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起初名绛，后来改名继绅，以后仍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占领南京后，才改名为炎武（一作炎午），字宁人，而学者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曾经自署圭年，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过去的习惯计算，享年70岁。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开一代之风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民族志士。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统治者低头，平生“足迹半天下”，一面考察山川形势，同时结识豪杰，联络同志，希望能有机会恢复明室；他一生勤奋治学，尤其重视有关国计民生、能“经世致用”的知识，治学的态度谨严而慎重，特别强调实地考察取证，所以能够“博学于文”，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清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顾氏为江东望族，祖居吴郡（今江苏苏州），后世几经迁徙，到南宋初年定居昆山。顾炎武曾祖章志，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以后家道中落，祖父绍芳万历了丑（1577）科进士，官却只做到从六品的左赞善，到了他的父亲同应（字宾瑶），就仅仅是个未曾入佳的国子监萌生了。炎武叔祖绍芾（字德甫，号蠡源）之子同古未娶而丰，其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炎武出世之后，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嗣，由王氏抚育。
顾炎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学生之女，知书识字，而且意志坚强、深明大义，作为一个居孀的妇女，她别居一室，“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6岁，王氏就教他读《大学》，9岁又读《周易》。万历四十七年（1617），顾炎武人塾学习，而家中对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紧。炎武的嗣祖绍芾虽然只是个从来没有当过官的国子监生员，但却关心国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迈不群”（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负气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陈济生《启祯诗选·太学顾先生绍芾》），与天启时期政坛人物常相往来，对当时朝政腐败的情况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着庭院中的草对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纪事阙文序》）于是要炎武认真学习“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这时顾炎武年方10岁。第二年，绍芾又令炎武阅读《资治通鉴》。当时的人多不读《通鉴》，而代之以朱熹编纂的《通鉴纲目》，绍芾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炎武《钞书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岁，炎武已将《资治通鉴》全部读毕。功课之余，王氏还经常给他讲述刘基、方孝孺、于谦等明朝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以激励炎武学习前辈先贤。
顾炎武少年时代受到的这些教育，对他以后的学术成就和立身处世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继绅，开始致力于习学科举文字。在县学中，炎武与同窗归庄（字玄恭，号恒轩，明亡后更名作明，昆山人，其曾祖即有名散文大家归有光，1613—1673）结识。两个同龄少年常在一起切磋学业、纵论国事，由于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这个时期，朱明帝国已是大厦将倾。当顾炎武降生之时，神宗皇帝朱诩钧已经有20多年不彻朝堂接见廷臣，以致朝政日益废弛，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万历末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时仅16岁，为人庸懦无能，却喜爱作木活，史称其“好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明通鉴·天启。年》）；他宠信宦官魏忠贤，魏目不识丁，竟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他处理章奏。于是大权旁落，国事无大小皆出入魏忠贤之门；内阁廷臣及四方督抚则多仰其鼻息，甚至拜忠贤为干爷，呼为“九千岁”，形成“阉党”集团。天启五、六两年，魏氏迭兴大狱，残酷迫害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直官吏，许多志士仁人惨死狱中，而且株连极广，朝政败坏到了极点。加之内忧外患频仍：万历四十六年（1618），雄踞关外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正式向朝廷宣战；天启元年（1621），清兵攻陷沈阳、辽阳；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事，占领郓城、巨野、邹县、滕县，并一度切断运河漕运；永宁（今四川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叛乱，下遵义、据重庆，兵围成都百余曰：天启二年（1622），清兵在取得辽河以东70余城之后又攻占广宁（今辽宁义县），兵锋直逼宁远，山海关危在旦夕；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饥民暴动，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年八月，嘉宗死，其弟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一意中兴国运、重振祖业，初即位便着手惩处清算阉党，逼令魏忠贤自尽，并为蒙难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其为人刚愎自用，且视东林与阁党的矛盾为“门户”、“朋党”之争，对这一点深恶痛绝；在用人行政上，则利用双方相互牵掣，以确保宸衷独断，政由己出。然而痼疾已深，积重难返，朝政并无多大起色，内忧外患交逼的局势也日益严重。
由于身处危机四伏的时代，所以，尽管顾炎武的祖父绍茉年事已高、十分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孙子取得功名，伺时仍教诲炎武“当求实学，几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纪事阙文序》，下同），并要炎武用心研读邸报，以了解国家大事及朝章典故。不过，顾炎武虽然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却“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祖父也曾对他说“汝习经生言，此非所急也”，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征逐为名”的举业上。崇祯三年（1630）秋，18岁的顾炎武至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他与归庄加入复社大约就在此时。由名士张博（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等人发起组织的复社主张革新朝政，彻底清除阉党余孽，入社者多达数千，是继东林而起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但成员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而顾、归二人“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亭林余集·吴同初行状》），一时被称为“归奇顾怪”。
