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性？原始的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恶的？人欲是否就是罪恶？这都是中西哲学上的大问题，也是人类思想史上几千年的悬案。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已经二千余年，初由孟子特别提出的“性善”说，连带批判告子论“性无善恶”的观念，稍后又有荀子的“性恶”说，与性善的观念恰恰相反，于是便成为思想界争辩的论据。再后，由于佛学的传入中国，谈心说性，便成为哲学辩论的中心。宋、明的儒者——理学家们，内在接受佛家、道家的思想，于是人性的善恶问题，也就成为理学论据的要义。大体说来，理学家们，大多都是秉承孟子的性善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之所以为恶，都是后天的习性所养成；后天的习性和人欲又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反省克念，去尽人欲，使天理流行，才能恢复人性本来善良的面目。
孟子提出“性善”论据的重点，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便是人性本自良善的有力证明。而且肯定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所指出人性中本自具有“恻隐、善恶、恭敬、是非”之心，做为证明，是有相当的理由。但以水就下，肯定形容人性的本善，确实有所商榷的余地。
同时，孟子提出告子等对于人性“无善无不善”的批判，使我们知道告子等学说的大概。如说：“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或曰：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至于告子论据的重点，他认为“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的理论，是否正确，暂且搁置。但以孟子所提出告子的这些话看来，它与现代流行西方文化中的机械心理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更有趣的，告子一时大意，不懂论辩的理则（现代人所惯称的逻辑思考的方法），当时被孟子的纵横才气盖住了，当场吃蹩。如说：“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现在我们读了这节书，非常明显的，发生两个重要的问题：（一）告子所说“生之谓性。”定义不太详尽。因为古代语文过于简化的关系，或者说，可惜告子不懂“因明”的法则，语焉不详，所以并未表明自己真正的主旨；是指有了生命活动能力的便叫做性呢？或是说性是与生命同时俱来的呢？（二）孟子善于辩论的方法，他抓住了告子这个弱点，就说：既然“生之谓性。”那么，等于白与白是一样的啰？告子说：是。孟子跟着这一句“是”的答案，就说：那么，白羽的白，就等于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等于白玉的白吗？告子又答：是的。孟子因此便说：那么，狗的性，就等于牛的性；牛的性，就等于人的性啰？孟子这一论辩，相似于“因明”（印度古代论理学的名称）引用比喻的方法，以此难倒了告子。其实，平心静气地说，孟子所用的比喻，几乎是有“引喻失义”的嫌疑。告子一时懵懂，无理可申，只好就此吃蹩，至于本来的人性是善是恶？毕竟还是悬案未决。
到了论争末期，荀子直截了当地提出性恶的论据，恰恰与孟子的观念，成为强烈的对照；但要注意孟子与荀子，都是历来公认为战国时代的大儒，只是儒家的分号，并非别处的杂货店。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嚷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根据荀子这一节理论，它与西方文化中的唯物思想、经验学派、机械论者似乎都有相同的观点。但在此，只是指荀子对于性恶说这一观念而言，并非以偏概全，认为荀子的整体思想，都是如此。如要研究荀子通盘思想与学术，必须熟读《荀子》全书方可，切勿因噎废食，顾此失彼。
