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01、楚庄王

【译文】 楚庄王杀死陈国的夏徵舒，《春秋》通过选择用字贬谪他，不用专门的文字批评。楚灵王杀死齐国的庆封，《春秋》却直称灵王为楚子，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楚庄王的行为有道德，而夏徵舒的罪过太重了。以贤君的身份讨伐有重罪的人，对人心而言是善良。如果不批评，谁能知晓什么不是正路？《春秋》常常对那些怀疑能得到的名声，表现它不该得到。所以齐桓公不能给予专门的封赏，晋文公不能给予让天子前来以便朝见的权利，楚庄王不能给予专门讨伐、杀戮罪臣的权利。三种人都不能得到其余诸侯所得到的名分，大概应与这三种人相比较可否才是。这里楚灵王所以写作“楚子前往讨伐”的原因，是《春秋》行文用语，多有所比喻，这使《春秋》行文简炼，褒贬的笔法清楚。有人发问说：不给予诸侯专门的封赏，此类事又见于陈、蔡两国被灭之事。不给诸侯专门讨伐别人的权利，却草草地不见于灵王杀齐庆封一事之外，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春秋》行文用语，已经申清明辨的就弃而不再重复；没有说清楚的就要讲说清楚。如今诸侯不能给予专门讨伐别人权利一事，本来已经很清楚了。齐国庆封的罪过在《春秋》并没有一点表现，所以称作楚子以伯主的身分攻伐他，以表现他的罪行应该死去，以此成为天下之大禁。《春秋》认为，人臣的行为，使国君的地位遭受贬谪，就是乱国之臣，既使不篡夺君位，不弑国君，他的罪过也是死罪，后世人臣也要以此为例处置。

【译文】 《春秋》记载：“晋国攻伐鲜虞国。”为什么对晋国不好而将它等同夷狄呢？我认为，《春秋》注重礼义而又重视诚信。诚信比土地更重要，礼义比人身要尊贵。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宋伯姬对礼抱怀疑态度，结果被火烧死，齐桓公对诚信持怀疑态度而损失了土地，《春秋》对有道德的就推举他，并将这作为天下普遍的法则，即礼义和诚信。礼义没有不报答的，施恩没有不回报的，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如今天下的诸侯百姓凡是同一姬姓的都靠近你，你却没有良知，施给你礼义却不报答，使我们姬姓人恐惧害怕，为什么你晋国与夷狄不一样呢？鲁公子庆父造成的鲁国祸乱，使鲁国危急到将近灭亡，可是齐桓公却安定了鲁国。齐国和鲁国并非亲戚关系，尚且替我们忧心，为什么我们同为姬姓却像对待落难的贼子那样对待我国呢？《诗经》说：“小小的斑鸠，奋羽高飞至天。我心中悲伤，怀念过去的先人。从深夜到天明，一直思念着父母二人。”人都有这种思想。现在晋国不因彼此同为姬姓而替我分忧，却借着国力强大压迫我，我们心中怨恨它，所以不予肯定。说到晋国的这一个行为，是委婉的说法。

【译文】 有的人发问：晋国不好并且不可亲近，昭公前往晋国吊少姜之死却不敢进入晋国，这本是人之常情。君子为什么把赴晋当作耻辱而假称昭公有病呢？我认为，这是厌恶没有原因却自己主动前往。君子不把它当作耻辱，独自反省时也不觉得内疚，在思想上又忧虑什么？如此而已。如今《春秋》将此当作耻辱，是因为昭公向晋国有要求。臣欺凌自己的国君，从文公时开始，而到昭公时最为严重。昭公时国家动乱，衰落却没有惧怕警惕之心，得意地轻易施用计策，随意征讨，触犯根本大礼而打败同姓诸侯，接触不义之国而把轻易决定的行为当作重要的事。人们常说：“国家安定太平，四邻都来祝贺；国家动乱不安，四邻就要远离你。”因此季孙氏独掌鲁国大权，大国没有一个去纠正，昭公在国外流浪八年，至死才得以回国。自己死了，自己孩子的地位危险，困难极了。君子不把困难当作耻辱，而是耻笑他们没有应对之策。昭公虽然生逢此时，如果不随意攻取同姓国家，难道能到这种境况？即使攻取同姓国，能任用孔夫子之类的儒生辅助自己，也不至于到这种境地。时事艰难，对策又无章法，行为不正又无人补救，这就是鲁国毫无对策的原因。

