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02、玉杯

【译文】 《春秋》指责鲁文公在父丧期间行娶妻之礼。对此问难的人说：“守丧的原则，是不超过三年。三年的守丧期，实际是二十五个月。现在按《春秋》记载，文公是在四十一个月后才娶元妃，娶妻时已无守丧之礼，超过守丧二十五月的期限已经很长了。为什么说是在守丧期间娶妻呢？”我认为，《春秋》评论事件，最注重思想。如今一定是根据文公纳采礼一事，文公纳采礼的月分在守丧期，所以说“在父丧期娶妻”。文公在秋天举行祫祭，在冬天纳采礼，都失于过早举行。《春秋》不指责他这些事做得大早，却指责他后延，一定是因三年守丧，有失夫妻亲情的原因。虽然随从世俗风气，不能坚守到最终，在内心中还应是感到不安。现在文公全没有悼念逝去父亲的想法，反而想念娶妻一事，这是《春秋》特别不满的原因。所以虽然过了三年守丧期娶妻，仍指责他在丧期娶妻。不分别丧期前后则轻视他没有常人之心。根据此事来讨论礼节，礼所看重的是思想。思想上恭敬就具备了节操，那么君子可以预先知礼。思想上和谐，音律上雅正，那么君子可以预先了解乐律。思想上悲哀，在居处上就简约，那么君子可以预先知晓丧礼。所以说，不是无根据地加以责备，是强调从思想上重视礼。

【译文】 思想是根本，事物是表现。外在的形式附著在内在的本质上，本质不附在外在形式，外在形式怎么能影响本质？只有具备本质和形式两方面，然后才可以完成礼节。形式和本质缺少其一，就失去了人和人正常的关系。如果不能形式和本质同时具备而非得缺少其一，宁可有本质而没有形式，虽然不能预先知礼，还稍稍喜欢礼，介国的葛庐来朝就是这种情况。有了外在形式而没有本质，就不单单是不以普通人相待，还要稍稍厌恶他，记载“洲公此次来朝”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看来，《春秋》讲述道义，说是先本质后讲形式，亲近思想本质而远离外在的事物。所以说：“礼呀，礼呀，如同玉帛一样的东西吗？”往前推论，还应该说：朝见呀朝见呀，是为了使用应酬之辞吗？“音乐呀，音乐，是钟鼓的声音吗？”往后推论，还应该说：服丧呀，服丧，就是穿著不同的衣服吗？所以孔子建立统治者应遵守的道德，表明他是注重思想内容而反对利，他喜欢忠诚而要消灭虚伪。统治者继承了周朝以来重视形式的弊端，所以《春秋》如此记载。《春秋》的记事原则，记人们随从国君，让国君随从上天。认为：根据老百姓的想法，不可以一天没有国君。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国君，还要在三年之内称公子而不称君，因为自己在心里还不可立为国君。这不是让人们随从国君吗？孝子孝敬先父的心理，不是过了三年丧期就没有了。过了三年丧期还有孝敬先父之心，再过一年才继承君位，是和上天的安排相同，这不是让君王随从上天吗？所以要委曲百姓而使国君的想法得以伸张，委曲国君而使上天的安排得以实现，这就是《春秋》大义。

【译文】 《春秋》讨论十二代国君的事情，人们应遵循的规则就已贯通，而国君应遵循的规则也已全面。规则传播的二百四十年当中，影响着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规则存在于生活当中，不是因袭古人。所以研究《春秋》的人，就融会贯通，由其记载而寻求这种记事规则，将相关记载比列在一起，将相同的内容归为同类，分析其条理，剖析非经典原有的记载，所以人们应遵循的规则贯通，而国君应遵循的原则得以确立。认为不是如此？现在天子须守丧之后再过一年才继承君位，诸侯在国内三年时间仍要称公子，都不在经典上记录，可是人们做起来和经书上有记载的没有什么区别。不是不能区别开二者的不同，而是经书愿意接纳这种渗入。所以记于经书的，能用类比的方法分类，经书上没有的，能用辨别的方法取舍，这样收获就大了。