再后，到了汉代，扬雄便提出人性的善恶混杂的观念，如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也与？”扬雄这一观念，上半节等于是告子思想的变相。下半节引出气和人性善恶的关系，又是孟子思想“志者，气之帅也”的观念。这真是道道地地的善恶混说，好像很有道理，严格推究起来，到底言无所宗。
等次以下，历汉末、魏、晋、南北朝，而到唐、宋，理学之儒，崛然兴起，号称上接孔、孟的心法，下开百代的宗师们，或以性即是理，理即是性；或以理与气的二元而论性，阐说心性的玄微，愈说愈有性格，也愈使人迷离。再进展而到明代，有了王阳明的学说，对于性的问题，倒下了明确的定义，有名的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但是，问题解决了没有？不但没有真正解决了问题，而且阳明先生四句教的本身，却又产生了矛盾，他纵有晚年定论来补充，仍然有欠透彻。阳明先生既然肯定了性的体是无善无恶的，善恶只因意动而分，这便是第一重矛盾。试想这个能动的意，是否是由体上起用？如果意是由体上起用的，那么，体中本来就应含藏有善恶的功能，何以说体是无善无恶的呢？如果说：意不是由体上起用，那么，这意又从何而来？而且它与无善无恶之体对立，岂非是二元对立吗？同时，能知善知恶的这一知，又是否便是体上的良知呢？这又是第二重矛盾。如果是的，确见这个“知体”或“体知”，本来就含藏有善恶的功能，何以说：体无善无恶呢？?且有了一个意，又有了一个知，都是体上起用的功能，究竟是三元一体——“一气化三清”，或是三元对立的呢？至于“为善去恶是格物”，那是行为伦理的道德修养原则，自然无可疑议。
我们大致了解了以上所举出中国哲学史上，有关儒家对于人性善恶论的一些重要资料，关于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的争端，已经约略明了了大概，如果肯下好学深思的工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便应当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了。西方的学者，或倾心于西方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也可以在这些问题上看出了端倪。
其实说了半天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观争辩的要旨，其中最大的关键，就是界说不清，大家只从建立行为道德的要点上争论人性本善本恶的定见，并没有先把行为道德的问题，暂且搁置一边，先行严格探寻所谓人性的本身，它究竟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界说关键在于：大家所说的人性，是先天——形而上——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性？（它是否存在？又是这一问题中的问题。）或者是指有了生命以后的人性？应当先下一个研究讨论的范围，才好对此问题有进一层探讨的线索。总之，上自孟夫子开始，下至明、清以还的理学大儒，他们所讨论人性善恶之说，都是以有了生命之后的人性行为作基准，而由此推测到先天——形而上的人性本体论，界说混淆不清，弄得一头雾水，因此论说纷纭，便成为众盲摸象，各执一端的流弊了。如果以有了生命以后的人性来说善恶，孟子、告子、荀子、扬雄，乃至王阳明诸家的说法，都有理由，可以成立。但可惜的是，这都是与遗传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等有关的问题，至于和真正哲学的本体论，则了无牵涉。以之而言行为心理学则可；如果就以此而论形而上学，还大有一段距离，实在需要细加审思探寻。
提起西方文化，科学在现代的地位，具有决定性左右一切学术的权威。但到目前为止，无论科学如何的发达，所有代表西方文化的欧美文明，仍然还没有跳出宗教和哲学的范围，尤其是希腊哲学和“新旧约”的教义。
