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洪说：《大学问》一文，是我们老师这一学派的重要教科书。学者刚进门的时候，必会首先以这一理论对他进行教育，使他听了以后就能明白，我这颗心的灵知觉性，出不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一范围，扩充知识、实践理则的功夫，也就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内容上。学者如果真能脚踏实地地去实行，那么他听过一次就感到一次的亲切体贴。老师常说：“我的这种观点，如果有人能马上接受，他只按照这种道理去做，就会直接达到圣人的境界。拿它跟古代的经典去作比较，也没有不相吻合的地方，因此不必再去博学多闻中寻求。”学生中有人请老师把它写成文字，老师回答说：“这种意思必须诸位口耳相传，如果用笔写下来，使人当作文章去读，那是没有任何利益的。”
嘉靖丁亥年（1527）八月，老师受朝廷委任去平定广西思恩和田州的叛乱，在出发前，弟子再次要求写成文字，这次老师允许了。写成以后，老师把文章托付给德洪说：“《大学或问》这几段内容，我并不是不愿意让共同学习的士人都能听到这种义理，可是我怕给敌人帮了忙、给强盗送去粮食，所以不愿意轻易写出来。”因为当时还有持异端邪说而把异说看作正确理论的人，所以老师有这种说法。
现在老师已经去世了，他的音容笑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这些弟子们各以自己的见解著书立说。学者稍微见到一点本体，就沾沾自喜去作径超顿悟的玄虚之谈，而再也不作内心反省、克己成圣的功夫了。他们说：“一旦见到本体，一抬脚跟就能超越圣人。”他们鄙视老师讲的“诚意、格物、为善、去恶”，把这些内容看作是第二等的意思。他们把该做的事都简单省略化了，言谈举止也变得肆无忌惮，更严重的是把礼教都给破坏殆尽，却还自以为得到了圣门中最上乘的旨趣。天啊！这太过份了吧。自作主张随便去走捷径，而不知道已经陷进佛教的寂灭理论中，可是自己还麻木不仁、全然不觉呢。
古代的圣人著书立说，只不过是为学者指出：下学（克己修身的实践）的功夫，同时也是上达（努力进取达到圣人境界）的机宜，等到人们自己悟到而在现实中有所收获时，那语言的说教和知识的理解，就相形见绌、望尘莫及了。《大学》的教育，自从孟子以后，差不多上千年没有得到传承了。多亏老师对“良知”的发掘、光大，使《大学》的光辉得以在今天重新大放光明，这真是千载难逢的一天。然而学生还没有往下传一代，就异说纷呈、错杂混乱成这个样子，那么对于后世又能寄予什么厚望呢？《大学问》一文，邹谦之先生曾经附刻于《大学》古本之后，而我把它收录在老师文集续编的篇首，使学者打开书就能读到，由此而想到老师的教导是平凡容易而又切合实际的，既然圣人的智慧及出神入化的深刻义理都跃然纸上，那就没有必要再去追求别的说教了，若是舍师言而求异说的话，不仅徒然迷惑别人，而且也会误了自己，那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