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03、竹林

【译文】 《春秋》一般用语，不给夷狄一类人而给中原一带的人以礼义，到了晋楚两国在邲地交战之后，出人意料地反过来，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春秋》没有一贯通用的用词方法，是随着变化改动用语。现在晋国变化而成为夷狄一样，楚国变化成为君子国，所以改变用词来适应所记之事。楚庄王围郑后放弃攻打郑国，有可尊敬的美德，晋国不了解楚国的善意，而要攻击楚人。所要救援的郑国已经解除围困，如果继续向楚国挑战，这就没有了把善意当作好意的思想，却轻视救济百姓的心意，所以《春秋》轻视晋国。并不让它能够和贤能的国君有礼仪交往。秦穆公慢待蹇叔的建议，而遭遇大败。郑文公轻视自己的部将，而丧失了军队。《春秋》尊重贤能看重百姓就是这样。因此作战进攻，侵略征伐，虽然有几百起，一定记载清晰，是因为战争的伤害很严重。发问的人说：《春秋》记载战争征伐十分谨慎，它厌恶战争征伐没有词语表示，这是为什么？我认为，矛盾双方会面谈和的事，大国要以小国为主；交战征伐的事，攻伐者要先以被攻伐者为主。如果不厌恶征战之事，为什么让发动战争的人居于下位？这就是《春秋》厌恶战争征伐的用语。《春秋》的用语原则是：灾荒之年不装修旧的建筑，用意在于不使百姓更加困苦。使百姓更困苦尚且厌恶，何况伤害百姓呢？伤害百姓尚且痛恨，何况屠杀百姓呢？所以说：灾荒之年修饰旧的建筑就要受到指责。建筑大的城邑，就是忌讳之事。这些伤害百姓中的小事，是罪恶中的小事；这些伤害百姓中的大事，就是罪恶中的大事。现在征战讨伐对于百姓，它造成的祸害有多大？考察其本意和指向，《春秋》所厌恶的是，不用德行只凭借武力，驱赶百姓并残害他们。统治者喜好的兵刑之类，虽设置却不使用，要用仁义使百姓服从。

【译文】 《诗经》说：“施行礼乐之类的文德，使周围各国团结和睦。”这是《春秋》推崇的善良。德行不足以使身边的人感到亲切，礼乐、文德不足以使远方的人前来投奔，却公鸡好斗似的用战争来对待，这当然是《春秋》最疾恨的，完全不是正义。问难的人发问：《春秋》记载战争征伐，有善有恶。以欺诈的方法作战为恶，以阵地战为善，以攻伐治丧方为耻辱，而以复仇当作光荣。为什么认为《春秋》记载的没有正义战争而全部认为是丑恶的战争呢？我认为：凡是《春秋》记载战争灾害，即使垄苗上有几棵庄稼，还记载没有麦苗。如今天下广阔，已有三百年之久，战争侵伐不能计算清楚，而复仇战争只有两次。这和没有麦苗的记载和只有几棵苗有什么不同？这种情况不足以向《春秋》问难，所以可以说《春秋》没有正义战争。认为《春秋》没有正义战争是不可以的，那么土地上没有麦苗的记载也不可以；认为土地上没有麦苗的记载可以，那么没有正义战争的记载也可以。如同《春秋》对阵地战一样，认为战阵善，不是认为战争善，有用以验证这种看法的方法。《春秋》爱惜百姓，而战争要屠杀百姓，君子怎么能说杀戮自己所爱惜的人是善呢？所以《春秋》对待阵地战的态度，如同他对中原各国的态度一样。引用鲁国，说明与鲁不同的外狄；引用外狄，说明与之不同的诸夏各国。用欺诈战争作比喻，是说明正义战争；用不作战来比喻，是为了说明战争的不正义。所以盟誓不如不盟誓，然而有所说的好的盟誓；作战不如不作战，然而有所说的好的战争。不义当中有正义，正义当中有不正义，用语不能把所有的情况全都说到，全包涵在所指的“义”当中，不是深入思考的人，怎么能了解这个道理呢？《诗经》说：“棠棣花的花瓣，相反然后再相合。难道不思念你吗？是你离家太远。”孔子说：“还未加思索，有什么遥远可谈！”由此看来，见于旨意中的，不用词语区分，不用词语区分，然后就可以和道义一致了。