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６】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闲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二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郥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郥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俪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奔奔荡荡，全无实落下手虚，究一竟工夫，只做得个沈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苫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１８７】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头恼，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真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诙、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力。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１８８】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闲，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虚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朏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养”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真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泽然矣。
【１８９】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闲，挭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从兄健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真知，一个真诙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诙恻怛矣：事君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诐恻怛，郥是从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真知，便是致却从兄的真知，致得从兄的真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真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真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啑，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坦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力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