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有长有短，有人高寿却默默无闻；有人寿短却光照千秋！
少年奇才王弼，在他短暂而有限的24个春秋中，却在经学、哲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人一出生，就面对万象纷呈的现实世界。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人云亦云，还是遇难而上、勇于进取、有独到的见解，是每个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实，却不是人人都能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和思想特色。
天才王弼一出世，所面对的世界，正是矛盾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曹魏正始时期。
在东汉末残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曹魏政权，虽经曹操、曹丕的苦心经营，中原地区得到了一些恢复，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但从魏明帝开始，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发展到了剧烈的阶段，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站在曹氏集团一边的王弼，一面从政治的需要去研究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从万千的现象中去深入地认识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去探索世界的奥秘。由此创建了以《老》、《庄》、《易》三言为基础的魏晋玄学。他引道入儒，既研究经学，而又以老子道家的学说贯串其中，形成儒道结合，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新时代的哲学体系。在我国思想史、儒学史、哲学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弼，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两城。一说今山东金乡县）。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短暂人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这与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奋都密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那些值得一提的先辈有：东汉顺帝时做太尉的王龚，因为贤达而名为高士。其子王畅号在“八俊”之列，汉灵帝时官拜司空，以训释包括《周易》在内的“五典”著称。畅子王谦，为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王粲，为建安七子之首，是有名的大文豪。三粲年少时，得到当时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邕有书万卷，曾载数车书赠与王粲。王弼的祖父王凯与王粲是族兄，为避战乱，两人一起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很赏识王粲的才华，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王粲形貌丑陋，身体虚弱，而王凯却仪表堂堂，风采照人。所以刘表把女嫁给了王凯。王凯生子王业。其后王粲之子因罪被诛，王业就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的万卷书，全部归王业所有。王弼生在这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到知识的熏陶。万卷图书是他良好的读书条件，王弼自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辈研治古文经学，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响，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也包容了老子的学说。刘表占据的荆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一时间，形成了有著名学者宋忠在内的荆州学派。宋忠重视《易》学和扬雄的《太玄》。王肃18岁曾向宋忠学《太玄》，后来以儒道兼来的思想注经，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而王弼的祖父王凯和叔祖王粲也到了荆州，刘表还是王弼的外曾祖父。王弼祖述王肃之说，所以，王弼后来研究《周易》《老子》，无疑也受到了宋忠、王肃思想的影响。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年。他知识丰富，能说会道，思想敏锐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灼见。从十多岁开始，就特别喜欢老子的学说。老子无为的思想、思辩的哲学，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汪洋恣肆，通脱善辩，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喜欢游乐于山水之间，大自然广宽的天地陶治出他旷达的性格；音乐之美又使他超拔于自然之外。深思敏察的王弼，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扩大了眼界。大自然是美的，而社会现实却触目惊心，复杂而又残酷。现象只是表面的，这个中的原因和关系是什么呢？于是，儒家的学说，老庄的思想，大自然的美，无情的现实，一齐在少年王弼的头脑中产生了奇特的反映。认识现象，研究问题，探索本原，这就使他年纪轻轻就很快接触到了社会政治、哲学等重大而深刻的问题。
年纪未上20岁的王弼，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学思想，也作过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轻的王弼在当时已小有名气。有一天，王弼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世说新语·文学》）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来，当时立学对贵无的理论已经确立，但对其中纷然杂陈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圣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儒道融为一体。他认为，无与有、本体与现象，结成了一对反复循环的关系。“无”不可以直接训说，必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由于对“无”有了深刻的体验，尽管从不说“无”而只谈“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着的宇宙本体——无。而老子对“无”直接训说，却只停留在“有”的现象领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体“无”的境界。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从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来看，他已对老子作了深人的研究，并对《老子》作了注。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不久，倡导玄学的首领、任吏部尚书的何晏，本来早已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未能解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还本注释完《老子》一书，一听到这消息，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去见王弼。年轻的王弼面对有名的何晏，毫无忌讳地将自己注《老子》的主要思想讲给何晏听。这一讲，本是学术探讨、晚辈向长者讨教的意思，岂知王弼用那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讲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问题又恰恰是何晏赶不上的地方。此时倒像是王弼在向何晏讲学了，把个何晏听得哑口无言，只能“诺诺”称是而无法讨论，更不能拿架子以长者的身份阐说自己的观点。何晏回去后，不再作《老子》注，而把自己的思想写成了论文《道德论》。
