武功方面，由《儿女英雄传》的真刀真枪和拳来脚往的演变，到了《七剑十三侠》，便变为白光一道，飞剑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境界。看了真使人有神乎其技之感，叹为观止。但也显见小说家笔底的“武艺”，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逐渐进入玄妙而神奇的想象意境。倘使从另一角度来看，刚正好反映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东方“止戈为武”，与西方的“尚武好斗”的风气，都从原始技击和刀兵的运用，而进入神奇的要求。西方文化以物质文明为本，所以便发展为枪炮机械。中国文化是以人文本位和个人的精神为基础，所以便把技击进入以气驭剑，或心剑合一的幻想境界。清末“义和拳”的误国事件，虽然说是清朝宫室上下无知所造成，然而平时深植人心的剑仙侠客与《施公案》、《彭公案》等的小说故事，实在也是造成这种错误的重大原因之一。只不过士大夫者流的知识分子，讳不自知而已。
精良的艺术是太平盛世以及安定社会中的产品。而宗教、哲学、小说，大体说来，都是历史变乱，社会不安定中的结晶。自民国初年到抗战期间，武侠小说随着印刷的发达，风起云涌。阅读武侠小说的风气，也正如西方人阅读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一样的普遍。初期影响最大的，便是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所著的《江湖奇侠传》。书中的“武侠”宗师“金罗汉”和“柳迟”，以及主要事件的“火烧红莲寺”的故事，不但脍炙人口，而且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事迹。因此拍成电影，而大受观众的欢迎。甚之，有许多小学生阅读了《江湖奇侠传》就离家出走，入山学道，寻访明师，闹出许多啼笑皆非的笑话。跟着而来的，便有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所著的长篇《蜀山剑侠传》（又名《峨嵋剑侠传》）、《青城十九侠》、《兵书峡》等剑侠小说，都畅销全国而充斥书摊。至于出租武侠小说的行业，也因此应运而兴，赚得大好生意。还珠楼主的小说，又长又玄，几乎没有一部完工的著作，但却永远吸引著读者的心理。他以曾经学过道家方术的知识，和他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的见闻，以及多识虫鱼鸟兽人物等的经验，并脱胎于《神仙传》与《山海经》的幻想，配合他文白相间的笔调，实在使当时的青年人读之，即醉心于心灵幻想的雄奇之境，而逃避了现实的苦闷。他如许多学者大师们，也乐此不疲而藉资消遣。就如大家所谓当时的哲学家胡适之先中，据说也是还珠楼主的忠实读者之一（是否属实已无法考证）。但著者以后下落不明，据说他客居上海写小说时，堕落到终日躺在鸦片烟铺上吞云吐雾，挖空心思构想情节，而口授助手来笔录。后来我碰到有些传授道家方术的人，居然说出自得明师真传“离合神光”的道法，实在令人哑然失笑而瞠目不知所对。因为这些法术的名称，实出于还珠楼主小说中的杜撰臆造，结果竟公然有人信以为真，岂非不可思议。其次，比较不太过于以神奇相号召，而以中国少林、武当的武术技击加以渲染的，则有曾经学过国术的郑证因所著的《鹰爪王》等，却属于较为合理的武侠小说。而郑证因也是多产的武侠小说作家，大受国术界的欣赏。其他还有些后起之秀的武侠小说作家，记忆不全，姑不详说。受到这些武侠小说的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川康一带，公然有人号称结合剑仙侠客的地方团队，愿意参加抗战。这种爱国热情的忠义之气，实在值得敬佩，但是他们的见解和常识，却仍停留在“义和拳”时代，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抗战胜利以后，武侠小说逐渐开始转变方向，其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已成过去，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郑证因的《鹰爪王》的风靡，也渐见减色。介于剑仙侠客之间的故事，和完全不适合中国技击的功夫，而只凭臆测构想的作品，渐渐抬头。同时，有人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对象，影射中共的夺权行为，而写成武侠小说。因此在台湾，出租武侠小说的书摊行业，就凭这些小说，使得在风雨飘摇、流离颠沛的人们，得以宣泄胸中的满腔块垒。当此之时，有一位多年从事文化事业，出版经验丰富的书侠，他从出版事业的立场而言出版，认为这些武侠小说都将成为过去，于是出资请人写作武侠小说，如《南明侠隐》、《年羹尧新传》等，便由此陆续发行。自此以后，写作武侠小说的作家，和从事武侠小说的出版商，以及出租武侠小说的大小书店，便如雨后春笋，应运而兴。由此解决了许多人的全家生活问题，同时也因此使一股醉心武侠小说的迷风，吹遍了各阶层社会，乃至家庭主妇、大中小学等学生的脑子里。看武侠小说的风气，如此之盛，主要的原因，由于时代与社会心理愈加苦闷的时候，“怪、力、乱、神”的小说，也愈受人欢迎。何况一般爱情小说、社会小说，千篇一律，更无杰出的作品出现，早已使人厌于阅读。