自入县学为生员后，顾炎武多次应科举，都未得一第。崇祯十二年（1639），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长达14年的科举征逐，终究一事无成，而国事可以说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书序》），炎武终于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日知录》16），认识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亭林文集·生员论中》）；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下引同），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由此可见，在青年时期，顾炎武即已树立起务求实用、不为空疏之学的治学精神，这与明中叶以来风靡士林的那种“合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的恶劣习气有着天壤之别。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顾绍芾病死，砟?9岁，身为承重孙的炎武为祖父服丧三年（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七个月）。崇祯十六年（1643）夏，期满释服，炎武“循例入成均”，通过捐纳的方式成为国子监生，这年炎武31岁。半年之后，明朝就灭亡了，炎武的人生历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择率大军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河南开封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等拥立福王由崧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年号弘光。
京师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到年底，迁往高旧居80余里的语濂经暂住。经昆山县令杨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人）举荐，行朝诏用炎武为兵部司务。
“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了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悲愤欲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田。
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但他仍然积极投身入抗清复明的斗争。
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于，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顺治四年（1647）夏，事情败露，“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同上），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诗集》一，《精卫》），满腔忠愤，不能自已。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
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于此可见。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这之前的几年当中，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岁。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子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直至逝世。
离昆山后，炎武“绝江囗淮”，于顺治十四年（1657）秋抵山东莱州（治今山东技县）。翌年春至泰安，又至曲阜谒孔庙，并在章丘桑家庄购置日产，“垦田于章丘之长白山下”（《神道表》），年末，经菜州、济南至北京。顺治十六年（1659），炎武到了山海关，凭吊昔日旧战场；然后又折回关内，至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县）天寿山谒十三陵。瞻仰列祖列宗陵寝时，炎武悲从中来，“下痛万赤子，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闻，吁天天无常”（《亭林诗集》三，《恭谒天寿山十三陵》）；但炎武并未灰心，“天运未可亿，天心不可量”，对恢复明室仍然满怀希望。谒陵之后，炎武经居庸关返归山东。这年五月，张煌言（字玄箸，浙江宁波人）、郑成功（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率甫明军大举入长江，七月，舟师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一时江淮震动。“江上传夕烽，直彻燕南陲，皆言王师来，行人久奔驰”（《诗集》三，《江上》，下引同），炎武闻知这一喜讯，急忙南下。可惜“宋义但高会，不知兵用奇，顿甲守城下，覆亡固其宜”，当炎武行至扬州，南明军已经失败，炎武怅怅北返，于年底到达天津。
康熙元年（1662），顾炎武在北京。当他听说永历帝在昆明被害的消息后，心知复明已无多大希望，于是“笃志经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这年，被革职的归安（今浙江吴兴）知县吴之荣告发庄廷拢私修明史，其中“颇有忌讳语”；炎武好友吴炎、潘柽章受牵连入狱，第二年遇难。同案株连多达700余家，死78人，其中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炎武已于去冬离京赴山西，在汾州（今汾阳）接到吴潘二人的凶信，十分悲痛，于是在旅舍设奠，遥祭亡友，其祭诗云：“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还写了《书吴潘二子事》一文，表彰故友的学问节操，记述“明史案”的始末。顾炎武对明正德以来“二三先生招门徒，立名誉，以风显于世”（《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的风气深为不满，他自己也“不坐讲堂，不收门徒”（《余集·与潘次耕札》），而这次却破例以潘柽章幼弟潘来为门生，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之情。此后，炎武取道蒲州（今山西永济）入潼关，遍游关中；次年至河南辉县访孙奇逢（字启泰，河北容城人，学者称夏峰先生），年底返山东。
康熙五年（1666），炎武与友人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山西洪洞人）等20余人集资买回，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欲效法马援（字文渊，陕西兴平人，东汉名将，曾为伏波将军、陇西太守）、田畴（字号泰，河北玉田人，东汉末垦田徐无山中，曾助曹操征乌桓）“从塞上立业”（《神道表》，下同），准备定居代北，说：“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后因不耐气候严寒，经营创始之后，即令“门人辈司之”，自己又只身出游。
康熙七年（1668），莱州黄培诗狱案涉及到顾炎武。炎武时在北京，听说此事后立即赴山东对质；三月二日抵济南，下济南府狱。大约两年前，莱州即墨人姜元衡告发其旧主黄培收藏刊印“逆诗”，本年正月，姜在审讯中称：“逆诗”内有《忠节录》一书，“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实则炎武与姜素不相识；此案还株连“江南北之名士巨室”300余人。炎武念及“事关公义，不宜避匿；又恐久而滋蔓，贴祸同人”（《蒋山佣残稿·与人书》），故“不惜微躯，出而剖自此事”。这个案子可能跟炎武垦田章丘一事也有联系，上引《与人书》云“衅起于章丘，祸成于即墨”；顾衍生所撰炎武《年谱》亦云“是狱为谢长吉主唆”（谢世泰字长吉，章丘人，炎武与其曾有过经济上的纠纷）。
