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社会动乱，经济凋敝，美丽富饶的中原大地上，烽烟四起，战火纷飞，结果造成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国家的一片大好河山，竟至满目疮痍。
为了各自利益纷纷登台亮相的英雄人物，不胜枚举。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军事集团，经过几十年残酷的战争，最终割据一方，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
面对战乱频仍，残破凋零的社会现实，有识之士也纷纷表现他们的才华，诸葛亮、司马懿等人有非凡的谋略，关羽、张飞等人有惊人的武功。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他就是以研究传统经学为手段，以图安邦治国目的的一代经师——王肃。
王肃，字子雍。东海郯（音tan。今山东郯城）人。父王朗，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他“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学识渊博而富才气，为人正直爽朗。曾因“通经”而拜为“郎中”。又因品德优良举为“孝廉”、“茂才”，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权力很大的御史大夫。因为他功劳卓著，还封为安陵亭侯、兰陵侯。他把满腹经纶运用到治国安邦的大业上，写了不少“奏议论记”，为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并对《易》、《春秋》、《孝经》、《周官》等经典作传，以此表达他的思想和见解。王朗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积极入世的态度，都对王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正是军阀混战剧烈的时期，一代经师王肃在会稽降临到人世。上天似乎有意让王肃一出生就在灾难中受到磨炼。他还在襁褓之中，做会稽太守的王朗就遭到孙策的进攻，兵败逃到东冶，孙策乘胜追击，王朗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孙策把他们安置在曲阿。不久，曹操征召王朗。不甘寂寞的王朗，展转流离，过了数年终于到了中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到了此时，王肃一家才开始过着较安定的生活。
聪颖好学的王肃，在其父王朗的训导下，已读遍家中的典籍。王朗师从杨赐，杨氏世传今文经学，所以，王肃实际已掌握今文经学的精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有了深厚的功底。他很崇拜古文经学家贾逢、马融，于是又深入钻研他们的学说，汲取了古文经学的营养。到了18岁，他并未满足今古文两派学说的知识，又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宋忠学习《太玄》。以儒家经典为根本的王肃，一涉足到《太玄》这种儒、道、阴阳兼采的书籍，犹如从狭谷走到了广阔的平原，顿时豁然开朗，思想也活跃起来了。他不仅认真听取老师宋忠的教诲，研读原书，而且以他深厚的经学基础，智慧过人的见识，对书中的问题重新作了解释。这段时期的学习，对他以后一生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已明白，学术要有自己的见解，就不能拘泥于旧说，又要勇于创新，才能发挥自己的新思想。因此，他借鉴《太玄》儒家兼采的做法，兼采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学说，为己所用。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来阐释儒家的理论，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逐步形成具有一家特点的学术和治国思想。
公元220年，学术上已小有名气的王肃，已经25岁了。这一年，他的父亲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因为他的出身，加上他的学识与能干，被任用为散骑黄门侍郎，进入了高层统治集团，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学说统治了整个政治思想领域。虽然也有今古文等流派之争，那也是统治学术界的儒家学派的内部之争。到了东汉末年，郑玄的学说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国的格局，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如何治理好国家，成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担任了散骑侍郎职务的王肃，也深知儒家学说的影响力，要治理国家，就要借助儒学经典的力量。所以，他面对日见衰微的经学，力排众说，采纳各派合理的部分，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又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他的注经，不取一家，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过去有人说他乱了“家法”，其实这正是王肃能够兼容并包，博采众说之长的优点。不久，司马氏集团当政。因为王肃的女儿在太和五年（231年）嫁给了晋文帝司马昭，借这势力，王肃所注众经，都被列为学官，至此，也就确立了王学的官方学术地位。朝廷势力的支持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王肃的学说已经系统化，它涉及到政治思想很多方面，而且适应了新的形势需要，所以，王肃的学说在学术界本身已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朝廷因为“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三国志·魏志·明市纪》）统治者也迫切需要培养人才，统一思想。已具重要地位，而且有一定影响的王学立于学官也就势所必然了。
魏甘露元年（256年），曹魏大权早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徒有天子之名的高贵乡公曹髦，还想挽回颓势。四月雨辰，他到太学向诸生询问经义，其中问到《书·尧典》中“稽古”一词的解释。曹髦本来是主张郑学的，认为尧是效法天的。结果博士庾峻用王肃的观点来回答，认为应该是“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即尧效法的是前世治国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来反驳，认为尧的美德在于效法天意。庚峻则以“奉遵师说”为由把曹髦挡回去了（事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这不仅说明王学在学术界的影响，而且对经典的解释也可看出思想政治的差异，皇帝固然强调“天意”，要大家顺天意，拥护他这个皇帝，而儒生中接受了王肃的思想，强调的是“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国之道、一重天，一重人，已见明显差别。
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集录和伪造先秦孔子言论为《孔子家语》，又伪造《孔丛子》、《圣证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但也可从他的选择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也有许多他自己的话。如他在《孔子家语·始诛》引用《荀子·宥坐》中的话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略改几字，足见其用心。又如《贤君》中引用《说苑·政理》：“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他改为“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这就把自己崇道贵德的思想塞进去了。过去人们对他这个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一个高明的学者何必作伪呢？其实，仔细考察他伪造的书，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
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佳的积极态度。他对朝廷的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等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写了百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可惜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从《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及《孔子家语》、《孔丛子》中，还可以了解王肃的思想梗概。
