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东临蒙山，北靠岱岳，南阻峰山，西绕沂泗。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粮仓，很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这里便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稍后这里又是传说中古帝少吴氏定都之处，号称“少昊之墟”。历夏经商，曲阜又成为鲁周公封国的首都，肩负起镇抚东夷，拱卫王室的历史重任。在春秋时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礼乐资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造型的摇篮。利用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完成这种造型工程的总设计师，便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学宗师——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一生并不显赫，但司马迁的《史记》，为他作有《孔子世家》，与诸侯同列，以示对他的特殊优待。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古往今来君王贤人不少，在生时显赫一世，风光一时，不可一世，但是死后就消声匿迹，形同粪土。孔子则相反，在世坎坷，死后却十分尊荣。历代统治者对他加号进爵，黄屋左蠢，有王者之尊。其后代享其余泽，至今世世不绝。在中国所有宗法家谱中，可能只有孔氏家谱才是货真价实、一脉传衍的第一家族。其原因何在呢？正如太史公揭示的那样：孔子删定了六经，为天下万世提供了研之不尽的绝代经典；孔子一生嘉言效范，为天下万世树立了仰之行之的不朽榜样。他是先师，他是圣人！立德立言，足以垂法后世，宜其子子孙孙传行无穷也。
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商纣王的哥哥、殷末“三仁”（即箕子、微子、比干）之一微子启，即其远祖。西周初年，微子受封于宋，都于商丘。五传至于弗父何，礼让其国于其弟宋厉公，自为宋国大夫（《孔子家语》），弗父何即孔子十世祖。从此，厉公一系世掌宋国君权，维系着并不出色的世袭统治；弗父何一系则成为宋国辅政公族，保持着宋国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再三传为正考父。正考父知书识礼，以谦谦君子知名后世。他熟悉商代文献，曾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史氏。他受君委命，一命而俯，再命而楼背，三命而筹折，鞠躬如也。他连走路也靠墙循边，不争于人。然而至其子孔父嘉时，情况则大为恶化。嘉作来较公大司马，穷兵领武，“十年而十一战”，民怨沸腾。可巧政敌太宰看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与之相遇于途，“目逆而送之，曰：美丽艳”（《左传》桓公二年）。太宰督假公济私，利用国人的不满情绪，捍然发动政变，杀孔父嘉。鼓公出面干涉，被就。太宰督纳其妻而逐其子，孔子祖先结束世为大夫的贵族生涯，一落千丈，沦为平民。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难于鲁，卜居于曲阜东昌平乡之贩邑。子孙袭姓孔氏，遂为鲁人。心有余悸的孔氏子孙，隐姓埋名，一连四世皆不显，一直到孔子父亲叔梁纥，才稍有事迹见载于史册。
叔梁纥是个武士。叔梁乃字，纥是其名，称“叔梁纥”是尊称。长于吸邑，又称贩人给，或瞰叔绍。叔梁纥腰圆体壮，雷力过人。尝为大夫孟献子武士，颇以勇武闻名于时。《左传》襄公十年载：公元前563年，叔梁纥随诸侯军讨伐伯阳。倡阳虽是个附庸小国，却长于诡计。当诸侯军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之时，倡阳人大开城门，妄称受降。诸侯军不知其诈，狠然争入，军人方半，伯阳人猛然放下高悬的城门，诸侯军有被拦腰截断，各个歼灭的危险。叔梁纥见势不妙，双手托住千斤城门，呼令诸侯军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七年后，叔梁纥与大夫臧孙纪同守防邑，被齐军团团围困，众寡悬殊，动弹不得。一天夜里，叔梁纥侦察好敌情，挑选精壮三百，披坚执锐，乘间突围。将臧孙给送出重围，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重返防邑坚守。一往一来，如入无人之境（《左传》襄公十七年）。由于他有谋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诸侯。后升为吸邑大夫。孔氏子孙终于向久违了的贵族集团迈进了一大步。
叔梁纥先娶施氏，连生9子，都是千金；再娶一妾，生子孟皮，又破其脚。叔梁纥为使先人香火有后，以便重振家业。于是，在60余岁的翩翩老矣之年，还向颜氏求婚。颜氏是曲阜大族，家有三女，大女二女都不愿意嫁给这位尽管是英雄的老人，但三女徽在却慨然允婚，并很快有了身孕。十月大期，产下一男，便是孔子。孔子生时头顶内凹（圩顶），有似阿丘，故名孔丘；生前父母曾祷于尼山，因字仲尼。关于孔子出生，还有一个公案。《史记》说：“绝与徽在野合而生孔子。”野合，《史记》三家注，说是给年长，徽在少，不合“壮室初等”之礼，非礼曰野，故曰“野合”。或曰，野合为野外结合，则孔子为私生子。今存异焉。
叔梁纥喜添贵子，却天不假年，他来不及把孔丘培养成人，便在爱子三岁时溘然长逝了（《孔子家语·本姓》）。对小仲尼的哺育教养任务一齐落在年轻妈妈徽在的肩头。为了避免叔梁纥那个多子女、多妻妾的家庭矛盾，微在毅然离开孔家，带着小仲尼卜居曲阜城内，后称阈里。孔子少时，生活异常艰苦，他小小年纪也不得不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他后来回忆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即指此情。有见识的孔母却没因生活的艰难而忽视孔子的教育和培养。曲阜，是鲁国首府，是一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周公受封于此，其子伯禽赴国，带来了许多西周礼乐文献，素有礼义之邦的美名。晋国大夫韩宣子曾观礼于鲁，深有感触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所以王也。”孔母卜居曲阜，其用意也许还在于利用其文化气氛以便教育孔子。孔子儿时，从不作无聊的游戏，常常模仿大人演礼习仪，学习古法。《史记》说：“孔子为儿嬉戏，设俎豆，陈礼容。”即指其事。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使孔子对礼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15岁时，他留连礼乐，乐以忘返，立志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到17岁时，孔子已是彬彬有礼，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中，获得了“知礼”的赞许。孔子的身体也很棒，体长九尺（合今2.16米），号为“长人”。力大可举城门，一如乃父。含辛茹苦的孔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自己十多年来苦与乐、忧与思，都以儿子长大成人得到了满意的报答。想到孔丘有成，孔门有后，一股欣慰的甘泉滋润着她那久已枯竭的心田。然而，她同样未能看到儿子大有作为，便带着一个年轻寡妇固有的哀思和悲凉，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是苦多于乐的世界。
孔子3岁丧父，17丧母，过早地失去了亲人的庇护，孤伶伶独身一人跨入了那个动荡的人生旅程。在这个旅程中，孔子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十分麻烦，那便是如何安葬亡母遗体的问题。按照“生同室、死同穴”的规矩，孔子应将亡母与亡父合葬；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肯定徵在与叔梁纥合法关系的机会。可惜的是。孔母徵在从未告诉他叔梁纥的墓地。在注重礼乐教化，强调孝行的鲁国，这实在是件费解的事。《史记》只含糊地说、“盖讳之也。”至于为何讳之，可能只有从孔子出生的情形去找答案。孔子将亡母灵柩殡于当时曲阜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五父之衢”，以便引起人们的关注。结果一个赶车人的母亲（“挽父之母”）熟悉当年旧事，告知孔父墓地所在，孔子于是得将亡母与叔梁纥合葬于防山，即今梁公林。真乃两全其美，既肯定了叔梁纥与徵在夫妻关系，尽了一点孝子仁人之心，也确认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叔梁纥那士人的头衔和勇武的名气，也许是他步入贵族社会有用的阶梯。
在安葬亡母的事情上，表现出了孔子的聪明之处，一时也许不无自得。当时季氏家举行“飨礼”，孔子顾不得母孝在身，便“腰经”而往，不料吃了闭门羹。飨礼，是招待士人的饮宴制度。士子欢聚一堂，借酒欢歌，演习礼仪，以文会友，切磋技艺。”贵族大夫则借此“优贤礼士”之机联络感情，笼络士心。年轻的孔子也许是出于前一目的，怀着对礼乐的好尚心情，急忙赶去赴会，却被季氏的家臣阳虎（又称阳货）拒之门外，还酸溜溜地说：“季氏宴请的是士人，却不敢请先生您呀！”孔子本来通过葬母于防，肯定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根据“士之子孙恒为士”的惯例，他应当已取得了士的资格了，不意并未得到社会的承认。面对这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孔子并没有不满，更不会表示反抗。他生性不会怪罪别人，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也。”（《论语·宪问》，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也是自责从严，待人从宽。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对阳虎的闭门羹，他不怨天，不尤人，平静地退了下来。此后他努力学习，加强修养，以适应等级社会的种种要求，争取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希望通过“庶人在官”的途径进入贵族集团。他曾自述其为学历程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即是说，他15岁立下系统学习礼乐文化之志；30岁学成，已可立身上流社会；40岁则信心坚定，认识准确，无所困惑；50岁，参验大道，认识天命，或曰规律、真理；60岁，能对一切耳闻目睹之事作出迅速又准确的反映；70岁，他纵心而行，行无不与天合；纵口而言，言必与事验。所言所行无不与客观规律和行为准则高度统一。这就是孔子从一个不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孤儿成长为万世景仰的圣人，在知识和修养上的渐进过程。