【译文】 人从上天接受使命，有喜欢善良厌恶丑恶的本性，这种本性可以修养却不可更改，可以予先发现却不可抛弃，如同身体可胖可瘦，却不能随意改变。所以即使有大贤之人，他能替国君包容缺点，却不能替国君让他没有缺点。《书经》说：“他的君主可以去掉他的病痛。”服侍亲人也是如此，都是最高的忠和孝。不是最有贤德的人怎么能这样呢？父亲不像父亲，儿子就不像儿子，国君不像国君，臣就不像臣。文公不能服丧，不按时举行祭祀，不在三年之外，却在服丧时娶妻，而且是从大夫家娶妻，使自家宗庙受到贬低，扰乱了祖先，违背了先父，小的善事没有一件，可大的恶事却有四五件，所以诸侯都不和他结盟，命令大夫都不往鲁国出使，这是大恶的证明，不行君臣之道的效验。走出国门在外被轻慢，在国内专事强权，是个没有地位的国君。孔子说：“政权落在大夫手中只用四代时间。”大约是说文公以后的情况。

【译文】 君子了解统治者不能用恶使人信服，所以简要地用六艺教养人的德行。《诗经》、《书经》讲解六艺的内容，《礼》、《乐》使它的内容更完美、纯洁，《易》、《春秋》使它的内容更清晰。六艺内容很博大，各有所长。《诗》讲解内容，所以擅本长在质方面。《礼》讲究节制，所以擅长在形式方面。《乐》歌颂德行，所以擅长讽谕教化。《书》记录功业，所以擅长记事。《易》反映天地自然，所以擅长技能。《春秋》确认是非，所以檀长管理人。对此能同时得到它们的长处，却不能全部掌握它们的内容。所以统治者过分节制了解六艺的内容就会智慧不明，过分扩大了解的范围，功业也会厌弃。二者是不同的失误却是相同的否定，它们的伤害一定很大，不可以不明察。所以善于作老师的，一定要完善自己的道义，又要谨慎自己的行为，调整好早晚时间，做事不多不少，使快慢合适，做事不要急促，留滞不要痛苦，反省自己所做的事，成就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所以体力不曾劳苦，还自己完成了大业。这就是明智，我们应取这种做法。

【译文】 《春秋》喜好微言大义吗？它很重视记载的内容。《春秋》是研究本末的意义，通达变化的反应，了解生死的意义，贯通为人之道的最好的一部书。所以国君被杀，叛贼被讨伐，就妥善记载对他的诛责。如果没有人讨伐他，被杀国君就不记载他下葬，叛贼也不再有记载。不记载下葬，因为没有臣下了；叛贼不再在《春秋》中出现，因为他应该死去。现在，晋国赵盾杀死国君，四年之后，在另外的记载中重新出现，这不是《春秋》的通常记事方法。古今治学之人对这种情况感觉诧异并发问说：这里的弑君之人为什么在《春秋》中又重新出现？还要说：叛贼还未被征伐，为什么要记载下葬？为什么记载被杀国君下葬一事，是因不该记载下葬而记载了下葬一事。为什么又出现杀国君之人的名字？也是因不该重新记载而又重新出现了。这二者实质相同，所以不能不相似。赵盾在《春秋》中重新出现，仅仅是因为见于发问之词中，而分辫赵盾是不是亲手杀了国君，不是不应该受到谴责。也不能不认为悼公被杀而记载下葬，仅仅因为见于发问之词中，而分辨是否真的被杀，不是不应该处罚。如果是这样，《春秋》的理论就混乱了，怎么还能以它为准则呢？所以贯通起来排列在一起研究是与非，即使难以全面得出正确结论，也是同一种道义。现在谴责赵盾在传记中有记载，不去谴责他在传记中没有记载，是用比并排列的方法讨论正确的原则。不用比并排列的方式处理这类事，就是语言不真实。现在排列在一起观察都不应当为《春秋》之法处死，为什么还要谴责呢？

