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04、玉英

【译文】 称一为元，是因为一是一切事物的开始。了解元年的内涵，是统治者看重的，普通人轻视的。所以管理国家的开端在于使名称正确。名称端正，可振兴五代，在《春秋》五家传注之外，美好丑恶全可以表露出来，可以说能发现事物的真面目，不是子路一类人能发现的。只有圣人能够将万物归属为一，将它们“和元”联系起来。最终不能追溯到将万物归为一的本源便这样接续下来，就不能有什么结果。所以《春秋》将“一”改称为“元”。元，就是本源，它的意思是随顺天地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人生是有始有终的，而生、死一定要与四季的变化相适应。所以，元就是万物的本源。而人的本源也在其中。在什么地方？原来在天地产生之前。所以人虽生于天气和尊奉天气行事，却不能和上天同时以元为本，尊奉天命，而共同违背自己的本源。所以春天正月，是承顺上天的安排。也是按照这种上天的安排结束这一个月的。它的原则是和天地共同成就功业，怎么可以说人的本源就是天地的本源呢！天地的元又为什么影响到人类社会呢？大体上说是人顺承了上天的原理。因此《春秋》的原则，用元气确定上天的开始，用上天的开端确定君王的政事，用君王的政事确定诸侯接继王位，用诸侯接继王位确定国内的统治。这五样都确定，教化就可以广泛实行。不是自己的王位而要继承它，即使是从先父那里继承的，《春秋》也认为危险，宋缪公就是如此。不是自己应继承的王位，更没有从先父那里继承，自己却要继承，《春秋》也认为危险，吴王僚就是这样人。虽然这是两种情况，如果能行善并得到民众拥护，《春秋》不认为危险，卫侯晋被立，《春秋》上先记“为立晋”，以后又记为“葬卫宣公”就是这种情况。上面的情况都不应该被立，而宋缪公从先父那里继承君位却很不稳定。卫宣公不是从先父那里继承君位却不危险，由此可以发现得到民心拥护是最大的安定。所以齐桓公不是直接从先父那里接受王位。大体上讲不应该立为国君的却被立了，罪过是很重的。然而如果治国知道恐惧，能选拔贤人，可以掩盖自已被立位时的缺陷，知道不背叛盟约，可以洗雪自已的缺点，让齐桓公承受恶名而没有这种美名，能够免除被杀已经是万幸了，还有什么称霸一说呢！鲁桓公忘记自己治国的忧患而灾祸降到自已身上。齐桓公对自己治国的忧虑感到十分严重，而立下了功绩。推而广之，凡是有忧患却不知忧患的人，结果一定要凶，有了忧患而能深入知道这种忧患危险的人，结果可能是吉。《易经》说：“复返自身之道，哪有什么祸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平凡百姓违背正常之道若免除祸害还困难，君主如违背正常之道要免除祸害就很容易。