讲到希腊哲学，当然不能不追溯苏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苏氏的生平，正如中国的圣人孔子所说样——“述而不作”。要想研究他的思想学说，必须要从他的高足弟子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中寻找他的线索。苏氏虽未明确讲述人性本来的善恶问题，但在《对话录》中可看出他早期论述的部分思想，似亦主张“人性本善”，如“普罗太哥拉斯”（Protago-ras）篇中的记录，苏氏认为“道德与智慧初无差别，而邪恶系由无知而来。”“正义、节制、勇敢等……无有不同于知识者。”这应当是西方思想史上首次出现的“知德合”的见解。其次《对话录》“曼诺”（Meno）篇中，主要说明“知识由于记忆而来”。由此可见苏氏认为人性本自具有善的真知灼见，本来的真知应该为善，人之所以为恶者，由于没有知识，致使判断错误。这也便是西方哲学重视知识即道德之善行的主要源流。
至于柏拉图的思想，对于人性的理论，虽有理、情、欲三分的论说，而且认为理性即为人性，它是灵魂中不朽不变的体质，情与欲，则可朽可坏(见《对话录》“菲多”(phaedo)篇及“国家”（State）篇)。由此可见柏氏仍然继承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认为人之理性本来是善的。
到了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手里，扩充其师柏拉图的人性灵魂的三分说：“植物灵魂”司营养，“动物灵魂”司情欲，“人类灵魂”司理性。道德，即为协调这三者，使它逐次达于至善之目的。如何在行为上确实使三者达到理想的境界，则有赖于知德与行德——实践之德的结合。总之，以理性控驭情、欲，为德行的究竟。而理之驭情，又须赖经验与事实上的抉择，以及习惯的养成。亚氏虽不明白涉及人性本来的善恶问题，但他认为凡物之善，其目的在求实现的特性。人之善，不仅在于动植物的二种灵魂，尤其重要的，在于理性特质的实现。由引可知亚氏，亦认为“人性本善”，其至善者，乃由于习惯而来。这便是亚氏的思想，着重于经验论的色彩，使善恶两种极端尖锐地对立，为之缓和而成为有中性化的作用。所以有人批评，认为他所谓经验事实的抉择，还不及后世西方伦理学中“自由意志”的最高境界，这又属于另一问题，不必节外生枝去讨论它。
此外，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如果不从宗教的经典“新旧约”开始研究，根本无法探讨西方文化的渊源所自。《新约》姑且不论，在《旧约》的“创世纪”中，谁也知道神(耶和华)创造了天地以后，又按照他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但是，夏娃、亚当偷尝了“伊甸园”中的禁果，如果人性本善，又如何会为不善?虽然它没有提出人性本善本恶的专题，但由“创世纪”中叙述“伊甸园”的番旖旎风光，便已看出人性本善的主旨；如果人性不是本善的，即使修善作义人，也无法返还到原路，钻进窄门，走回上帝的天堂了!由此看来，便可为它下结论：“可怜禁果偷尝后，情欲由来最害人。”对吗?讲到这里为止，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的问题，还没来得及作结论，更没有提出中国文化中道家与佛家有关人性问题的要义，便又引出人欲或性欲是否是恶与罪的问题来了!
有关人欲的问题，我的同乡黄美煌先生，曾经写了一篇《欲非恶》的文章，又不耻下问地当面和我讨论。现在说句道歉的老实话，我真是既忙且懒，曾经托人要找这篇文章，但他始终未替我找来，所以直没有拜读这篇大文，当时更无辞以对。现在讲到人性和人欲的问题，同时又扯到希腊哲学柏拉图理、情、欲三分的说法，不得不临时转向，先把中国儒家学说有关情和欲的观念，稍加解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引用中国文化，本来便是自己的家产，也用不着分家得太清楚。但如正式引用到学术上去，总要留心点才是。我们常会听人说孔子说的“食、色，性也”这句话。其实，错了，这句话，是告子所说，而在《孟子》书上记述出来的，孔子并没有说过这句话。只在《礼记》的《礼运》篇中，孔子曾经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可恶的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孔子与告子的话，语句虽有不同，但同样的，都是承认饮食与男女的色欲，都是人欲或人心的大端。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告子在这句话里所谓的“性”，并非代表他自己所说人性犹杞柳、犹湍水的本性，实在是代表原始人欲本能的属性。不信，可去仔细研读原文便知。