司马子反替国君出使，背弃了国君的使命，用真实的情况与敌国沟通，同意了宋国的请求，和宋国议和。这是在国内独自主政，在国外独自占有好的名声。独自主政就要轻视国君，独自占有好名声就不能行臣之道，可是《春秋》却传播他的名声，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因为司马子反有恻隐之心，不忍心使全城的百姓受到饥俄之苦，让他们互相将对方当作食物。推广恩惠，就要将它推广扩大，实行仁爱，自然美好。如今司马子反表现出自己的恻隐之心，体恤宋国的百姓，不计较自已独自有决定权的问题，所以《春秋》就使他的名声传播开来。

【译文】 问难的人说：《春秋》的记事规则是：卿不替别的诸侯忧虑，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子反身为楚国大夫却体恤宋国百姓，这是替别的诸侯忧虑，不向自己的国君回复就和敌国讲和，这是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的表现。溴梁的盟会，决定权确实在大夫手中，所以诸侯批评这种现象，因为大夫夺取了国君的尊严。议和一事由大夫完成，也是夺取了国君的尊严，可是《春秋》却传播他们的名声，这是对《春秋》记载上的疑惑。况且《春秋》大义，是讨厌臣子占有国君的好名声。所以忠信之臣不宣扬自己进谏的内容，希望好的意见主张由国君自己提出来。《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建议，进入到朝廷之内报告给你的国君，你可在朝廷之外听从君命，说：这个好计策，只有我的国君才能有这种德行”。这是做人臣的规则。古代的好大夫，他们服事国君全都如此。现在子反出使的地方离国君很近却不向国君回复，楚庄王可以看见却不向他报告，全因他要解除楚宋两国的危难而不得不这样做。对说他夺取国君美名又怎样？这也是对《春秋》记载的迷惑。我认为：《春秋》评价事件的原则，虽然有固定不变的，也有变化的。变化的对变化的事适用，不变的对不变的事适用，各自限于本来的事件，彼此互相并不妨碍。如今诸位所说的情况，全是天下固定不变的情况，道理也完全相同。子反的做法，是一种应变。是独自在实行正义。视觉受到惊动身体就会失去常态，思想受到惊动事情就要有的被遗忘，这是人的常情。和外界惊动相联系的情感，要用它好的积极方面，不要用尽和它失于常态的消极方面。《诗经》说：“采完葑菜采菲菜，却没有采下菜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子反前去观察宋国的情况，听说宋人有人相食的情况，感到非常吃惊并很可怜他们，没有意料到宋国竟然到这种程度，因此使自己的视觉受到惊动而违反了常礼。礼与仁义和表现形式相合，实质又都以仁义为本体。如今让人相食的情况发生，就失去了仁爱，还怎样体现礼义？刚刚解救了礼的本体仁爱，何必要体恤礼的形式呢？所以说“当行仁爱时，即使对老师也不谦让。”说的就是这一个道理。《春秋》用语，有所谓低贱用词，有比更低贱低贱的用词。有比低贱更低贱的用词，就有比尊贵还尊贵的用词。现在被责备的人是《春秋》所尊贵的。虽然见到人相食的情况，被用人的骸骨烧火震惊，拯救他们忘记了被责让的事，君子的做事原则有比被责让更重要的。所以研究《春秋》的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义，停止改变义的大原则，义差不多就可以明白了。