【译文】 《春秋》分十二代君主为三类：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传闻。其中“有所见”类三代，“有所闻”类四代，“有所传闻”类五代。所以哀公、定公、昭公，是君子所认为的“所见”类。襄公，成公、文公、宣公，是君子所认为的“所闻”类。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君子所认为的“所传闻”类。“所见”三代共历六十一年，“所闻”四代共历八十五年，“所传闻”五代共历九十六年。对“所见”类君主，用隐微的语言批评，对“所闻”类君主，痛恨其祸害，对“所传闻”类君主，淡漠他的恩德，连同他的情义。所以驱逐季氏，《公羊传》说又聚众求雨，实际是用隐微的语言表达聚众驱逐季氏一事。文公之子子赤被大夫襄仲杀死，《春秋》不忍被记录杀的日期，是为子赤的灾祸痛心。庄公太子子般被杀却记有“乙未”日，是为了淡漠恩德。褒贬的记录，详略的文字记载，全与此相适应。我由此而知《春秋》亲近关系近的，疏远关系远的，接近亲密的而疏远不亲密的，也知道《春秋》看重贵重的而轻视低贱的，重视重要的而看轻不重要的。又知道《春秋》厚待宽厚的，薄待浅薄的，善待善良的，恶待丑恶的，又知道《春秋》尊敬尊贵的，而鄙视卑下的，尊重贤者而卑视愚者。任何事物都有与之对立的一方，对立双方互相配合，相依而存在。《诗经》说“：威仪严密，美好声誉远播。没有怨恨，没有厌恶，因此可用众人”。说的就是这一道理。由此看来，《春秋》是表达最高义理的书。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推知全部，观察它的是非标准，就可以推知事情的正确原则。看到它用词含蓄，可以推知它的幽怨。因此，对它主张正道却不显现，对内有避讳却不隐其事。对尊贵的是这样，对贤者也是这样。这就是区别内外，使贤与不贤有差别，使尊卑有别。按道义不应低毁在上位的人，按智慧不能危及自身。所以关系远的因道义而隐讳，关系近的因智慧而畏惧。畏惧和正义同时兼备，社会就越来越亲近，言论就更加严谨。这就是定公、哀公所以受到隐微批评的原因。所以采用《春秋》的原则，天下就大平，不采用，可以使自身安定，这就是《春秋》的记事规则。

【译文】 《春秋》评论是非的原则，是遵从自然，效法古人。所以即使有灵巧的双手，如不使用规矩这类器物，也不能画成方圆。即使有明辨细微的双耳，如不演奏旋律，也不能确定五音。即使有聪明智慧，不学习先王的治国经验，也不能平定天下。这样说来，先王曾用过的治国之道，也是天下的规矩和六律一样的准则。所以圣人效法大自然，贤人效法圣人，这就是最大的规矩。得到治国的原则就可以太平无事，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就要发生动乱，这就是太平、动乱的区别。从老师那里听到的普天之下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可能不同，但道理都相同。古今相通，所以已故贤人将自己的治国之法传给后代人。《春秋》对待社会上的善事，于以古为法，批评改变固定规则的做法，就是要效法先王。这样说来我插入一句，就是“称王的人一定要改变制度。”那些不走正路的人得到这一结论就可以作为借口，说：古代如果可以因循先王的治国之道，为什么不可因循先王的制度？社会被这种看法迷惑，而怀疑正确的道理，相信歪理邪说，是非常值得忧虑的。有人作答说：人们有的听说诸侯国的国君猜测《貍首》乐曲命名缘由的，于是自己砍断貍首，悬挂起来然后猜测它，说：这与音乐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只听说它的叫法而不知其中的实质。现在所说的新继位的君主一定要改变原来的制度，并不是要改变先王之道，也并不是要改变先王之理，从上天接受治国之命，改换国君，不是接继前任国君而出任国君。如果完全因袭前任国君的制度，实行过去的做法，而没有丝毫改变，这就和接继前一任国君而出任国君没有区别。接受天命的国君，是上天最高的显扬。服侍父亲的要接续他的想法，服侍国君的要表现出国君的思想。