【译文】 《诗经》说：“德行小得如同鸿毛。”是说很容易。鲁隐公到棠地观赏鱼，怎么评论？厌恶这一行为。人的本性，没有不喜欢仁义的，然而不能行仁义的，是利使之败坏了。所以君子整日谈话也涉及不到利益，目的是用不谈利益的方式表达羞愧对待利益罢了，羞愧谈利为了堵塞逐利的源头。居处君位能够改变风化的人，只是空口谈利而已，对此尚且厌恶，何况对逐利之事了？所以君王派人去寻求丧事的资助、求得金钱援助，全是大恶，所以《春秋》记载此事。如今不仅仅派人去求利，竟亲自去寻求利，这就更加讨厌。指责鲁隐公为什么要说观鱼呢？这就如同说观看社祭一样，全是应该避讳的大恶用语。《春秋》有固定传统的礼，有可以权变的礼。如果使人情安定心绪平和的，是传统的礼。至于对人性，虽然不能使之安定，对人心虽然不能使之平和，但对大的处世原则，却没有什么改变，这是变化的礼。所以婚礼上不称父兄师友之名，这是传统礼节。婚礼上因无母亲在场而辞穷之时，称父兄师友之名，这是权变的礼节。天子居丧三年，然后才可以继位称王，这是传统的礼节。有变故未居丧三年而继位称王，这是权变的礼节。妇女没有需要出国境的事务，这是传统的礼节。母亲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而出国境，为了奔父母之丧而出国境，这是权变的礼节。明了传统礼节和权变礼节所允许的事之后，可以知晓轻重的分别，这样就可以参与适度的权变了。问难的人又问道：《春秋》记载同类事的用语相同。上面所述四类全为权变之礼，可是有的与儒家经典相通，有的和儒家经典不通，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春秋》分析百物，辨别人、物之品类，区分美恶贵贱，是遵循事物的自然之理。所以星从天空坠落称作陨，像蝗虫一样的水滴从天空坠落称作雨，它们产生的地点不同，有的从天而降，有的则是产生于大地，记载它们的用语不可相同。如今这四类全为权变之礼这一点相同，而它们出现的地点也不同。有的从男人身上发生，有的在女人身上发生，用辞不可以相同。这就是有的与传统不变的礼相通，有的和权变之礼相通。《春秋》关于鲁桓公的记载，没有用表示周历的“王”字，是故意不写“王”字。桓公的想法是要继承王位，所以《春秋》记载说“即位”。记载说“即位”表示他杀死了做国君的兄长。不写“王”宇，用来表示他违背了周天子。所以鲁隐公时《春秋》不记“即位”，桓公时不写“王”字，都是表示他们篡位的想法而使他们的恶行表现于历史上。遵从贤能人的想法是为了表现他们的义，遵从不贤人的想法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恶。由此看来，《春秋》认为善良的，是善良，不认为善的，是不善，这两种情况不能不分辨清楚。

【译文】 《春秋》记载：“宋督杀死自己的国君与夷。”《春秋公羊传》记载：“庄公冯杀死宋殇公。”却不能记载在《春秋》经上，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不是不可以记在《春秋》经上（记于经和不记于经）它们差别细微，不可据此分类，所以难于了解《春秋公羊传》说：“臧孙许和晋郤克同时到齐国骋问。”考察《春秋》上没有记载，岂不是隐微吗？不记载他们前往齐国的事是因为有所回避。现在本传中记庄公冯，可是在《春秋》上不记载，也是有所却避。所以不记载藏孙许和晋郤克聘问齐国的事，是为了回避他们所做的可羞的事。不记载庄公冯杀殇公，是回避《春秋》以为是善事。所以谦让是《春秋》所认为的善事。宣公不将君位传给自已的儿子而给自己的弟弟，他的弟弟也不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反而还给自己哥哥的儿子，这些做法虽然不符合继承的原则，全是谦让的美德，是不可抛弃的。所以君子为他们回避不行常法的说法，以避免他们的后代出现祸乱。将杀与夷的事移到宋督身上为了使宣公的记事更美善。这也是《春秋》的正当作法，使善事不要遗漏。如果直接记录他们篡位的事，那么宣公、缪公的美德便不存在了，《春秋》认为他们美善的意思就表现不出来。问难的人说：“替贤人回避恶事，全有记载，替宣公、缪公避迥恶事，单单不记录，是为什么？”我认为：因为他们还不是完全的贤，他们心要行善，行为却不合王法，这种做法不可肯定，也不可否定。否定这种做法就否定了要行善的想法，肯定这种做法就妨碍了王法。所以既不否定也不记载，用意会的办法表示这个意思罢了。如果致力于仁，不做恶就可以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文】 器物和名称相符合，土地和主人相符合就叫做规章制度。权变的发生，不可不明辨。权变虽然不合正常制度，也一定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不在合适的范围之内，即使死亡，最终也不去做，公子目夷就是这类人。所以诸侯父子、兄弟不应即位而继承王位的，《春秋》看待他的国家和应该立位君的国没有区别。这都在合适的范围之内。至于鄫国被莒国灭掉，替他安排了继承人，目夷认为“莒国灭亡鄫国，这在不合适的范围内。所以诸侯的行为在不合适的范围内，叫做大德，大德不超过界限的，叫做真正的标准。诸侯在合适的范围内的，叫做小德，小德有出入可以。即使权诈，还归属大的标准之内。所以《春秋》的记事原则，是广博而精要，全面而又简约。”公子目夷回复宋君，始终没将国家交给别人，仲祭已将国家送给桓公，后改送厉公，晋荀息至死不听里克的意见，卫国曼姑本可以拒绝灵公之命而不接纳并立辄为君，这四位臣下事迹虽不同但想法却相同，他的正义也是相同的。目夷不将国柄交给别人，使宗庙显耀。祭仲将君位送给人，也使宗庙显赫。荀息为继承之事而死，也是十分看重先君的命令。曼姑拒绝立辄之父继位，也是十分看重先君的使命。事件的情况虽然不同，他们做事的原则却相同，全都是使宗庙显赫，十分看重先帝的命令。问难的人说：公子目夷、祭仲的所做所为，全都考虑侍奉国君，认为这二人美善是可以的。荀息、曼姑并没有这些事，他们所想依靠的人全不应立为国君，为什么还要记载他们呢？我认为：《春秋》记载的原则，君主立了不该立的，不记载，大夫立了不该立的国君就记载。记载这些事，是不赞成大夫立了那些不该立的人为国君。不记载，是赞成国君能确立继承人。国君立了不该立的人，不对。但立了之后，大夫也要尊奉就是了，荀息，曼姑所得到的评论是正义。