【译文】 《春秋》记载天下得失，并可发现所以有得有失的原因。特别幽暗隐晦却很明显，不加解释说明却很清楚明白，对此不可不明察。泰山的高大，不看还不知道，更何况细微的东西呢？所以根据《春秋》可以推知往事，考察事情的原委，观察其最终的结果，有抱负的君子，有喜事的人，不可以不审慎对待。齐顷公为齐桓公的亲孙子，齐国国土本来就广，大地势有很多有利条件，又取得霸主的尊严，有心对诸侯采取侵夺行动。因为这个缘故，很难使诸侯各国同他汇集在一起商议合作，却很容易让他骄傲奢侈。继承君位九年，从未有过一次集会商议合作的事。有恼怒鲁国、卫国的想法，却不和诸侯们在清丘、断道等地会面。春天出发攻打鲁国，进入鲁国的北郊，却又回过头来攻打卫国，在新筑打败了卫国军队。在当时，齐军乘战胜的大势扩大自己的意志，各大国都派使臣前往问候，齐国轻慢、不尊敬各国使臣。晋国、鲁国全部愤怒，在国内动员兵众，在国外得到曹国、卫国的支持。晋、鲁、曹、卫四国互相支持，在鞌地给齐国造成困境，俘虏齐顷公，杀死顷公的保镖逄丑父。深入探讨齐顷公所以受到最大羞辱，差一点亡掉自己的国家，被天下人耻笑的原因，其开端就是从威吓鲁国、战胜卫国开始。攻打鲁国，鲁国不敢出城迎战，攻打卫国，大败卫国，于是志得气勇，心中再无敌手，所以出现忧患和灾难。所以说，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有可喜的一面，但不可不警戒自己。这就是证明。从此以后，齐顷公心存恐惧，不敢再听音乐，不敢饮酒吃肉，在国内对百姓仁爱，慰问有病和有丧事的人，在国外尊敬诸侯。经常参加诸侯间的会面与盟誓，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国家安定太平。这就说明幸福原来从忧患中产生，灾难是在欢喜中出现的。唉！事物的产生，和人的行为非常切近，难道可以不省察吗？

【译文】 逄丑父死掉自己却使国君生还，怎么可以说他不知权变呢？逄丑父欺骗了晋国，郑国祭仲答应宋国的要求，都是用虚伪代替正直，却使自己的国君得以存活。然而逄丑父的所做所为，比祭仲更难，可是祭仲被称为贤，而逄丑父还要被批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是非难以区分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些看起来很相似的事，却有不同的道理，不能不仔细分析。抛开君位避开兄弟纷争之事，是君子特别看重的；被俘之后逃脱的事，是君子特别看不起的。祭仲用人们尊重的办法安排自己的国君，使国君得以生还，所以《春秋》认为他了解义的权变所以认为他贤。逄丑父用人们轻视的办法安排自己的国君而使国君生还，所以《春秋》认为他不知权变而忽视了义的重要。他们二人全是用虚伪代替正直而使国君存活，在这一点上相似；但让自己的国君光荣还是让自己的国君受屈辱，却有不同之理。所以凡是人们有所作为时，先用虚伪的方法，之后再用正义的方法，称作符合义的权变。即使不能成功，《春秋》却认为他善，鲁隐公、郑祭仲这就是类人。先用正义的方法，之后再用虚伪的方式，被称为邪道，虽然能够成功，《春秋》却不喜欢，齐顷公、逄丑父就类是这人。冒犯最大的羞辱而活下来，他的感情上没有快乐，所以贤人不去做，而普通人也要迟疑，《春秋》以为人们不知大义而迟疑，所以用大义宣教他们，认为国家灭亡、国君为国而死是正义的。所谓正义，就是上天决定人的性命具有正义。上天决定人的性命，让人类实行仁义而把可耻当作羞辱，不象鸟兽一样，对付着活命，对付着追求利益罢了。因此《春秋》推求上天实施仁义的原则，随从人类的常理，认为最高的尊贵不可以加在大羞大辱之上，所以俘获之后要使之绝命。认为大羞大辱不可以加在至尊之上，所以国君虽然失去君位就不以君相称。