但这一、二十年来，国内海外（包括香港方面）武侠小说的写作与出版，随便一本便算一卷，精粗好坏，据我所知道和我所看过的，也不下几千本乃至万卷之多。因此我常说笑话：“如果说读书破万卷的话，单以武侠小说而言，我早已超过此限。”此中并无学问，而且乱说乱盖的多如牛毛，但在精研正式书本与深思学问之余，借此换换头脑，休息心灵，遮遮老眼，的确还很有趣。后来发现与我有此同好者，还有许多学者教授、出国留学的学生，和若干自命“才高于顶，眼大如箕”的文人名士。至于一般青年学生，以及劳工朋友们，不但人手一本，而且装满两个裤袋，都是全般武侠。有一天，我经过城中公园，看到前任警官学校的校长。独自一人坐在树下看书。我心想，他真用功勤读，大概又在研究《四书》或《论语》吧！为了不忍心打断他的读书境界，所以不好招呼，只轻轻地从背后绕过一看，原来也在聚精会神地看武侠小说。这一时代，中国人之所以喜欢看武侠小说，就相当于美国政坛的重要人物，借着阅读侦探小说或科学幻想小说以调剂心神。东西双方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都是时代的心理病态。然而侠风所至，还不止此，多少年来，任何大小报纸刊物，如果去掉武侠小说与描写黑社会的小说，则几乎可以使报纸刊物的发行数字直线下降。这股十里刀风，实在有使人不寒而栗之感。
但是武侠小说的写作题材，经过二十年来的挖掘，的确都成陈腔滥调，而更无上品出现。偷袭《蜀山剑侠》、《江湖奇侠》、《鹰爪王》的内容，写光了。继而外搭包情，配合西洋侦探小说与科学观念的用毒和解毒，以及易容化装，利用物理作用等幻想也写完了。于是跟着而来的，便是好勇斗狠，帮派复仇，一言不合就拔剑而起，流血五步，在所不惜。或睚眦必报，毫无情理。这种满怀个人恩怨，或即将心理变态的病态武侠，写成主角，无形中给予青年以极坏的小说教育，关系极大。至于其中不通地理，不明地方风俗，不知历史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写作，实在不胜枚举。于是华山的绝顶险处，可以骑马，而把崇山峻岭的地方，却描写成为大湖深泽。这些不经之谈，自然都不在话下了。除此以外，还有乱讲佛、道两家的气炼脉之术，同时又把东洋日本武士道的抽刀拔剑的手法，和东洋日本式的打斗拳脚，变成国术的招式。真正中国武功的技击，反而毫无所知。甚至把瑜伽术引用到武功里去，虽然别有精彩之处，但认为这些便是中国的正宗技击武术，那就更为可笑了。目前武侠电影流行，所有舞弄刀枪剑棒的武术技击，一半以上都是东洋日本的武士道手法，在行家眼中看来，回顾一下我们国术界的情形，真有啼笑皆非之感慨！可是这一流的电影不但大受男女老幼的欢迎，而且多少学者教授们，也都醉心欣赏，而大为击节赞扬。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中“武艺”的悲哀，而且还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真正衰落的一劫。但是，这些现象，也正表示出人心的沉闷，时代的哀愁，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借此一消胸中块垒，并不在于中国“武艺”文化的真假和是非了。
武侠小说在今日国内的风气，概如上述。而我们负责文化者不但完全外行，甚至也无法领导。几年以前，一位有关人士曾和我说，应想出一个对此稍加限制的良策才好。因为这种风气，在无形中，给予社会青年一种极坏的教育。我说：“天下事往往存在着许多矛盾。”教堂的对面开设了“绿灯户”，最高学府的门前，有人大兜看黄色小电影的生意。一面防范管制“太保”、“阿飞”的好勇斗狠。一面大量开放粗著滥作的小说，以及电视上极力播演杀人不眨眼的西方牛仔，以及笨拙万分的摔角镜头。谁又愿意正本清源从事社会教育。何况“智、勇、辩、力”四者，绝非限制所能生效。只有疏导，才是办法。譬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果认为武侠小说影响了青少年的行为，何以不培植写作武侠小说的名家们，为后一代着想，而灌输一些真正的中国文化，如人伦道德、侠义忠勇等精神和事实。同时再好好研究一下中国文化的“武德”以及真正中国的南北派和其他名家的技击的“武术”呢？禁止之弊，甚于防范。疏导之功，利于无形。小说之功，过于教育。人谋之臧，可以造成良好的风气。好的武侠小说，对于培养国家民族正气的效果，也同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虽说未必尽然，却未必不是当前文化的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