这次无妄之灾持续半年以上，炎武在狱中十分艰难，“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几乎不支。幸得友人李因笃等多方奔走，大力营救，并至济南看望炎武，到十月这场冤狱方才暂告一段落，炎武始得取保出狱。次年夏，炎武又回章丘，与谢长吉对簿公堂，“虽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案子才算最终了结。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属山东），(木圣)幼弟潘耒（字次耕）前来谒见，正式拜门受业。(木圣)章被难后，潘来居淮安王略家中读书，并与王略之女成婚。这年六月，岳父和妻子相继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炎武忘却家国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没有使炎武的耿耿孤忠有所销蚀。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家中。当时，清廷议修《明史》，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为此设宴款待炎武。席间，熊邀请炎武参与撰述，炎武断然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赐履与出席作陪的徐乾学相顾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年谱》），一时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苞（宇于吉，昆山人，方恒胞弟）和经筵讲官韩囗（字元少，江苏吴县人）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炎武坚辞，三度致书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叶、韩知炎武志不可屈，方才作罢。后人有诗云：“到底不曾书鹤版，江南惟有顾圭年。”次年，叶方蔼为明史馆总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回信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文集》三，《与叶讱庵书》）且自此以后，“遂绝迹不至都门”（《年谱》），以表明自己不与当局合作的决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后近十年中，炎武仍仆仆于燕赵齐豫陕晋之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文集》六，《与潘次耕》）。由于年过六旬，尚无子嗣（38岁时得一子，名贻谷，3岁即夭折），因而江南亲友商议，以族侄衍生过继炎武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师李云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东德州，与炎武“行父子相见之礼”。时年衍生12岁，炎武则六十有五。这年十一月，炎武往游西岳华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无异，陕西华阴人，与炎武订交于康熙初）家。炎武认为“此中山水绝佳”，于是有卜居华下、以年余年的想法，山史进为之构筑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携衍生迁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炎武由华阴至曲沃，不幸染病，呕泻不止，经医生疗治，数日后病势稍减；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复发，竟日夜呕泻，初九日凌晨，炎武溘然长逝。衍生当时年仅17，又从未经历过这种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韩宣（字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丧；两个月后，炎武堂弟顾囗（字大云）由江南赶赴曲沃，与衍生一道扶枢南返，归葬于昆山祖茔。
自顺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乡”，20多年来，炎武“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语），东西南北，惨淡经营，“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文集》六，《与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复明室。晚年定居华阴，亦有极深的用意。他在《与三侄书》中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与李星来书》中也说此地“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余。人自为守，敌难追攻。此他省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垦荒，也是为了同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说：“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选，而所至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朝夕，而东西（按即“章丘长白山下”和“雁门之北”两地）开垦所人，别贮之以备有事”，至于炎武自己的日常用度则相当俭省，一年所费“约一百二三十金”（《残稿》三，《与原一公肃两甥》），曾“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表》）
由于种种缘故，炎武的图谋付诸实践的希望愈来愈小，“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内心深处之悲愤哀痛自不待言，但他从不因此而颓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终始如一。一生当中，他多次哭吊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国遗民之情，多次以死坚拒清廷的征召；他的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崛起云霄”、官高爵显之后，为报母舅接济之恩，在昆山买回置宅，多次敦请他回乡安享天年，他却始终不肯南归……炎武所表现出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必将永标青史。
作为一个学者，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神道表》记载：“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面熟复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开，而且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实地取证以及身处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证、充实了自己平昔所学，深化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迹半天下”的漫游中，炎武虽然未能寻访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颇、郭解、窦融、耿况一流人物，却结识了许多北方的饱学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孙奇逢、李因笃、王弘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张尔岐（字稷若，号嵩庵，济南人，独精“三礼”，有《仪礼郑法句读》十七卷）、马(马肃)（字宛斯，山东邹平人，精熟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有《绿史》16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长于周秦诸子学，知识渊博而有民族气节，炎武与之尤为意气相投）、李顒[yóng]（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博通经学，为关中大儒，学者称二曲先生）等重质实精考核的学者；此外，南方学者游历北方面与炎武订交的则有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土宅)，浙江秀水人，当时极负盛名的辞章家、学问家，炎武陷黄培诗狱时获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号翁山，广东番高人，著名诗人，抗清志士）、阎若璩（字百诗，号游医，祖籍太原，后徒淮安，精于考据，有《古文尚书疏证》8卷）等等。