已经返回国内恢复王位了，《春秋》仍称有不君这类用词，何况对混混噩噩刚被俘获的俘虏了。这样人用义来衡量，不是国君是肯定的。如果这类人不是国君，那么逄丑父之死还有什么权变可谈。所以逄丑父欺诈三军是对晋国有大罪，他使顷公在齐国避免了污辱自己的宗庙，所以做法虽困难，《春秋》却不喜欢。逄丑父如知大义，应该对顷公说：“你轻慢侮辱诸侯并使他们愤怒，这是失大礼。如今受到大的羞辱还不去死，这是不知道羞辱而重新犯罪。我请求咱们一起去死，不要污辱宗庙，不要污辱社稷”。像这样，虽然身陷敌手，尚可保有廉洁的名声。在这个时候，死比生更好。所以君子活着受羞辱，不如死了有荣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根据《春秋》的记事原则分析，逄丑父欺诈对方又不合权变，忠心却不符合义，认为不是这样吗？请重复考察《春秋》。

【译文】 《春秋》用词，把君主安排在“春”和“正”之间，不是说君王对上尊奉天命行事，对下是管理百姓，然后可以出任国君吗？现在看能以善为善，以恶为恶，喜好荣誉憎恶羞辱，不是人类生来俱有的思想，这是上天教给人类的。君子以上天交给人类的思想统治人类，逄丑父就是不忠。上天交给人类的思想，使人有了廉耻之心。有廉耻之心的人，在受到大的羞辱后就不再活着。最大的羞辱没有比抛弃国君之位而被敌人俘获后成为俘虏更大的了。曾子说：“能否躲避羞辱就躲避，到了不能躲避的时候，君子把死亡看作如同回家一样容易。”说的就像齐顷公这类人。《春秋》记载：“郑国攻伐许国。”为什么厌恶郑国而把它视为夷狄呢？我认为：卫国的国君遫死后，郑国的军队侵略卫国，这是趁人家办丧事攻伐人家。郑国和各诸侯在蜀地盟誓，在盟誓之后就回国了，诸侯也都回去了，于是郑国攻打许国，这是背叛了盟誓。攻打有丧事的国家，违背大义，背叛盟约不诚信，没有大义和不诚信，本来就应特别厌恶。问难的人说：这个国君死亡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没超过一年，又称伯，不称子，按记事规则，这种用语是什么罪过？我认为：先王的制度，有父丧的人，三年不上门叫人，这为了随顺他的想法而不注重是否办事。《尚书》说：“高宗居丧庐，三年不说话。”这是居丧的规则。如今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别人的父亲死去不足一年就趁人家守丧时发动军队攻击？《春秋》因为他缺少恩德，并且废置父子之道，所以不再称他“子”，而称他郑伯，为了羞辱他。况且他的先父襄郑公攻打有丧事的国家，背叛盟约，得罪了诸侯，诸侯对郑国愤怒还未消除，厌恶他还没结束。继承他的君位的，应该从善来改变对他的看法，如今又加重罪过，毫无缘由地在许国居丧时攻打它。父亲在别人居丧时攻伐，儿子又在别人居丧时攻伐别人，父亲将不义加施于别人，儿子又对亲戚施行不义，而进犯中原，这是父亲占有旧恶在先，自己又在做大恶后。诸侯全都愤怒并憎恨他们，所以全都来盟会，商议共同攻伐他。郑国才感到恐惧，背离楚国，结成虫牢之盟就是这种表现。楚国和中原各诸侯国南北夹击它，郑国陷入疲惫危险的境地，一生都又犯愁又苦恼。我探求其原因，就是因为不行仁义而失败，由于轻心造成这样的。孔子说：“领导大国，办事要谨慎严肃并诚信。”因为了解信义的重大，所以认真而谨慎。如今郑伯既没有接继的恩德，又不深思熟虑，一旦发兵征伐不合适，遭受的祸患无穷，这是咎由自取。所以活着的时候不能称他“子”，是认为他无义，死了以后又不记载下葬，是为了表现他的罪过。我认为：统治国家的人要看到这些。做人不按义来做，做事不考虑时机，祸患就如同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