【译文】 侍奉上天也是这样。现在上天已经极力地显扬了自己，不要因袭所代替国君的做法差不多和这一样，那么不显扬自己，不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一定迁徙居住之地、更改称号、改变纪年、更换礼服的颜色，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敢不顺从上天的意志，并表明自我显扬。至于大的社会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义理、政治、教化、习俗、文宇训诂等全都可以不改变，为什么要更改呢？所以统治者有改变制度的说法，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孔子说：“不主动采取行动治理国家的，大概是舜。”是说舜主行尧制定的治国之道而已。这不是改不易道的证明吗？有的人问：不改变先王之道，上天给你显扬，说一定得改变礼乐，这是为什么？我认为，礼乐与这些不一样。制度是为了适应上天而改变，礼乐是为了适用于人的需要而制作，统治者从上天接受的使命，一定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因此统治者继位之初大举改变制度，是用来表明天命的。而在继位之后才改变礼乐，是为了表现上天辅助下自己的功业。根据天下新变更的礼乐制定乐曲，并用来调和政治生活，用来振兴道德。天下还没普遍和谐一致时，统治者不会凭空制定礼乐。礼乐，是内心感到充实而表现出来的东西。适应社会已经和谐太平之时，制定礼乐来表达成就。成功，是从本到末从内容到形式全已具备了。所以制作礼乐的人，一定与天下开始时所制作的礼乐不同而以自己的需要为根据。

【译文】 舜治理国家时，百姓以昭示尧的功业的礼乐为礼乐，所以有《韶》乐。韶，是昭示的意思。禹治理国家时，百姓以称赞三圣彼此继承的礼乐为礼乐，所以有《夏》乐，夏，是光大的意思。汤治理国家时，百姓以能从忧患中救助人的礼乐为礼乐，所以有《頀》乐，頀，是救助的意思。文王治理国家时，百姓以发动军队进行征讨作战的礼乐为礼乐，所以有《武》乐，武，是征伐的意思。这四个统治者，和天下百姓有共同喜爱的礼乐是一致的，他们和百姓有共同喜爱的礼乐是一致的，他们和百姓有共同喜爱的礼乐的条件并不相同。制定礼乐的原则，一定要与原来的礼乐不同。所制定的礼乐有不同的服务对象，礼乐怎么可能不因时代相异？因此舜制定《韶》乐，而禹作《夏》乐，汤制定《頀》乐，而文王创作《武》乐。四种乐名不同，却都是各自顺应百姓开始所喜欢的自己做的事情。由此可以发现乐的功效。《诗经》说：“文王接受命令，才有这一攻伐崇地的武功。在攻伐崇地之后，在丰地建都。”这就是音乐的影响力。《诗经》又说：“文王发威发怒，于是整备军旅。”当此之时，纣王不行正道，诸侯大乱，百姓愿意看到文王发怒并歌颂他。周王朝的恩泽已扩展到天下，与原有的不同而制定礼乐，这就叫《大武》，是说的百姓开始喜欢的是关于用武的音乐等等。所以凡是音乐，一定制作在掌权之后，而在开始时命名，这是重视本源的缘。故由此看来，改变纪年、和礼服的颇色，顺应天命制礼作乐的不同，是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改变纪年、服色与制礼作乐，虽在时间上有先后不同，却终归一个大治的目的，顺天应人的想法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