根据孔子的自述和他的一生行事，其30岁以前是勤奋学习，初具立身处世的各种知识和才能的时期，30岁以后则是他在知识和修养上进一步纯化和提高的时期。当时，贵族阶级推重的知识和技能有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此即“六艺”。“六艺”涵盖“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周礼》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国子，即贵族子弟。国子所学为六艺，所师为保氏。据载还有库序、辟雍、伴宫等专门场所为国子之学校。但是只可借这都是出自故者遗贤对西周旧制的追忆。孔子所生的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既无学校，也无教材，当然也没有老师。国家没有具体措施教化人才，故贵族子弟多膏粱世胄，锦衣玉食——无所长。他们不再是先掌握了“六艺”然后从政，多半是胸无点墨，已为世官。其优秀者乃能于从政之余，为工作所迫学点礼仪，以应付为政之需，同时也博得“敦诗书、说礼乐”的美名。可是作为平民子弟，要想进入上流社会，就必须首先学会六艺，才可望获得进身之阶。子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子张》）即指此也。对白衣出生的孔子来说，当然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了。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若用之，吾则从先进。”（《先进》）亦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这在根本没有任何教育设施的当时，平民子弟要实现“先进于礼乐”又何其难哉！但是孔子却成功了，经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了学问渊博的智者，道德高尚的圣人。他以社会为学堂，以生活为教材，以众人为师友。克眼了没有学校，没有教材，没有教师的重重困难，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学成才的光辉典范。孔子从“十有五志于学”开始，一生坚持学习，直到老年，犹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关于孔子刻苦事学的事迹，历史上有许多记载，他自己也有很多自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树立追求大道的远大理想，克服生活上的物质欲望。常以“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自勉，“食无求他，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他批评那种既欲求道，又怕吃苦的人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矣！”（《里仁》）他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在当时的鲁国是独一无二的。他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其次是谦逊好学，人人为师。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同上）。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在任何一群人中，都有值得自己学习和取法的老师，只要留意就可得到教益，即使是不善的言行，也可从反面受到警醒。他成才后，有人向弟子子贡打听孔子的老师，子贡说：“仲尼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却实不是虚美之辞。他知识渊博，技能全面，正是他无所不学，学无常师的结果。他曾学琴于师襄，学少吴氏职官于郯子，学乐于弘苌，相传孔子还向比自己小得多的项橐请过教，流为千古佳话。他还注意从生活中学习，“入太庙，每事问”，有人不理解说：“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进太庙，每事问。”孔子问答说：“这就是知礼呀。”（《八佾》）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固然可学，而且草野之民、蛮夷之人也同样值得学习。他主张“礼失而求诸野”，又说“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因此有必要向民间和夷狄学习。他曾向“鄙夫”叩问过，向东夷之君学过礼。“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肖者识其小者”（《子张》）。不捐细流成大海，转益多师是我师。每个人只要善于学习，随处都可获得知识，滴水成河，积腋成裘。
其三是学思结合，明辨审问。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他不仅好学，而且好思，学思结合。《中庸》又载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是孔子归纳的从求知到实践过程的重要环节。其中“学”和“问”是广泛地吸收信息，产生感性认识的阶段；“思”和“辨”是对信息进行思考，包括归纳、分析、推理、演绎等思维过程，产生理性认识的阶段；“行”则是将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的阶段。孔子本人就是学与思与行相结合的典范，他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特别是能从极平常的事物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和真理。孔子学琴于师襄，一个曲子弹了十日，本已十分熟练，师襄说：“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虽学会了曲子的韵律，还未得其技巧。”又过了十日，师襄说：“技巧已经很熟练了，可以学新的了。”孔子还是说：“我还未知其主题。”等主题表现出来了，他还不肯学新的，说：“我未能想见作者之为人。”又过了十日，突然有一天，他肃穆深思，幽然远眺，意味深长地说：“我得其为人矣！其为人也，黯然深思，欣然远视，眼波深邃，仿佛是君临天下的王者！这不是周文王还是谁呢！”师襄一听，离席再拜，连忙称是说：“对呀对呀！我老师说这就是《文王操》。”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观礼，发现一个歪倒着的瓦罐，守庙人告诉他那是“佑座之器”——欹器。孔子说：“吾闻佑座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命人注水实验，果然如此。然后感慨万端地说：“那有满而不覆的呢！”于是他从这个满则覆的启示中得出正确的处世态度，说。“聪明圣智之人，要保持礼让精神；武力征服天下之人，要保持敬畏心理；富有四海的人，要保持谦逊的态度。”（《荀子·有坐》）
其四是注重实地考察。走出鲁国，到诸侯国和周王室观礼，增加知识，放大视野。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夏、殷后裔之国杞和宋。《论语·八佾》记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激之矣。
《礼记·礼运》也载孔子说：“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时》，即夏代观象授时、颁历布政的历书；《坤乾》，论者以为是殷易《归藏》，属于占筮和哲理书。可惜反映夏殷的历史不多，对考察夏殷礼制帮助不大。后来孔子为观周礼而作的洛阳之行，却让他大开眼界，受益匪浅，终生受用无穷。史载孔子好学深思，在知识和修养上很快便成熟起来，蜚声贵族社会，甚至国君也有所耳闻。孔子19岁取妻，20岁得子，昭公特赐双鲤。孔子荣之，名其子曰孔鲤，字之伯鱼。大夫孟僖子称赞孔子是圣人之后，其后必达。临死，又将两个儿了孟懿子和南宫括送到孔子处学礼。僖子之子向鲁昭公进言，请求资助孔子前往洛阳考察周礼，昭公欣然许之，与车一辆、马两匹、僮仆一双。洛阳，营建于西周初年，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于是，至此建都已达200余年，衣寇文物，甲于天下。孔子来到天下共主周天子的都城，目睹其琳琅满目的文献、文物，当年西周盛世仿佛就在眼前，由衷赞叹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更加坚定了追求周礼、复兴周礼的信念。据说孔子在这次访问时见到过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老子，名聃，楚人，当时正作周藏室史（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是道家的始祖，与孔子积极求知和汲汲救世的精神相反，老子对当时江河日下的社会彻底地失望了，主张无为无欲、绝圣弃智。老子长于孔子，在孔子告别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富贵者赠人以财，仁者赠人以言。我不能富贵，姑且冒充仁人送你几句话。你好古敏求，这是好事，但切不可照搬古代。世上有的人，虽然聪明深察；却往往难免钺斧之诛，只因好议人之是非；虽然博辩宏大，却不能保全首领，只因好发人之隐恶也。身为人子不可自私，身为人臣也不可自私。”这番话对孔子“信而好古”而不泥古的为学风格、“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君子风采，以及奋身救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形成，无疑是有帮助的。难怪他要感慨万端地说：“世界万物中，鸟飞于天，可以张罗以捕；鱼入于渊，可以结网以渔。因为它们都是有形的东西。只有龙，乘风云而上天，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吾今日见老子，晃洋渊深，其犹龙耶！”（《史记·孔子列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孔子精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知识全面，德行高尚。射，即射箭，他技高艺深，曾“射于瞿相之圃”，赢得“观得如堵墙”（《礼记·射仪》）。御，即驾车，孔子非常娴熟，常常自矜为看家本领。曾有人赞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谦逊地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可见孔子对执御还是十分自信的。数，即计算。孔子长于斯道，后来他作季氏史，能做到帐目清楚，收支平衡（“料量平”），与这一修养自然分不开。书，即书法，更是读书人的基本功。致于礼乐，则是孔子兢兢以求，乐此不倦的专业特长。礼乐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孔子以前有人将它分成礼和仪（又称数），并出现了只重形式（“仪”、“数”）不重内容（“礼”或“义”）的倾向。任何一种制度设施、行为规范都是在特定精神和原则指导下制定和形成的，每一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内容，礼乐也如此。如果抽掉了礼乐制度的内容，礼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孔子看到了这一点，强调礼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一方面，他对礼乐形式的研究十分精到，频频赢得“知礼”。“博学”之赞，令一些不知礼的贵族钦羡不已。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常常为乡亲或贵族们主办典礼，冠婚丧祭，无所不能。孔子还作为一位艺术家对礼乐进行了演习。他的礼乐素养极高，言谈举止，既合乎身份，又合乎场合，举止翩翩，文质彬彬，那简直就是文明礼貌的化身！他对音乐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欣赏能力，曾描述音乐的演习过程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翕然热烈，放开后纯纯然和谐，皎皎然清晰，绎绎然不绝。至此便大成了。”（《八佾》）他曾问《韶》于齐，陶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如醉如痴，竟“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这使他声名雀起，不少有志青年集中到他周围，追随他学习礼乐。另一方面，孔子更注重礼乐内容的探讨。他发现无论礼也好，乐也好，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实质精神，即对人类普遍的友爱和对社会的维系作用，即“仁”“义”。认为仁义是礼乐的内容，礼乐是仁义的形式，仁义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强调了礼乐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并提出礼乐与仁义相结合，这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在礼乐修养上高出伦辈和前人的地方，他认为，人间缺少爱，故需要仁；社会没有秩序，故需要义；各个等级都没有合理的行为准则，故需要礼。只要将仁义礼乐切实地推行于天下，天下就走上了有秩序和谐的正常轨道。这就是他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也就是他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思想。
