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好读董生书，初得凌氏注本，惜其称引繁博，义蕴未究。已而闻有为董氏学者，绎其义例，颇复诧异。乃尽屏诸说，潜心玩索，如是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繁露》非完书也。而其说《春秋》者，又不过十之五六。然而五比偶类，鉴绪屠赘，尚可以多连博贯，是在其人之深思慎述。而缘引傅会，以自成其曲说者，亦未尝不因其书之少也。
余因推思董书湮抑之繇，盖武帝崇奉《春秋》本田平津，董生实与之殊趣。生于帝又有以言荧异下吏之嫌，虽其后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吕步舒以《春秋》义治淮南狱，且辑用生《公羊》议，时复遣大臣就问政典，抑貌敬以为尊经隆儒之节耳。史公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天下学士靡然响风。则当日朝野风尚可以概见。其后眭孟以再传弟子误会师说，上书昭帝，卒被刑诛。董云：“难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殆谓如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耳。弘乃请汉帝索求贤人而退，自封百里，是直俗禅位也。故史独称赢公一傅能守师法。当时禁纲严峻，其书殆如后世之遭毁禁，学者益不敢出。乃到劭公释《传》，但述胡毋，不及董生，阶此故已。韵崇古学，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讥议，董书更何自存？是以荀爽对策，请颁制度分别；应劭撰集，中有断狱之书。则知易代幸存，都未流布，今并此而佚，惜哉！非隋唐人时见徵引，则宋世且无从辑录此书矣。虽真赝糅杂，而珍共球璧，岂不以久晦之故与？国朝嘉道之间，是书大显，缀学之士，益知赞研《公羊》。而如龚自珍、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之徒，刘宋皆庄存与甥，似不如庄之矜慎。阐发要眇，颇复凿之使深，渐乖本旨。承其后者，沿讹袭谬，流为隐怪，几使董生纯儒蒙世诟厉，岂不异哉！
《义证》之作，随时札录，宦学多暇，缮写成帙。以呈长沙师，师亟取公钱刊行。舛驳疏舛，自知不免，惟通识君子，恕其愚蒙，匡其阙误，则幸甚。宣统己酉十月，平江苏舆敬识于宣武门内小绒线胡同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