【译文】 《春秋》发问之事有几百次，回答发问有几千次，都保留在经文当中。反复援引类比，为的是从中找出原因。最终不用随意发表看法而得以在传记中有适当的回应。现在记叛贼不受谴责，所以全都在《春秋》中重新出现其名，却发问说这种在《春秋》中又重现其名是为什么，言论没有比这更没有道理的了，为什么能够有适当的回应？原来我所以能有回应，知道这种发问不虚妄。因为这种发问不是虚妄随意的，知道赵盾的诉讼不能不认真分辨。那些实际上是杀死父亲而实际上又免除罪名的人，已经存在了，也有那些实际上杀死国君而又不被谴责罪行的人。反过来拒绝他，不如慢慢地体会不被谴责的原因。况且我讨论赵盾的事是有根据的，《诗经》说：“别人有什么想法，我能够推测到。”这是说事物没有一样没有相近似之点的，考察它的外观，可以发现它内部情况。现在根据赵盾的处事可以知道他的内心想法，是谨慎行事而不暗中行害，综合起来看，他是诚实的，不是篡夺君位而乱杀的那一类。按照赵盾呼天号地的感叹言论，如果内心不忠诚，怎么能这样呢？所以考核事情的始终本末，赵盾并没有杀害国君的想法。受到阴谋弑君的牵连，错误在于没有马上离开本国，罪名在于没有声讨弑君者而已。臣下应该为国君讨伐贼寇，如同儿子应该替父亲予先尝药。儿子不尝药，所以加给他杀父的罪名；臣不讨伐贼寇，所以加给他杀君的罪名。这道理是相同的。用以宣示天下废弃人臣、儿子礼节的，它的罪恶之大就是这样。所以赵盾不讨伐贼寇，是弑君，与太子止不为父尝药是弑父没有区别。赵盾不该受到谴责，可用此来参证。发问的人又问道：说他弑君又不谴责？这种论调是很难理解的，不是无知者能够发现的。所以赦免公子止的罪过并在传记中记载下来。赵盾不受谴责，在传记中却不见记载，是什么原因？我认为，社会秩序混乱义礼被废弃，背叛国君不行臣道，篡夺王位杀死国君颠覆国家的人众多，如表明有大恶却不该受到责备，谁还能认为篡夺王位杀死国君的人应当受到谴责？所以晋国的赵盾、楚国的公子止，全无受谴责的记载，又不给他们作传记，是不想说明他的想法。发问的人说：人臣杀死自己的国君，地位高的大夫在位却不能讨伐，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国家。晋灵公被杀，赵盾不在现场。不在现场和在现场，哪里有轻重的区别？

【译文】 《春秋》责备在现场又不讨伐贼杀的人，并不与贼杀者的后代发生联系。责备不在现场又不讨伐贼杀者，竟加以“弑君”的罪名，这不是使严重的罪恶减轻，使微薄的罪恶增多吗？我认为，《春秋》记事的原则，见到人们迷惑不清的，就为人们确立是非标准使人们清楚何是何非。如今赵盾贤德却与《春秋》的规则不符合，见到的全是他的善行，见不到他的罪过，所以就借着他的贤德而增加他的罪恶，将重大的责备加在他身上，使人对违反道义深入思考并自我反思省悟。我认为：唉！君臣之间的行为标准，父子之间的处事规则，还像这样明确严格，这就是罪过轻微却责备严重的原因。别的国家不讨伐贼寇的，那些无才无德的百姓，怎么能计算清呢？只是不联系人数罢了。这就是罪行严重却责备轻微的缘由。《公羊传》说：轻微变为严重，严重变为轻微，讲的不是这一道理吗？所以对公子比怀疑可以立为君，对赵盾怀疑没有臣子之责，对许止怀疑没有子嗣的罪责。《春秋》因为人们不恶知罪而安心行事却不警戒自已，所以加重谴责他们，以便纠正扭曲是非的社会并使它正直。纠正扭曲的如不超过正常限度就不能使它直。知道这个道理，意思就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