完成“六艺”学习，大约在孔子30岁左右。他曾自称“三十而立”（《为政》）。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秦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所立也。”（《尧日》）可见，“立”的内容是“礼”，既然是“30而立”，那么他30岁时无疑已掌握了以礼乐为核心的“六艺”，应该说已具备进入贵族社会的全部本领了。因此，鲁昭公、孟僖子等也都很欣赏他。但是当时公室早就成了空架子，身为一国之君的鲁昭公也没有用人的实权。孔子曾感慨：“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鲁国有势力的三家大夫，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是鲁桓公支裔，世称“三桓”。三桓分掌鲁国军事和财政，“三分公室”。其中季孙氏实力最强，是鲁国的首席执政，进退人物，上下其手，权倾一时。也许是为了取得季孙氏的保举，孔子曾给季孙氏当过家巨。《孟子·万章下）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季氏史即委吏，掌管委藏工作，即后之司仓氏、司庚氏，掌保管、出纳；司职吏即乘田，掌管田作畜牧之事。孔子多才多艺，才能全面，将两件事做得很出色：管财务则账目清楚（“会计当”），收以平衡（“料量平”）。管田蓄则六畜兴旺，一把好干才！这无疑给季氏留下了好印象。
可事有不巧，孔子没来得及通过季氏的举荐进入仕途，却赶上了鲁国的一场政治危机，即“斗鸡之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35岁，季平子与郈昭伯斗鸡，赛前两家都弄虚作假，一个在鸡翅上效上药粉，一个则在鸡爪上陪缚利钩。事情败露后，两个搞阴谋的人互相指责，最后竟兵刃相向，季氏出兵占领了郈氏家业。郈氏向昭公求援。本来就对股扈世卿季氏不满的鲁昭公愤然出师讨逆。结果却由于孟孙氏、叔孙氏与季氏联手，使这位怒气冲冲的国君大吃败仗，丢盔弃甲，逃亡齐国、面对三桓的非和无法行径，孔子大失所望，不屑与过臣为伍，慨然离鲁奔齐，追随昭公去了。
在齐国，孔子通过齐国宠臣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景公对孔子不算陌生。五年前，齐景公与辅相晏婴访鲁，曾慕名造访过孔子。现在老朋友相见，很快便谈得投机了。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脱口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孔子的施政方略——以端正名份为主要内容的“正名”主张。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父要守父道，子要守子道。各尽本份，注重等级。当时的齐国亦正处于崔、庆、高、国擅权，田氏篡弑的前夜，孔子一语正中景公所忧，异常兴奋，赞曰。“善哉！僖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高兴之下，便要将尼溪之四封给孔子，只因晏婴反对未果。但景公还是给予孔子很优渥的俸禄：“待之以季孟之间”，与鲁国叔孙氏的待遇相当。齐景公只对孔子维护君主尊严的等级学说感兴趣，但对孔子的仁义思想却置而不论。不再向孔子“问礼”，并明确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又落空了。
孔子遂自齐返鲁。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地迎来“40而不惑”。何谓“不惑”？“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孔子曾论“惑”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可见“惑”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说：“智者不惑。”（《子罕》）又说：“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42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定公即位。5年后，季平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手桓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季平子死后，阳虎肆无忌惮，将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协与他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势。阳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会盟、发誓愿、占国田，进而欲尽诛三桓之嫡，立自己的亲信势力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虚弱的。为了孤假虎威，阳虎——这位从前蔑视孔子的势利之徒，现在却想借重孔子名气，为他倒行逆旋扯上块遮羞布。孔子自然不会买账。于是阳虎煞费苦心地制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的规矩，阳虎料定知礼的孔子肯定会上门称谢。殊不知孔子也针锋相对，趁阳虎不在家时才去回访。具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在回来的路上又与阳虎相遇，刚想回避却被阳虎叫住了。他问孔子：“怀揣绝技却让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答：“不可。”“本来希望有所作为却屡失良机，可谓智乎？”孔子答：“不可。”阳虎激将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然，吾将仕矣”。
孔子一生讲究“仁、智、勇”三“达德”，阳虎专挑仁智这两个问题来诸难孔子，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连连称是。但是，阳虎却抽掉了孔子思想中另两个内容——礼和义。礼即自西周以来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义即宜，即是尽本份，守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统一。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象，后者则是春秋乱世的形势。至孔子时，诸侯也不能“专征”了，而是政“自大夫出”，其至“陪臣执国命”了，眼前的阳虎就是陪臣执国命的罪魁！。孔子又诅咒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阳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预国政，上凌君，下逼主，专生杀，擅于夺，哪里还有一点仁义礼智的影子？君臣无序，主仆易位，实乃无道之至！面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他孔丘哪里屑于合作！他历来奉行的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泰伯》）在无道之世而得荣华富贵，必将采用不义手段，这是孔子最为不齿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里仁》）如果说，从前孔子发愤努力，学习六艺，是为了入仕、进入上流社会的话，那么，当他认识到礼乐的还以仁义为内容，形成了“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从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进入了另一个道德的境界，那就是为了推行仁义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既然此时出仕不能“行义”，与其作帮凶，不如洁身自好，作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隐君子。
“隐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义礼”的政治抱负，也是“志于道”之“志”，即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如果说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时掌握了“六艺”和“中庸”等具体知识和方法的话，那么现在孔子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体验带规律性的东西，即“道”或“天命”，从而实现他认识进程中另一个具有质变性质的新飞跃——“50而知天命”！
“行义以达其道”，是说通过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来实现自己思想主张。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重人伦，躬行孝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为政”？孔子说：“书曰：‘孝乎谁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义之体，仁义是为政之实，自己在居家时讲究孝悌，这就是行仁义，这就是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职业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职业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贯彻，那就将道宣传开来，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准了“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的政治作用。认为教育有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合乎仁义精神（以“爱人”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统治阶级（“小人”）改造得更加驯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爱人”）统治者（“君子”），后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驯民（“小人”），共同的目的是从上下两个方面来重振社会秩序和重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教育，说穿了不过是一定阶级按照自己标准造就人材的事业，孔子正是中国第一个发现这一功用，并充分运用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传播开来，使之深人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于孔子，不过是假人之手以实现政治主张的手段。因此从事教育也就是间接地从政。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在30至50岁之间，更是他年富力强，大张私学的时期。这样一来，孔子不仅没有因隐居而失掉声誉，反而因不与阳虎同流合污而清名益高。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曲阜阙里，奉上束修，拜孔子为师。现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颜回、子路、子贡、闵子骞等高足，都在此时从学于夫子。孔子于是乎翻六艺，升杏坛，诗书之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聚徒讲学的学术团体。比之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立的“学园”，早了整整200年。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这就是孔子50岁以前生活的真实写照。那种清心寡欲、安闲平易的神情，至今想来，还是令人欣慕不已！