那么，孔子、孟子、告子，他们认为人之大欲，究竟是不是恶的呢?这可实在不易随便论断。在上文引用孔子的学说，夫子已经说过：“人藏其心，实在不可能从外表去测度它，因为美恶皆在人心之中，不能够从外表的态度上看的出来，如果想要贯的探求它的究竟，除了礼的作用，那里能够呢!”同时，在《礼运》篇中，孔子又把人之大欲，归到人的“七情”之内，所谓七情，便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因此便产生后世的儒家，有了性和情的理念。自汉懦董仲舒以次，姑且不一一列举，最为明显的，到了唐代李翱著《复性书》时，便确切地提出“性”、“情”的说法。至于欲的观念，约略而不重要。而“欲”，是否就是罪，且待下文研讨。
此外，更有趣的是于思所著的《中庸》里，除了只提到“喜、怒、哀、乐”以外，从来没有提出他祖父孔子的“七情”，故无怪考据学家们，对于这几本书的著作，怀疑到有问题了。考据的事，不是我们要讲的范围，暂且不管。因有孔子、孟子、告子提出的“人性”与“性”和“情”、“欲”等观念，到了宋儒的理学家手里，因袭了佛学的观念，采用《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主旨，于是强调去人欲，存天理。“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便普遍传习，成为宋儒儒学的中心思想。其实，以此而言道德的修养，则为不二法门；如以此而言形而上道的人性本体论，则当再加商榷。但这些思想学说，却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何其不谋而合，多么相近。同时，我更怀疑康德的学说，某些地方，有受宋儒思想影响的可能，所以我曾经建议位专攻康德之学的学者，留意这个问题。(本文有关学说，不详引原文，希望青年同学们，能够由此抛砖引玉，启发慧思，肯去研读原典。)
自从宋、明的儒者——理学家们，提出了“天理”与“人欲”的问题，为中国文化的伦理哲学，与行为哲学方面，奠定了个名辞简捷易晓，而内容充实的普遍道德意识——便是后世尽人皆知的做人和做事要凭“天理良心”的观念。但也很明显的，认为“人欲”的作用，多半是属于罪恶的面，所以去“人欲”存“天理”，便是理学的基本学问。理学家们既然自认是上接孔、盂的心法，我们对此又不得不再追溯到先秦之际足以代表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看看他们对于“天理”与“人欲”的看法。
上文曾经扼要提引到孔子对于“情”和“欲”的观念。如果再要深入点提引这些资料，便需要寻找经过孔子所整理的古籍文献，例如《礼记》中的《乐记》，曾有记载：“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曲礼》说：“欲不可从。”都很明显地说出“人欲”的动向，而认为它是可怕的，是不可放纵的。至于孔子本人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并非直接认为“人欲”便是“人性”本有的正当行为。而只是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便自然而然地会有饮食和男女等基本的“人欲”，所以他又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由于“人性”有这些基本的“情”和“欲”，可能趋向于自害害人，甚至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必须要注重人文的教化，于是制礼以防患未然，作乐以调整性情。“三礼”的精神即由此而订定，《春秋》的大义，也由此而建立，为求还于“天性”之初的礼、乐之教，也由此而出发。
至于老子，除了着重于阐扬传统文化的道(体)和德(用)以外，并未确切提到“人性”和“人欲”的问题。除非把他所说的“道”字，强行拉到“人性”和“天性”的范围来讲，但总不免有点牵强的嫌疑，但是老子却提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观念。在他简短的五千文中，只要有了这观念，便可了解他所认为的“人欲”，也不是个好东西。至少，它是“犯意”的先驱，受到所“见”的教唆而成为罪乱的主犯。所以他便提出“少私寡欲”，作为修养的方法和目的。此外，只有《易经》的《系传》里，提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两句，便成为后来懦道两家的共通原理。因此，由先秦而至现在，儒、道两家对于“人性”和“人欲”的概念，大体都是“同出而异名”地在应用了。