炎武与这些友人切磋琢磨、讲学论道，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的学术更上层楼，终于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顾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潘耒《日知录序》），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在学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极为丰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王弘撰语）。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32卷，《音学五书》38卷，《左传杜解补正》3卷，《五经同异》3卷，《明季实录》（无卷数），《二十一史年表》10卷，《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肇域志》100卷，《金石文字记》6卷……等50余种。炎武去世之后，遗书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而徐氏对这些书稿却“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颇多。潘来整理刊行的，仅为遗稿的一部分。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学五书》与《日知录》是炎武最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脐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残稿》一，《与人书》）。
顾炎武以明音韵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文集》四，《答李子德书》）；又说：“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三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在顾炎武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而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谈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学五书》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将《诗经》作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郑库、陈第等人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规，分古韵为十部，还分析了古代音韵迁变的脉络，提出了“古人四声一贯”等断语，在音韵学领域上取得了承先启后的巨大功绩，以后之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直至近人章炳麟、黄侃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都与顾炎武的率先倡导和取得的成果分不开。
尤有意义的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为后代考证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够的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辨明其演变发展；其次，每下一个结论，都必须博求佐证以资共信。这种从明其先后之流变入手、博求多方之佐证而立说的治学规则成为清中叶之乾嘉学派的最重要法门，“清学开山”之誉即与此大有关系。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的鄙陋风习，主张务本研经，理学须由经学中提炼而得；主张以讲求经学的理学取代不讲经而附会禅的理学。而经学即理学，即“圣人之道”，“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而无益者不谈。……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文集》六，《答友人论学书》）——与炎武一贯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顿风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依然血脉贯通。
顾炎武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他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日知录》二，《丰熙伪尚书》条）因此，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依傍、不盲从，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体现了他求实的治学风格。
炎武之学术，实渊源于朱熹。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指出：“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
在历史舆地之学方面，顾炎武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炎武治史，其志仍在经世致用，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文集》六，《答徐甥公肃书》）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著作。这两部长编性质的书虽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生当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严谨朴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换而不舍的学术实践、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与其“行己有耻”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辉，既取得了宏富的学术成就，又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人尊奉顾炎武为汉学之“不桃之祖”，虽然未获炎武之心，但炎武实足以当之，他不愧为清初学术界之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
主要参考书
2．《亭林先生年谱》，吴映奎编，扫叶山房《亭林先生遗著汇辑》本
3．《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4．《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
5．《清儒学案新编》，杨向奎，齐鲁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