伴随着对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天道的认识，孔子于安闲平易之中，敏锐地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天命”，一种上苍赋予他的使命。在“志于道”的追求中，他幽然地觉得：上天之所以在一片历史废墟中，保留了完美的周礼，并让他孔子认识了她。这不是上天要复兴周礼的意思吗？他甚至认为上天生就他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并赋予他崇高的德行，那一定是上天要把这个文化复兴的任务交给他，要他去替天行道，去行仁行义行周礼，救苦救难救苍生！于是他好像有某种顿悟一样，再也无法隐居了，他要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将这个社会、这个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为了获得从政的机会，孔子甚至准备采取灵活的措施。就在他“知命之年”，季孙氏的另一个家臣公山不扭（又作弗扰）在费邑宣布独立了，他托人招请孔子。对这个与阳虎一样同是叛主过巨的邀请，孔子最初还真动了心。司马迁分析他当时心理说：“孔子循道良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王起于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这是合乎实际的。只因性情率直的子路的反对，没有去成。
阳虎谋反事败，盗鲁大宝而奔晋。季桓子真正掌握了大权，痛定思痛，倍感孔子等级名份说的亲切，决心起用孔子振顿鲁国秩序。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被任命作中都宰（县邑长官）。孔子在中都为政一年，政绩斐然，“四方皆则之”。十年，调回中央作小司空，协助大司空管理土木工程。不久由小司空一跃而为大司冠。大司冠，是鲁国最高司法长官，“掌建邦之三典，以往王刑邦国、诘四方”。是时孔子52岁，一干4年，直到55岁离鲁。这几年是孔子小试牛刀，一展抱负的风云时期。4年时间虽短，但对于孔子来说已经足以干一番事业了。他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3年有成。”（《子路》）孔子并没凭空大言，事实正是这样。
孔子上任那年夏天，齐国邀请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因善长礼仪作这次国际性会议的傧相。当对的鲁国，北邻晋国，南逼荆楚，东接强齐。三强逼临，而鲁国国小兵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则齐师侵鲁”。在外交关系中，鲁国就像踩跷跷板一样，左右为难。如何在这次会盟中避免齐国的威逼，为鲁国挽回列国声誉，便成了孔子此行的首要使命。
会盟这天，齐鲁两君来到夹谷。除地为坛，土阶三等，礼乐声中，鲁定公与齐景公揖让而登，一派友好和平景象。但是，两君刚刚坐定，齐国的使臣请献乐舞。但演奏的即是夷狄“四方之乐”。于是羽旄旌旗中，夹杂着剑戟盾矛，一涌而上，鲁定公有被挟持的危险，形势十分紧迫。事出突然，摔不及防。大智大勇的孔子一眼识破敌人阴谋，急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他两眼怒视景公，挥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义正词严，景公为之理屈，只得挥退持械舞人。订立盟约时，孔子发现齐人擅自在盟书上加了一句：“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面对齐人的阴谋诡计，孔子针锋相对，也加上一 句：“而不返我汶阳之田以共命者，亦如之！”挫败了齐人霸权野心，并收复了鲁国失地，为鲁国争得了列国间的平等地位。
外交胜利，使孔子名重一时，季桓子对孔子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史称：“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季桓子还将执政大权委托孔子代掌，孔子选以大司寇“摄行相事”。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于是他在鲁国具体实施了从前陈之于齐景公的“正名”方略。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最大的弊病在于君不君、臣不臣，鲁公虚位，大夫专权，名实颠倒，秩序混乱，亦即“名”不正。这首先表现在作为臣子的三桓势力过大，势逼公室。要重振鲁国秩序，必须首先削弱三桓势力。一天，孔子从容对定公说：“按照周礼，臣子不藏甲兵，大夫的城墙不过一百雉（三百平方丈）。现在三家的采邑都超过这一限度。”三家采邑，指季氏费邑、孟氏成邑、叔氏郈邑，号称三都。那里高墙深池，私兵把守，是三家威逼公室的实力所在。不过，由于三桓平时都住在曲阜城内，三都委托家臣代管，年长月久，家巨拥兵自固，造起反来。定公八年，公山不狃据费反；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又据郈反。郈邑、费邑，成了两个独立王国，两家都奈何不得。孔子看准这点，适时提出“堕三都”的大胆方案，立即得到鲁定公和三桓支持。孔子派弟子子路作季氏宰，控制鲁国最大的实力集团，以便“堕三都”计划的实施。开始顺利堕毁了叔孙氏的郈邑；将堕费，公山不狃伙同叔孙氏庶族叔孙辄，纠合费人先发制人，进攻曲阜。鲁定公与三桓惊荒失措，逃入季孙氏家，躲到“季武子之台”上。叛军来势凶猛，一度攻人季家，流矢射达定公身旁，情况危急。孔子却镇定自若，待叛军攻势销竭，他命令两员大将，组织反击。费人一触即溃，追杀数十余里，公山不狃、叔孙辄逃亡国外，孔子指挥乘胜堕毁了费邑。下一步该堕成，由于守成的公放处父没有反叛迹象，孟孙氏遂默许他固守成邑，政府军攻之不克。围成未果，但堕三都、削弱三桓实力的计划已实现大半，在公室与大夫之间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均势。为维护君臣等级提供了实力保证。
除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有所作为外，孔子力还力行教化，使鲁国社会风尚面目一新。人们有礼貌，不激诡；讲诚信，守信用；买卖东西，货真价实，不掺假，不抬价；男女关系严肃，行者别于途；盗贼敛迹，路不拾遗。有客自远方来，不求于官方，人们自动供给食宿，使有宾至如归之感。一派和乐雍雍，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儒家崇尚的国家太平、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
可惜好景不长，邻国的一个拙劣的阴谋，中断了孔子得意的政治生涯。齐国见孔子为政，鲁国大有起色，害怕邻国强盛于己不利，遂使出美人计以破坏之。他们选美女80人、好马120匹，奉献给鲁定公。在季桓子怂恿下，定公接受馈赠，君臣沉湎声色，三日不理朝政！孔子为之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子罕》）紧接着鲁国举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膰（祭肉）给大夫，公然蔑视礼制！面对这群荒淫无耻。不知礼义的君臣，孔子再度失望了；特别是季氏不把郊祭的膰肉分给他，竟然忽视他孔子的存在，这大大地挫伤了孔子的自尊心。失望和伤心之下，他只得怨愤且无可奈何地低吟：“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他决定挂冠不干了。
也许是为人操办婚丧礼仪的儒者生涯，造就了孔子帮闲的人格情态。他的君臣观仅仅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和巨之间是驱使和被驱使的关系，君与臣之间的义务是“礼”和“忠”。一主一奴，身份清楚，地位分明。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在保留现有一切奴隶制等级（特别是君臣名份）的前提下，世袭君主（或世卿）与德才兼备的士人真诚合作，君主将家当交给有才能又忠诚的巨子代管。如果君明，他可以毫不困难地作个贤臣；如果君昏，他也就毫不犹豫地作个高隐。于是乎，他在高唱“博施济众”、“治国平天下”等积极入世的进行曲时，不时地低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等消极处世的小调。现在，鲁定公、季桓子，既然对自己的家业如此不负责任，对他孔子如此不礼貌，那他还有什么义务尽忠呢！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辞职！出走！
公元前497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这本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孔子却不得不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也为了寻求新的从政机会，于是沂水清波濯吾缨，浩歌一曲伊人行。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孔子开始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对鲁国，他一往情深，对它也充满希望，他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上拟于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即使不能为政，在鲁国隐居也是一件乐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零台的清风，还有二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连忘返。从前不用于齐，他捞起正在锅里煮着的米，头也不回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接淅而行”）；现在，同样是不用于鲁，当他离开时，却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在鲁国的边境上还住了三天，以示对父母之邦的眷念。
孔子一行出境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周公弟弟卫康叔的封国，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也具有“一变至道”的优点。历史上，卫国位于鲁国之西，当时都于帝丘（河南濮阳）。历史上卫国曾是拥有“带甲之士八万”的强国，但进入春秋，也是每况愈下。卫灵公在位时，由于用人得当，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倒还有点太平景象。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往了，就此阐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论语》说：