何晏因此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所谓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如此年轻，就已涉及到当时哲学领域的关键问题，何晏自然很器重他。恰好黄门侍郎的位置空缺，何晏有意提拔王弼。这时曹爽专擅朝政，他手下的丁谧有意与何晏争衡，推荐高邑人王黎。结果曹爽用王黎为黄门侍郎，而王弼仅补上了一个台郎之位。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刚补职位很低的台郎时，曾经拜见曹爽，在这次难得的单独会谈中，他只是大谈了一通抽象的玄理，一点儿也未涉及其它方面的事。结果遭到曹爽的嗤笑，也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曹爽在思想上显然与王弼不属同一层次的人，王弼那些高深的理论，曹爽哪里懂得它的价值？此时的曹爽，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与司马氏争权的斗争中占上风。而王弼却不能察颜观色，对手握大权的曹爽见机行事，反而口若悬河地去谈一些在曹爽看来一钱不值的废话，他遭到曹爽的冷落当然是很自然的了。王弼在世俗的为人处世事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缺乏在官场应变的能力。又“颇以所长笑人”，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十年，他那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消失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弼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不关心那些争权夺利的具体事务，却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设计完美的政治理想。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创建了不朽的伟业。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就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但随着历史的变革、时代的发展，儒学实际也已走到了非要变革不可的地步。汉儒烦琐注经的旧习，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如何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找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政治理想，是时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学治国，造成了上下离心，政局不稳的局面。王肃以今古文经学，再引进道家思想进行设计的努力，也只是在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决心献身于哲学事业的王弼，一扫汉儒烦琐、迂腐、无用的弊端，融合儒道两家有用的学说，从汉儒的注重传注训诂，转向于义理的诠释；从汉儒的注重《春秋》，转向重视《周易》，摒弃汉儒治《易》中的象数传统和迷信色彩，而用义理解释《易》经；把传统的重天思想，转变到注重人事。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这就给病危的儒学注进了新鲜的血液，建立了以道为主、儒道结合的新时代的新思想。王弼成了魏晋玄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哲学领域的最高水平。
人类在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了解世界。通过万事万物的现象去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历代哲学家的努力，已开辟了道路。到了魏晋时期，哲学研究产生了一次可贵的飞跃。天才王弼对哲学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的现象，即各种具体事物都是“有”，“无”是“本”，“有”是“末”。“无”是“万物之宗”。“无”能生“有”。他的“无”，有时又称为“道”。他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第四十章注）卢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他把“无”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所以一“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行传》引王弼语）他把老子所说的“道”也用“无”来解释。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论语·述而》邢眝疏引王弼《论语释疑》）这就是说，“道”就是“无”，所以“万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老子》第三十四章注）
“无”，或者说“道”，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万物之宗。他说：“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老子指略》）叫不出名称，看不见形体的某种东西，是世界万物的宗主，它不是人们的眼耳口体等感官所能感知的。它“无状元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可得而知。”（《老子》第十四章注）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老子》第十六章注）人们感知的只是现象，而“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大象、大音这种本原的东西，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而各种事物、现象却是由它形成。正因为它“无形”所以就只好称它作“无”。也可以叫“道”，“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老子》第三十二章注）“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述而》邢眝疏引王弼《论语释疑》）”道＊和＊无一能生成万物，又存在于万物之中，谁也不能叫出它具体的名称来，只能意会而已。王弼又借用古代“五行”的学说，而赋予它新的意义。他说：“天生五物，无物为用。”（《老子指略》）五物，又称五材，即金本水火土。它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种基本物质，是“有形”的东西，与生成万物的“无”是矛盾的，所以，有形的五物依靠“无”才能发挥作用，产生万物。“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刚。”（同上）那仍然是没有寒热刚柔、不能感知的“无”。他借用老子的“无”来表达他自己对生成万物的原始物质的认识。这个“无”才是本，而一切的表象都是末，是由“本”产生出来的。
这种不能感知的细微物质又是怎样生成万物的呢？他说：“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论语·述而》皇侃疏王弼《论语释疑》）无名，即无形。以无形的“五材”，即细微物质，通过“中和”的形式而生成万物。他的“中和”，不是有形物的掺合，不是保持物质原有特性的物理过程，而是通过化学的过程“中和”出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说：“其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过程是看不见的，“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成之不如机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机匠剪裁那样，用有形物来拼合。人们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调，五味不形”。（《论语·述而》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合过程了。
产生新物的这个过程，也不是“天”有意志、有目的行为结果，因为这些细微物质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万物自然生成，这就摒弃了神化的天命论。
王弼对天地的生成和万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确知有某种具体的细微物质，却因科学的水平，又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只好把它叫“无”。许多后辈学者把他的“无”理解为虚无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也怪不得了。唐代刘禹锡和柳宗元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刘禹锡《天论中》）。“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无”即是无常形之物，却能生成万物。