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谁也回避不了。在魏晋时期，儒家的学说虽仍占统治地位，但有许多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儒学中并不能完善地解决。于是道家的思想、重视义理的倾向就乘机而入。不正视这些已经存在的思想，研究并利用它，而是一概排斥，是自欺欺人。王肃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它，研究它，还顺势把儒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却继续打着儒家的旗帜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但他在《孔子家语》中，多次讲到孔子以老子为师的情况，极力渲染孔子师从老子，为儒道合流的理论寻找依据。进而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提出“无为”的治国主张。他在《孔子家语·观周》一篇中，具体形象地记述了孔子受教于老子的情况：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聆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老子博古知今，带孔子实地考察，启发孔子明白周公为圣人、周称王天下的道理，并指明孔子多年奔波碰壁、失败而不得志的原因。孔子受到这些重要的教导，回到鲁国，名声大振，慕名求学的人达到了三千人。儒家圣人孔子尚且师传于道家老子，这就把儒学与道家在学术上联系到一起了。也为他把道家思想融进儒学找到了根据。接着，王肃就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他在《孔子家语·大昏解》中，借孔子之口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这就是说，天道像日月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永无止境，万物的形成正是无为的结果，体现了自然而然的作用。这里的道，已不是孔子的道德、学术或方法的道了，而是老子的道。它包含宇宙规律，它是永恒的，绝对的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它能造就万物，贯通一切而无穷。既然天道无为，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也不是天道强加给人们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要顺应天道的无为来治理国家。他反对经学中关于天命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丑恶的现象，就是没有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是人们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天道的作为。王肃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问题时，就明确地指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并以历史上的纣辛为例，说明“不修国政”，迷信天命，最终必将灭亡。因而“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极也。”（俱同上）这就强调了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清除了郑玄注中的迷信思想。
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效法天道的无为，这正是老子所主张的。而这种“无为”，却是要人们不去做违反天道的事，把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强加给社会，而要正视人类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借子思之口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丛子·杂训》）利欲本是人们的正当要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孔丛子·陈士义》）统治者应当尽可能顺应人们的欲望，发挥他们的才能，创造一个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这对东汉末遭受战乱、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显得尤其重要。这实际上也是寻求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统治者来说，正应“无为”而治，又不可一味追求自己的嗜欲。他说：“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孔丛子·抗志》）如果国君首先去其利欲，以免伤民，则天下、名誉皆可得，如果继续贪多索求，嗜欲无厌，不仅一统天下不能得，名誉丧失，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他认为：“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孔子家语·颜回》）如果以穷民力来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必然要反抗。“凡夫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节制的搜刮，使老百姓难以生存。他们只会挺而走险。“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孔子家语·入官》）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迫使老百姓不得不造反。这时，如果对老百姓又滥施刑罚，其结果必定是“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孔丛子·刑论》）只会弄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所以，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看，尤需“无为”而治。要爱惜民力，才能求得社会安定，进而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他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维护传统的儒家学说，把道家的天道观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融合到儒家中来。这恰恰反映出汉魏之际的儒学向道家学说靠拢，成为正始年间玄学以道家思想为本的重要过渡，也可以说是学术风气转变的先导。
王肃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学说之中，又遍注众家经典，目的是借儒家学说的传统影响力，宣扬他自己的安邦治国的思想。面对三国鼎立，亟待统一，安定天下的局势，也需要一个统一的认识，一整套具体的措施。所以，在他的奏议和伪造的《孔子家语》《孔丛子》中，煞费苦心地进行设计。在他的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礼义道德的问题，其次才是人君的作为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对于礼义道德，他发展了儒家的观点。孔子的礼，主要指礼仪、礼制、礼法等方面。王肃则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用老子思想去解释它。提出礼有五至、三无、三无私的性质。五至是什么呢？他说：“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孔子家语·论礼》）即指志、诗、礼、乐、哀五至。什么是三无呢？他说：“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同上）把“无”作为乐、礼、丧等的根本，明显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什么是三无私呢？他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同上）这就是说，礼是无私、无为、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这个“礼”，已不是礼制、礼法的礼了。它与老子的“道”和“无”很相似。目不可见、耳不可闻，却无处不在，似乎是产生一切的根本，是宇宙的本源。