【译文】 有人向纪季问难说：《春秋》的记事原则，大夫不能有专用之地。又说：公子没有离开本土的礼义。又说：君子不躲避外来的灾祸。纪季违反了这三条礼义，为什么还是贤者？贤臣本可以盗用专地以居于敌手之下，抛弃国君以便躲避灾祸吗？我认为：贤德之人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纪季身上给以贤者之名，以此表明纪季不应做这些事。纪季不做而是纪侯让他去做，这是可以推想到的。《春秋》在记载事件时，如违背事实是有所回避的地方。在记载人物时，更换人的名字是有所忌讳。所以隐瞒晋文公满怀称霸之志的实际，用天子前往狩猎代替传唤天子。隐瞒莒子招呼诸侯会面盟誓就称莒子为莒人，是为了替隐公避讳。改变庆父的名字而叫他仲孙，改变各国军队围盛地为成地，都是避讳大恶。这样看来，研究《春秋》的人，在刚刚入门时就要注意避讳的写法，随着事件的发展变化就可以弄清它的涵义了。如今纪季是从国君那里接受使命，经书上就用专门词语记载，没有美善的名声，在行文中却用贤者之名来表现，对这些不可不仔细分析。《春秋》对它认为贤的，一定要按照它的看法，用相同的词语记事，为了表彰他们的礼义并奖励他们的美德。

【译文】 现在纪侯是《春秋》看重的人，所以就听任他进入齐国的愿望，便违反他服罪的用语，将责任转到纪季身上。（臧孙辰）到齐国买粮，实际上是庄公要做的，可是《春秋》违反记载此事的用语，将责任转给臧孙辰。纪季凭着酅的专用地到齐国，实际上是纪侯要做的，可是《春秋》违反记载此事的用语，将责任转给纪季。这些违反用语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问难的人说：有国的人，人们就要立他为国君，本来就不该听从人们的意见，国家被消灭、国君为国而死，这就是正。为什么对纪侯就认为贤呢？我认为：齐国要复仇，纪侯自知国力不敌齐国却想抵御齐国，所以对他的弟弟说：“我是国家的国君，不可以不用性命拒敌。你依酅地前往，向齐国服罪，请求能建立五庙，让我们先君在岁祭时能得到祭祀。”带领一国的兵众，来护卫九代神主。齐襄公驱赶他也不离去，要求他将纪国交给齐国又不同意，全国上下齐心一起效命纪国，所以称“他大为去”。《春秋》认为纪侯为正义死是贤，并深得百姓拥护，所以回避纪国被灭的记载。以用忌讳的写法，表现纪侯的贤。以他的贤德，表现他符合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