“无”能生“有”，“无”是万物之本，而一切具体事物都只是“有”，是“末”。所以要“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这个规律，人类社会也应当遵循。所以治理国家应“无为而治”。王弼并未陷于空谈哲学理论，他从社会政治入手研究，把社会现象也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他是想用高层次的哲学理论来指导社会政治。
（二）“无为而治”的治国谋略
曹魏正始时期，我国的北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统一和相对的安定，但全国尚未实现统一，曹魏政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王弼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顺各种关系，以达到大治的政治谋略思想。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显示才华的难得机会。
王弼认为：“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周易·困卦》注）处于困境之时，正是有识之士出谋划策的好时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变化有相通之处，所以，“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周易·黄卦》注）要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采取正确的治国方法。“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政）治国则奇兵起也。……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 （政）治国，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这里的“道”和“本”都是指“无”。这个“无”，是哲学概念“无”的具体运用，在治国问题上，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纠缠枝节，国家就能大治。相反，只注重政权的威势、刑法的苛烦，只能导致频繁用兵，结果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而且可能导致失去天下。如何处理“本”“末”，是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举末”、“崇本统未”几个说法。“息”与“举”“统”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实际上，“统”“举”，是就“本”与“末”的关系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会政治中起主导作用，它统摄各种表象，所以，应当“崇”或“举”。“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论语·阳货》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抓住了“本”，即“无”这个纲，对具体问题就能处理恰当。“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老子》第十一章注）“息”是对“本”“末”的具体处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对各种具体现象可以采取不同办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举”，有的则应取消或限制，所以要“息”。了解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抓住问题的关键、根本，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关系来比喻本与末。所以，他在《老子》第五十二章注道：“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治末不治本，舍本逐末，“皆舍本以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就只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和衰败。
抓住“本”这个治国根本，最终实现“无为而治”。在实施过程中，它并不是僵死的教条。针对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王弼认为还应有灵活性，要有应变的能力。“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造变通爻》）对各种具体情况采取恰当的方法灵活处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论语·子罕》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权力的运用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合乎“道”，所以应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随卦》注）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必然自取灭亡。“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同上）可见正确估计形势，正视现实，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治国，是至关重要的。
处于乱世（或各种制度尚未完善）而急需变革的创始时期，一国的君臣、有为之士还应奋发有为、刚健积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应天顺民。“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大畜》注）。“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小过》注）。修德而成大事，也要刚健有为，创立新制。“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周易·鼎卦》注）新的制度也应顺应时势合理制定，这才能走向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创始阶段，需要确立制度，包括名分等级。“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这样，“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古朴散之时如此，变革时期也是这样，一执古之道，可以彻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鉴古制，根据时代需要创建新制，“创制不可责之以旧”（《周易·蛊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创新，这是君王有为 之时。
制度确立之后，就应该无为而治。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圣人达自然之性，杨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同上）。“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一”（《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只要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就不会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社会，社会就会得到治理和发展。相反，只会失败。所以，“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老子》第六十三章注）。无为与顺应自然是一致的，它可以使天下大治。