中国文化思想中“天性”和“人欲”的问题，在传统的微茫混淆中，历经秦、汉、魏、晋到了隋、唐之际，因有大乘佛学思想的加入，便廓然大放光明，截然确立形而上(先天)的“性理”本元，与形而下(后天)的“人欲”界限，建立个理论完整、体系井然的思想。但我在这里所说的大乘佛学也便笼统地包括了禅、密、天台、华严、唯识、三论、成实宗等的宗纲。但取其要义，变更它的名相而言，并非概约大乘佛学的整体思想。
大乘佛学思想认为原始的人性，本来便是光明清静，含容万象万类，极其圆满，而与宇宙万有共同体。当它在光明清静的元始之初，既非有善，亦非有恶，所谓善恶，都是人为后天的观点，不足以言先天的元始“本性”。如果勉强以善恶来论，应该称之为“至善”的，或“纯净”的，方差可比拟。但极其圆满的光明清净的本然之性，由于明极而忽然缘起无明阴影，由此动则易乱，于是便生起天地宇宙与人类万象了。从此由于无明的污染人性，愈动愈乱，愈乱愈动，因而迷失它本来的清净圆明，坚固地执著“我执”与“爱欲”，于是便形成分为段落的死生生死，而构成人世间永无休止的分段生命现象。基于此，所有大小乘佛学的基本精神，都是要求“人性”的自觉，破除由执为小我的后天“我执”，而返还到先天无余大我的自性清净。努力修正由“我执”、“爱欲”所起的种种错误心理和行为，涤除由惑乱心理所构成人世间的烦恼苦果。
佛学所有的经论即由此基点出发，因此它薄视物质形器世间的所有，发出众生同体之慈以及无任何条件之悲心，呼召众生超越形质，返还形而上的光明清净，归到非善无恶的圆满自性之境界。例如著名而普遍流传的《法华经》、《楞严经》、《楞伽经》等，均以此为中心。又如《大涅槃经》以“常”(永恒)、“乐”、“我”(无小我的自性本元)、“净”等四象说明白性的圆明清净。而唯识法相的经典，则以剖析为“爱欲”所污染的心、意、识的阴暗面，指证出元始光明真净的本来。至于《华严经》却以宇宙万象本为体，融会形而上道与形而下的物质世间，指证自性的体用互通，而达于光明清净的圆极。《般若经》等，便是直指智慧的自觉，而超证于形而上道的捷径。而禅宗心法的证悟，也就是证此事，悟此理。
中国文化思想因为隋唐之际，有了大小乘佛学思想的加入，于是魏晋以来《易经》、《老子》、《庄子》的三玄之学，更加发挥它精义的深度。唐、宋以后《易经》的理、象、数之学所突出的“太极”涵三、阴阳互变的哲理，也由此而充盈。至于曾子所著《大学》的明德致用，于思所著《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等观念，也由此而益增光彩。因此宋儒袭取佛道两家的思想，而代之以儒学为中心，存“天理”去“人欲”的修养方法，也由此创格。而我们也由此得以了解孔、盂之说，认清历来诸儒对于先后天的“人性”与“人欲”之司的界限，而了解原来颇多混淆之处，以及并未划清界说的弊病。
综此以观，原有与生命俱来的“欲”的问题，它究竟是恶或非恶呢?我们可以说：“欲”并非全是恶的。但“欲”很可能为恶的前驱，那是毫无疑问的。佛说狭义的“爱欲”为生死业力的根本，也就是教人认清“爱欲”，实为自私所生的过患，而须防患于未然。《曲礼》所谓“欲不可从”，也正同此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一幕，何尝又非此意。
至于再把“欲”归纳到男女之间狭义的“爱欲”范围，而且认为“欲”就是罪恶，那是宗教性绝对道德的观念。宋明理学家也袭用了这严肃的面，例如朱熹所说“世人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就是由这严肃人格的观点而出发的。
至若《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子欲仁，斯仁至矣。”那是以“欲”作为动词的说法，也可以说：这是广义的“欲”，所以佛“欲”度尽众生，使之离苦得乐，此“欲”已经化除“私欲”与“爱欲”而成为伟大的愿力。人们若能涤荡“私欲”、“爱欲”的胸襟，不被物欲所拘累，而善于变化“物欲”，为人类建立个庄严、美善的世界，则与释迦慈悲度世的愿力，孔子所谓“子欲仁，斯仁至矣。”的仁欲，并无二致。所以有人说：“欲非恶”。我想，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