解决了根本的问题，作为人君，自然要循礼、崇德、尊道、重才。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当今所急，在修仁尚义，崇德敦礼。”（《孔丛子·陈士义》）礼既是无所不在的根本，人君治国自然必须遵礼、敦礼。要讲究道与德。他的道，重在思想上的精神境界，德，重在行为方面的伦理观念。从为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做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与满足。他强调：“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明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道与德二者相为表里，不可或缺。他又说：“唯能不忧世之乱，而患身之不治者，可与言道矣。”（《孔丛子·抗志》）不为尘世所扰，加强修身，才能谈到道的问题。这就表明了修身的重要性。如何修身呢？他强调：“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语。困誓》）在逆境中可以激发人们的意志，使人得到锻炼。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道”。“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孔丛子·抗志》）突出一个人要追求？不愧于道”的精神境界，而不必“屈己”以求富贵，求利丧志，终将失去人本身的自由和价值。一个完善的人，应该是：“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同上）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人们生存最重要的支柱。普通人如此，国君尤应首先做到。“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而民自得矣。”（《孔子家语·入官》）“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孔子家语·大昏解》）对人民宽容、慈爱、尊敬，是治国的根本。“古人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有其身。”（同上）“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孔子家语·正论》）不能爱民，自己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国君尤应严格要求自己，因为他是一国人的表率。“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大昏解》）君正臣随，上行下效。然而仍不可能无误，所以他又强调人君听谏的重要。他认为国君必须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相反的意见，他以卫国为例说：“君出言皆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亦皆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孔丛子·抗志》）君臣都自以为是，听不到、也听不进纠正自己错误的好意见，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衰败。这就从正反两方面来提醒国君，治理国家，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要求，看似有为，实际与他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国家的人员、机构也就应精简。他上书皇帝说：“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展其力，莫相倚仗。”（《三国志·魏志·壬肃传》）去掉那些有位无事，或因人设官、只享受薪棒的官员，让每一个有事的官员都有丰厚的薪俸而各尽其责。结果不只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还可避免无事扯皮、互相争斗，或互相倚仗，朋比为奸的现象发生。只用少量的官员治国，效果会更好。这又自然涉及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了。
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大事，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孔丛子·居卫》）要得到士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必须把贤能有智慧的人当成老师和朋友，尊敬和了解他们。“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师贤而友智。”（《孔丛子·独治》）“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政者莫大乎官能。”（《孔子家语·王言解》）要爱护人才、了解人才的不同能力，然后才能正确地使用人才。选拔人才重德才而不以貌相。“人之贤圣在德，岂在貌乎？”（《孔丛子·居卫》）也不必求全责备。“夫明主之于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孔丛子·陈士义》）要用其所长。“夫圣人之官人，犹太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孔丛子·居卫》）他以子思向卫君推荐李音为例，认为用人论才而不必强调其出身，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这种认识是很难得的。君臣之间，还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君用臣不疑，臣对君也能犯颜谏事。如果巨子提出的建议，“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孔丛子·论势》）每一个巨子都尽忠职守，而不是尸位素餐。君臣融洽，赏罚分明，形成用贤人、去不肖的良好风气，上下齐心协力，国家就能治理好。把社会治乱的根本归结到君主的治理。
王肃的这套不错的人才理论，可惜没有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实际只能束之高阁。公元220年（魏黄初元年），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选拔人才。这种办法弊大于利，看重门第出身、徇私舞弊的风气愈演愈烈，真正的贤能之士仍然被埋没了。王肃的努力也并未改变这种状况。
王肃在公元220年任散骑黄门侍郎后，官运亨通，很受皇帝赏识。公元229年，升任散骑常侍。他对国家的军事、政治等重大问题频频上书建议，恪尽劝谏之职。魏明帝常常听从他的意见。接着，他又以常侍之职兼任秘书监、崇文观祭酒。又成为管理教育的重要官员。魏明帝曹睿死后，于公元240年出任广平太守。不久，又被魏齐王曹芳召回，拜为议郎，任侍中，能够出入禁中，很受人尊重。接着又升任太常，掌管宗庙祭祀，成为国家重要官员的九卿之一。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等人。王肃说他们是弘恭、石显之类的坏蛋。不久，就因宗庙祭祀问题被免职。后来又东山再起，做光禄勋，掌管官延门户。仍为九卿之一。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年近60岁的王肃持节兼任太常，亲迎高贵乡公曹髦于元城。后升任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可谓一生得意。
公元256年（甘露元年），61岁的一代经师王肃与世长辞，数百个学生为他披麻戴孝，可见影响之大。由于他的功勋和特殊的地位，死后被追赠为卫将军，谥称景侯。
王肃有子女九人，除一女为晋文明皇后外，其余八人良莠不齐，也有位至尚书，以至封侯的。
王肃之学，融合儒道，以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虽在魏晋之际显赫一时，但在玄学逐步兴起之后，王学的传授就逐渐衰落。传于世的仅存零星的记载。以及伪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世人称王学兴而经学亡，玄学兴而王学亡。王学的时间虽不长，王肃却仍不失为经学传授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编者按]：《孔子家语》、《孔丛子》二书，历经通人指摘，以为出自王肃伪造。但其中材料多依据于《礼记》、《大戴礼记》和《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等典籍。本文作者认为王肃在依据这些材料伪造二书时，有去取笔创之意存焉。因而征用二书资料来论证王肃的思想，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望读者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