子适卫，冉有仆（驾车）。子曰：“庶（人口稠密）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来到帝丘，卫灵公给孔子很高的礼遇，让他享受上卿之禄。但是卫灵公并不是大有作为之君，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孔子重礼轻刑，他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他那妖冶淫荡的南后却招见孔子；特别让孔子难受的是灵公与南后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孔子对他也只有失望，于是再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之叹。但相比之下，在孔子访问的大小国君中，卫灵公对孔子最优惠，因此，当孔子在别国不利时，总是回到卫国，卫国算是给孔子温暖最多的国家，他在那里几进几出，呆的时间也最长。
除卫国外，孔子还到过匡、蒲、陈、曹、郑、蔡、楚等国家和地区，拜见过大小封君70余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时甚至十分狼狈，十分危险。
刚从卫国出来，到达匡邑，孔子被匡人当成阳虎围了起来。阳虎曾侵略匡人，孔子又长得有些像他，李代桃僵，真是哭笑不得。刚从匡邑解围出来，到了蒲邑，又被蒲人围住，幸弟子力战，杀条血路脱离险境。孔子又去曹，曹国不容；遂往宋，刚在一棵树下演礼，宋国权臣桓魋(tuí)因从前孔子批评过他，赶来把树拔倒，表示不欢迎。匆匆跑到郑国，弟子逃散，行李落拓，独自一人立于东门之外。子贡四处打听，有人告诉说：“东门外有个人，两腮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像禹。然而更像落拓潦倒的丧家之大。”言下之意，是说孔子以古贤圣人相标榜，却无人赏识，落得个丧家之大的下场。又到陈国，陈湣公向孔子问了很多典故，对博学的孔子非常赞赏。无奈陈国国小力弱，正被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孔子的学说只合在和平时期讲讲礼让，摆摆礼容，通过教育来激发人们的向善好仁之心，对这个金戈铁马的场面，却无能为力。因此，他给此行立下的信条是；“危邦不入，乱邦莫居。”（《泰伯》）这个风雨飘摇的陈国，当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国进发。方至陈蔡之间，孔子又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一连七日，粮草罄尽，从者大病，莫能兴起。最后得楚昭王帮助，才脱离困境。楚昭王召请孔子，欲以书社之地封孔子，还没让孔子一行来得及高兴一下，便因令尹子西的反对而撂浅了。无奈只好又回到卫国，等待回国的机会。
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他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雍也》）他学六艺、知天命，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这是“知之”；四出寻求推行主张的机会，这是“好之”；在求索过程中，虽处处碰壁也不气馁，这就是“乐之”。孔子曾描绘游历时的情形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即其“好之”“乐之”精神的形象说明，任凭环境多险恶，打击多大，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缩。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不息。被围于匡，弟子焦急，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之人（指自己）不得闻于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宋逼于桓魋(tuí)，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子何！”（《述而》）最可歌可泣的是，困于陈蔡时，弟子又饿又病，孔子面有菜色，但他依然讲学论道，弦歌之音不绝。子路愤愤然说：“君子亦有穷（走投无路）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接着他问子路：“《诗》曰：‘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子路答曰：“我听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报之以祝，夫子累德、积义、怀美已经很久了，何以如此倒霉？”言下有怀疑夫子之道之意。孔子说：“如果仁者必然得到信任，哪有饿死首阳山的怕夷叔齐？如果智者必定达到目的，哪有剖心而死的王子比干？”孔子明知有了好学间、好品行不一定得到赏识，但他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又召子贡，子贡认为“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曲高和寡，要孔子改变主张，降低高调。孔子坚决拒绝，说：“君子只管探求大道，建立理论，不能随俗媚世！”最后召颜回，颜回说：“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道之不修，是吾羞也。道已大明，而当局者不能用，是有国者之羞。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直乐得孔子恨不得贫穷的颜口成为富翁，自己好给他当管家。
穷而更坚，老当益壮。孔子就是这个性格，不管穷通否泰，都守道弥坚，追求越笃。尽管颠沛流离，而志不稍贬，学不暂停，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始终吸引着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他在蔡国迷路，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荷蓧(diào)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楚狂接舆追在他后面狂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但是，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曾赢得人们的赞许。仪封人见过孔子后，满怀敬意地说：“天将以夫子为木择！”木择，是宣行教化时用的木铃铛。仪封人认为，孔子是上天派遣来宣扬仁义礼乐的光荣使者！这确实不是过誉之辞。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这是当时鲁国另一位贤者柳下惠的名言，用来检讨孔子似乎非常合适。岂止孔子，对于整个专制社会下的士大夫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社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公室衰微，大夫擅权，陪臣执国；上下荒逸，风俗颓废……不仅鲁国，“滔滔者天下皆是”（《微子》）！在这个罪恶堕落的社会里，除非人们变得比它更加堕落，否则就不能适应，更莫望要出人头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污、乱中图利的投机分子；又不愿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隐士，留给他的自然就只有碰壁和失败了。四处碰壁的境遇，使这位垂暮老人，难免不有故国之思。就在他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干出了成绩，赢得了季桓子的继承人季康子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隆重将孔子从卫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周游列国的悲壮一幕。
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国首都，江山未改，景物已殊。鲁定公、季桓子都已谢世，鲁哀公继位，季康子辅政。但对于孔子，季康子同样是叶公好龙似的尊贤。他一不采纳孔子的政见，二不委任孔子以要职，而是尊之为“国老”，丰爵厚禄，冠冕堂皇地将他束之高阁。孔子68岁回鲁，73岁去世，在鲁国又生活了五年多。时间虽短，但却是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学术上的总结时期，亦是他在认识上进一步纯熟的阶段。这时，孔子已经历了“60而耳顺”这个不思而能、不虑而知的直觉思维阶段。将这种纯熟的认识能力与其它知识、修养相结合，孔子又成功地实现了“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知行合一的飞跃。“矩”有多层含义，首先是道（或规律），如日月运行，四时交替，矛盾转化，社会变迁等等，即所谓天道、地道、人道。孔子对它们能了然体认，并行之不悖，即《周易·乾文言》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表现了他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准确认识、预见和实行。“矩”还包括他自己“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准则。“矩”还包括世态炎凉。人心善恶的规则。“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他妥善地将知与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合理地统一起来，既不因不合时宜而处处碰壁，也不至于放弃原则而有屈己就人之羞。孔子曾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正是他这一时期无可奈何的境遇和心情的真实写照。“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其说是孔子认识和修养的高度升华，不如说是他一生坎坷经历的辛酸总结！
“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使孔子进入了另一个静宁、安闲的时期，那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时时牢记天道，保持天赋的使命感，依照仁者爱人的准则，游心于六艺之间。他的晚年，除了偶尔作些回答“哀公问政”（《为政》）、“季康子问政”（《颜渊》）、“冉有问政”（《季氏》）等顾问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弟子切磋学问和著书立说上。