治理得法可以使国家局势稳定。安定可以使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国之所以安，谓之母”（《老子》第五十九章注）。作为国君，首先要能胸怀全局，高瞻远瞩，而不能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老子》第四章注）。要有远见卓识，而又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尤需“以清廉导民，令去其污”（《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不刻意追求好名声，如果“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老子》第四十四章注）。不要为名利而亡其身。要做到“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周易·颐卦》注）。“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周易·大有卦》注）国君的形象和威信是靠自己的行为树立起来的。如果用人得当，国家自然大治。
国君用人，先无要大公无私，“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举），则去之与（举）来皆无失也”（《周易·比卦》注）。罢免和提拔都以贤能为标准，“不以物累心，高尚其志”（《周易·大有卦》注）。就不会出差错。“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刚众才之用尽矣”（《周易·损卦》注）！上下齐心协力，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国君无为而国大治。
无为而治可以使社会各方面处于自然的和谐和系统的稳定。权力和刑罚的使用要有限度，不能破坏社会的自然和谐。人们的利与欲的思想是实际存在的，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只是人们不能过分追求。因为物极必反，走到极端就有害了。“求之多者，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老子》第四十四章注）。想得多反而会失去更多。“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同上）。要顺其自然引导人民。如果统治者利用权力，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穷奢极侈，“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邪），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老子》第七十二章注）。国君自己丧失威信。滥用权力只会使整个社会不自然和谐。“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老子》第四十九章注）。只会弄得社会动荡不安。应该“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物”（《老子》第三十六章注）。“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周易·观卦》注）。所以，国君所为，影响一国风气，上行下效，“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倘若“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同上）。统治者无为，不多欲兴事，百姓自然纯朴而安乐，社会自然安定。一民之所以僻（邪），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老子》第七十五章注）。因此，社会的混乱是由统治者们引起的。“夫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老子》第六十章注）。仅靠威权来治国的，正是虚弱的表现，是一个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当然，必要的制度和刑罚还是不可少的。但必须赏罚分明，辅之以仁德，才能更好地引导人民和治理好国家。“夬者，明法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美之道也”（《周易·夫卦》注）。德与刑并不是对立的，都是治国中必需的手段，只是要处置恰当。“刚柔正而位当，则邪不可以行矣”（《周易·既济卦》注）。一切邪恶的现象都不会再出现。
汉以来的名教（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思想）之治，随着社会的变革，经学的衰微，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缺陷，曹操的刑名之治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此时，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来纠正名教的弊端，才能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王弼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出于自然。本，即是“无”，所以要无为而治。名教对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封建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名教是要讲的，但它毕竟是具体表象，是“有”，它出自于自然这个本，所以更要注重自然。“万物以自然为性。”“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国君如果抓住了这个根本，人们友好相处，六亲和睦，尊卑有序。不强调名教这个“有”，也能理顺名分等级秩序。他说：“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注）。这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履行在封建制度规定下的基本权利。人，以及他们的行为，都从自然之本产生，忽略这个“本”的事实，是违背自然的。他在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中加上了道家的“无”，把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内部关系首先理顺，家治则国治。“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老子》第十八章注）。家和国治，没有件送、暴虐，没有奸邪，国家回归自然之本，也就无所谓孝慈、忠臣，名教也不必过分注重了。
六亲和睦，上下相安。人生来是无善无恶的。它是“无”在人身上的体现。圣人也是人，只是圣人与几人对“无”禀受的深浅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圣人与凡人一样，也有“五情”。他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而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圣人不是无情的木石，他们也一往情深，有喜怒哀乐怨。这是人生来不学就会的自然之性。只是他们的智慧高于常人，能够深刻地领悟“无”，又不至于沉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不为“情”和“物”所累，·这才是他们与凡人的不同之处。这就把神化了的圣人变成了真正的人，填平了圣人与凡人之间的鸿沟。这就使人们对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认识，提高到了理性的高度。
用义理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用注经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谋略。这是王弼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利用儒家经学传统的影响，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巧妙地贯串在注文之中，他打破了汉以来僵化的思维模式，可说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先锋。他以儒道兼采、以道为主，创立了魏晋玄学的思想体系，对儒学研究的转变起了功不可灭的积极作用。王弼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深刻，从哲学的“无”与“有”的关系，深入到各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诸如言、意与象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等，无不细致地加以探讨。还包容了创作、欣赏、伦理、美学等众多的领域。他不仅在魏晋时期的哲学、经学、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文学创作、以及佛道两教在内的宗教界。其后文学上的玄言诗、山水诗及田园诗，不能说与王弼的玄学思想和崇尚自然无关。而宋明理学则是在王弼重义理、善思辩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少年奇才为时人和后人所重，是与他所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