孔子是古代东方最伟大的教育家，是中国第一位专业教师，他一生从教，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很大，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其中有的弟子在精通六艺基础上又形成了专业特长，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科，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其中颜回品行最高，“三月不违仁”（《雍也》）。言语科，擅长外交辞令，有宰我、子贡。子贡经营才能和语言技巧极高，他营财则至富翁，出使则不辱君命，齐国曾欲西伐鲁国，子贡出使齐、吴、越、晋各国，祸水南引，结果使齐国内乱，吴国北伐于齐，西与晋国争霸；晋国败吴，越国趁机灭吴并进而称霸中原。鲁国则坐山观虎斗，毫不费力地度过了这场“国际”危机。此《史记》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真是个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国际间各国均势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大师。政事科，有冉有、季路。文学科，指精通古典文献，有子游、子夏。子夏是孔门传经大儒，博通经典，熟知大义，孔子死后，他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后人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之说。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看，孔子弟子很多人才艺德行俱全，无愧贤者之称，这些当然都是孔子精尽教诲、作新人才的不朽功绩。
孔子知识渊博，情操高尚，“有教无类”，他的弟子，来自不同阶层，有的还来自异国他乡。他循循善诱，平易近人，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因而赢得了弟子们的普遍尊敬和爱戴。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情性率直，粗鲁无礼，平常在言谈中时时诘难孔子，但对孔子的道德文章却十分服膺，愿随孔子“乘桴浮于海”（《公冶长》），追随老师走遍天涯海角。颜回与孔子更是义为师徒，情比父子，孔子曾感慨说：“回也，视予犹父也！”（《先进》）称赞他“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雍也》）。颜回更是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蔑由也已！”（《子罕》）颜回死，孔子竟为之大放悲声。又如子贡，本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实业家，当有人称赞他比孔子还优秀时，他解释说：“譬之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子张》）有人诋毁孔子，他及时制止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甚至盛赞：“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孔子的神圣形象，并不是后世帝王赐封的“王”号和黄屋左纛所树立的，而是孔子自己高尚的修养、无边的德量所奠定的。正如孟子所云。“以德服人者，心说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弟子环立，诵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虽不用于政，犹自尊于时……这就是孔子晚年生活的大概场景。按常理，孔子应该看破世尘，万事皆休，在养尊处优中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天生就是那种忧患型人格，身为平民，却心忧天下。虽然他常常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的格言来自宽自慰，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违礼行为太多，不时撞击着他那颗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礼坏乐崩，僭越无度，周天子才享用的“八佾之舞”舞于鲁国大夫季孙氏之庭，周天子祭祖才使用的《雍》 乐也奏于三桓之堂，引得孔子惊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当季孙氏家宰的冉有，竟帮助“富于周公”的主子大肆聚敛，把老师当年“苛政猛于虎”的教诲置诸脑后，更是惹得孔子大动肝火，号召弟子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各诸侯国，更是篡弑频仍，齐田氏杀掉简公，立了个傀儡君主，自代之心已昭然若揭。孔子再也无法沉默，他带戒沐浴去见鲁哀公和三桓，要求出兵讨伐齐田氏以吊民伐罪。然而，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他的这番忧患又有什么用呢？招来的反而是“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见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恐怕今生今世是无法实现了，那就把它留给后人吧！前人不是说过“不朽”有三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自己既不能“博施济众”以立德，又不能克敌拔城以立功，那就著书立说来立言吧。他自叹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太史公自序》）于是选编古代文献，托古见意，这就是古今流誉的删修“六经”的千古盛事！
六经，即《诗入《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对六经用功深浅不等，作用不一。分别说即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其于《诗》、《书》、《礼》、《乐》，在于删订。删，即删除杂芜，选录精华；订，即订正讹误，编次顺序。对这一工作，司马迁又称之为“论次”和“修起”。《史记·儒林列传》：“孔子闵（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对《诗》、《书》、《礼》、《乐》的删订，大致始于中年时期，而成于返鲁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说：“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当时，孔子方40多岁。孔子68岁自卫国回来，又继续完成修订之业，他尝自谓：“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史记》又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相传中国上古时期遗留下的文诰有三千余篇，孔子选取其中唐虞至秦穆公时的文献数十篇，加以排列整理，这就是《书》，又称《书经》或《尚书》。《诗》也如此，据传孔子从三千多首古诗中，删重去复，去粗取精，得305篇，内容涉及殷周始王和周幽王、厉王时事，称“诗三百”，孔子都配乐弦歌，重加整比。礼，古时礼节繁缛，不相统一，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今传礼仪远没有这样多，可能其间也有孔子选编删取工作。乐，是声响材料，其文本今已不传，孔子订乐的具体工作不详，但从他“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的自白，已足可证明孔子正乐实有其事。
孔子对《易》的钻研大致伴着他认识史上“50而知天命”的进程开始，随着“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加深的。孔子自谓：“加我数年，50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易兼三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学易可以知晓这些形形色色的道，掌握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进入“知天命”的境界。易又充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掌握时中的思想，这与“中庸”如合符节，掌握这种辨证的方法论，就可以“无大过”。可见“50知夫命”和“50以学易”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间必然具有因果联系。从文献记载看，《史记》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世家》）《汉书》亦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特别可贵的是这些历史记载近年又得到考古发现的应证，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足以证明孔子与《周易》曾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对《易》的贡献在于“赞”。赞，助也。《易》本卜筮之书，但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孔子赞之，即赞助圣贤阐发《易经》中的哲理。孔子赞易之迹，当时或付之口说，或书之简端，后来弟子集腋成裘，遂组合成十篇解《易》的文字，合称《易传》或“十翼”。易传中难免不有孔子之前的旧说和孔子之后的新说搀杂其间，但其主要的内容当属于孔子。因而《史记》明云“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汉书》亦称“孔氏为之《象》、《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直接将易传的著作权归诸孔子。
对于《春秋》则是修。在齐田氏弑君那年春天（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西狩获麟。麟为仁兽，有道乃见。但当时“天下无道久矣”！麟何以出现呢？就像他孔子应诞生于圣朝一样，来得都不是时候。惺惺惜惺惺，于是乎悲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吾道穷矣！”，“莫我知夫！”（《史记·孔子世家》）更加加深了他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于是想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系统地表达出来，遂据鲁史记《春秋》，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以褒贬历史的方法来隐微地托古见意。上自隐公，下迄哀公，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是鲁国的近代史和当代史，用人们记忆犹新的历史进行国情教育和思想教育大概是中国人的独创，而首创者则是孔夫子。《春秋》的是非标准主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和与之相应的礼制，凡有违背，皆在讥贬之列，让正义与邪恶，昭昭若揭，通过赞扬什么、反对什么来体现他的思想和主张。因而《史记》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孟子》甚至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春秋》的写作方法（即“书法”）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即《史记》所谓“约其文而指博”（《太史公自序》），文字简练，寓意深刻。吴楚之君实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书曰“天子狩于河阳”，变被动受召的耻辱为主动巡视的威风。一字一句，都寄寓了孔子满腔的仁义礼乐用心，《春秋》已不再是简单的史书，不再是旧时的陈迹，而是孔子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蓝本，是孔子礼乐社会的《理想国》！
做完这些工作，孔子似乎很疲倦了。成天精神倦怠，夜不成寐。从前由于对周礼的执迷和对现实的无奈，常常夜梦周公，神交古人，现在连这点欣慰都没有了，真让他伤心极了！一天夜里，他忽然梦见自己坐在殡丧的位置上，醒来预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将不久于人世。次日子贡来见，孔子对他悲歌：“太（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罢潸然涕下。7天后，孔子卒，终年73岁。一代哲人就这样悲怆地离开了人世。其时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
美国大百科全书曾这样评价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和伟大的哲学家。用不着丝毫神化或把他抬高到神奇的地位，事实上孔子的学说已发挥了这种造型影响，以至于要把中国人的生活之道用一个词概括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孔夫子主义’（或‘儒家化的东西’）。”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面欲对孔了用以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作一大概介绍。
创学派，开风气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首开私人讲学学风，引导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一代大师。儒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一家，班固《汉书·艺文志》描述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认为儒家来源于古代的司徒之官，其职掌是宣明教化，其特点有四：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指导思想，以尧、舜、文、武古帝王之治为理想的政治境界，以孔子为祖师。司徒是官职，据《周礼·地官》其职能乃“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是国家不动产和居民人口的总管。其具体职掌有“施十有二教”以化民，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以六乐防万民之情”等内容，不过，儒家是否就是这些官员发展演变而来，因年代久远，文献无征，不可肯定。但考之《周礼》其他篇章，“儒”这一名称和与儒家类似的官员，确实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上古社会知识和技能的全部内容。师教重道德品行，儒教重文化知识。孔子继承这一传统，将师职和儒教结合起来，用六艺教育生徒，仍然以儒者自居，徒众也以儒家为名，可见儒家与儒是有联系的。但二者又有区别，正如金景芳先生所云：“作为教六艺的儒来说，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称为儒家就不仅仅是教六艺的，而是由老师、门徒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所形成的一个集团。”这个“老师”即是孔子，这些“门徒”即是仲尼弟子，而这“相同观点”即是班固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的仁义。可见，促成由儒而儒家的转变，正是孔子起了关键作用。是他整理六经，终生教学，将旧时贵族垄断的六艺知识传播民间；是他用仁义礼乐的思想来影响生徒，武装青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理论、有行动纲领、有政治目的”，有声有色的学术流派、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各怀异能，分散四方，有的贵为将相和诸侯师傅，以儒术润饰政事；有的则聚徒讲学，弘扬儒业，用儒术来教化人心。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魏），子贡终于齐。如因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如果说在孔子以前，中国上自周王室，下至诸侯国，实行的都是世卿世禄制度的话，那么，自从孔子开馆教学、造就人才以后，有知识、有修养、有文化的人也能进入仕途，参加管理了，这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官吏结构，改善了统治阶层的素质，也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自此之后，中国官吏阶层由于越来越多地吸收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能之士，逐渐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实现中国官吏制度的文官化，这不能不说是孔子首开教育风气，并主张教育为政治眼务，将人才输入仕途的伟大功绩！
同时，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推动下，社会渐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教育。不少士人研讨学问，自立新说，创立学派，开门授徒，于是乎百家竞起，九流斯成，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学术繁荣景象。孔子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也开启了战国时期重知识、重人才的新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实在难以估量！
仁义学说孔子不仅以教育的形式招徕徒众，还用理论来武装弟子，这些理论包括仁、义、礼结合的哲学思想、中庸的方法论、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天命的自然观和区别君子、小人的伦理思想。
仁义与礼乐结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礼记·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是关于仁、义、礼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表述。仁的基本内涵是人，即人性。人性首先是人作为动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谓“食、色，性也”。略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当。鉴于此，在为政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庶、富、教”的治国方略，让人民繁殖起来，富裕起来，文明起来，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知礼守纪的文明生活。同时，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于是他又给仁赋予了“爱人”的内容。爱人首先从爱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仁，包括很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若孝若悌，若“刚毅木讷”，若“恭宽信敏惠”，若“智勇”“不佞”……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个性修养。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那也就成了圣人。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义是宜；即恰当、适宜，是处事的原则性。其标准是等级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是“贵贵、尊尊”（《札记·丧服四制》）。如果说，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亲族关系残余意识的话，那么，义的思想则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关系。对个人而言，仁是内在人性的自觉，义是外在道德的自律。正如董仲舒所云：“仁之为言人（他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即将义定义为自律，深得孔子原意。义是一切得失与行为最高、最后的准则，一切仁人、君子，必须“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作到“义然后取”（《宪问》）。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四处碰壁，但却始终坚持“临财毋苛得，临难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两》）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利义之间，真是一丝不苟！
仁是主观的友爱精神，义是外在的合理原则，礼就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规定。那些行仁的区别（“杀”）、讲义的等级（“等”），都在礼的规定中得到了体现。仁义是内容，礼乐是形式，仁义、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言之则辞义各别，合言之则二者为一。因此，他一则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一则又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无下归仁焉。”（《颜渊》）都说明仁义与礼乐是一体的，互相依存。
中庸之道中庸是方法论。中有中正、中和、适中、时中之义；庸，即用也。中庸即用中。用中的第一义为处适中，行中正，就是无过与不及。子贡问颛孙师与卜商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曰：“然则师愈（优）乎？”孔子曰：“过犹不及。”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之稳定性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不到就是“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好。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妥善地把握度，人为地控制过与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向发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取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针对两种极端，予以分别调节，使之符合度，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义为中和。中和是行中正后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孔子贵中，亦贵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有子之言似孔子”，此语可代表孔子思想。“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均势，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无原则的调和叫“同”，和同之辨，孔子是区别严格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大贤晏婴对此有形象的说明：譬之调羹，五味相剂叫和，以盐济盐，以水济水叫同。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互相匡补叫和，阿谀奉承叫同（《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之与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中庸还有时中之义。时中，即适时用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君子能审时度势，在恰当之时用中于民，这便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机智灵活，不胶不固。他说：“中人以上可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雍也》）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皆此例。在进退出处上，孔子是待价而沽，伺机而动。他本来对古代隐者的独立人格大加赞赏，但他本人却并不一味盲从，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山林隐士，又不愿作屈己就人的俗吏。孟子说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佳而仕……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它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正确选择时机，妥善运用手段，这些分寸是那样地难以掌握，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天命观念天命观，又称天人观，是关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规律（天命，或天道）及自然与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学说。孔子的天命观，从现有资料看，似乎有物质之天与精神之天的双重念义。他曾大气磅礴地宣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的行为表现为四时运行，天的作用表现为百物化生。这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天。他也愤愤地说过：“获罪于天，无所椅也！”（《八佾》）也曾垂头丧气地说过：“天丧予，天丧予。”（《先进》）这里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权，看似精神的天。其实孔子的“天”，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言“天”、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综观人类认识史，无不经历着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慰藉人们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进步的意义。旧瓶装新酒，虽有旧烙印，却赋予了新内容。孔子的天命观，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激发人们上进，百折不挠。因为他首先认为天有规律，人可效法：“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天的特征首先是四时运行，健行不已，《周易·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其次，天的道行是促使“百物生焉”，《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亦积极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实现“博施济众”的伟大理想而后已。从消极意义上讲，出于对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坚信，又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当他被围于匡时，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上天一定会助成他复兴周公之业。见侮于公伯寮时，他也信守：“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余何？”（《宪问》）当他看见弟子不幸身染恶疾时，他悲叹：“亡之，命也夫！斯人也面有斯疾也！斯人也面有斯疾也！”（《雍也》）天命是一种正义力量，可以帮助人们逢凶化吉；天命是一种终极力量，让他的弟子身染痼疾，不可救药。甚至，天命还是人间善恶的公正裁判，因此当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他引起学生误会时，他指天为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仁政德治孔子的政治思想可归纳为仁政、德治。仁政是施政原则，仁者“爱人”（《颜渊》），仁政亦主张以爱人为最高职志。他说：“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都以爱人为统治者的主要职能。仁政包括两大主题：成全和不忍，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孔子继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认为国家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淫乐，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推行礼乐和刑罚，而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幸福，他要求统治者必须立足于人民的利益，让他们人口繁衍、财富增殖、知礼明乐，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秩序和谐的文明生活，此即“庶、富、教”、“博施济众”的政治理想，充分地体观了一个仁者的成全之心和生养之德。孔子还认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因此主张政治应从根本作起，加强教育，实行礼制，诱发人们的向善之心，提高人们的个人素质，实现各阶级、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人民素质提高了，刑罚也就成了多余的设施，因此他反对“齐之以刑”（《为政》）、“刑罚不中”（《子路》）和“不教而杀”（《尧曰》）的作法，向往“胜残去杀”（《子路》）的太平盛世，充分体现了他仁者的不忍人之心。
德治强调统治者的个性修养，主张让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来治理天下。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如果是一个修养很高的统治者跃居大位，那么人们自然敬眼，天下自然大治。在衡量统治者有德无德时，孔子提出了“正”的概念，首先要求统治者从自己作起，做好榜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国家就像个大家庭，家长必须子爱下民；国家又像个大学校，官员必须作下民的师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上位者喜欢什么，提倡什么，都是天下风俗无言的导向。只要统治者立身正、处事正，天下就没有行邪的，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做好榜样，就可收到“子欲善而民善矣”的效果，否则，榜样不好，虽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正直，廉洁也不起作用。其次是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端正世风，整顿秩序，此即“正名”思想。正名的具体内容即矫正礼坏乐崩的颓俗，使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轨道上来，恢复奴隶制等级制度。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分不正，秩序不清，社会就处于混乱之中，因此，德政的任务理所当然应端正名分，不仅使各级统治者自己明白职能与权限，而且也使社会不同阶层的诸色人等明白自己的身分和位置，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共同在社会大舞台中扮演和谐的喜剧。
君子人格孔子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上。孔子的伦理观是建立在他“仁义礼”统一的哲学思想之上的，在他看来，人是具有人性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的，故需要仁；社会分成阶级、阶层，各阶级、阶层应该是有等级的，故需要义；要充分地贯彻仁和义，社会应该是文明的社会，故需要礼。凡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满足社会的需要、符合现实的价值尺度的人格，就是合理的，就被他誉为君子，否则就是小人。仁、义、礼成了划分君子、小人的分水岭。他说：一君子去仁，乌乎成名？”（《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君子既是仁者，又是义士，还是“说诗书、敦礼乐”的文质彬彬之士。君子有很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优雅的为人处世原则：“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同前）君子是人间美德的实践者，小人是世间卑污的集中表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卫灵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等等。这些刻画和论断，无不闪耀着智慧的灵光和正义的火花，成为中国人民千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座右铭！
孔子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出生平民，长而执教，虽曾步入仕途，位至卿相，但与世卿们相比，他的政治生涯，真若流星闪现，转瞬即逝。孔子的一生又是伟大的一生，他苦学成才，见识卓越，为救世救民辗转奔波。他百折不挠，以天下为己任的忘我精神，被当世贤者赞为替天行道之“木铎”（《八佾》）。他高风亮节，知识渊博，道德人格，更是令人折服不已！他一生从教，弟子三千，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他修订六经，托古见意，成为后世研之不穷的圣经宝典。特别是他那宏大的思想体系，实际的人生哲理，更成了后儒演绎不尽、汲溉千古的精神源泉……。
颜回曰：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焉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子罕》）
这出自孔子心爱的弟子、被后人奉为“复圣”的颜回之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共同感受。孔子的人格高如南山，孔子的智慧博大无边，凡是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的人，无不如沐春风，身心快畅，也无不被其感召而心说诚服！
主要参考书
2．《论语》。
3．金景芳、吕绍刚、吕文郁《孔子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