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第39章 维新主帅 康有为

一、苦习经书 立志求国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晚号更生或更牲，还自号天游化人，游存叟、游存父等。因是广东南海县人，人们尊称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1858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康有为属于官宦书香世家的后代。高祖康辉，曾诰封荣禄大夫，官拜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式鹏，讲学于乡里，是名闻一方的酸儒；祖父康赞修，担任过连州教谕，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在广东文人中颇有声望；叔祖康国器，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命广西巡抚。到其父亲康达初时，家运开始衰败，仅官至江西的补用知县。康有为对自己的家世十分自豪，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后简称“年谱”）

作为长子的康有为自幼聪明，5岁时就能背诵唐诗数首。6岁拜师简凤仪，系统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和朱注《孝经》等书，7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了。康有为学习专心致志，十分用功，无论多么难读的经书，他只要诵读几遍，就能背诵如流。由于康有为读书过目不忘，颇能强记，悟性又好，故老师十分喜欢他，远近不少人都知道，在银塘乡有位了不起的“神童”。也许是自幼受家庭的影响，也许是经书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康有为少年老成，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梁启超《康有为传》）言必称圣人。难怪乡里的亲友们送给了他一个雅号：“圣人为”。的确，还在孩童时期，康有为就已树立了远大志向。一次，父辈们来到康有为的书房，想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有意考一考他的才学。时值屋外柳絮纷飞，有人顺口便出“柳成絮”三字，让康有为答对。小小年纪的康有为不假思索地对以“鱼化龙”三字。此对不仅对仗工整贴切，而且也反映出了康有为的宏大志向，难怪当时父辈中就有人叹曰：“此子非池中物。”（年谱）

11岁时，康有为父亲康达初积劳成疾，中年早逝。母亲劳氏从此寡居，独立担当起抚养子女的责任。由于家境日继，全家只养得起一个佣人，主要劳动均由老母亲承担，“老母寡居，手挽幼弟，与诸姊妹治井灶之事，为生平未有之劳焉”（年谱）。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康有为便跟随祖父康赞修到了连州。祖父康赞修对孙子的抚养非常尽心，尤其注重康有为在学习上的成长进步。在祖父教导培养下，康有为阅读了许多典籍，诗词文章大有长进，人生观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形成。

“既孤三月，遵从先祖于连州官舍，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六月为诗文皆成篇。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日昃室暗，执卷倚檐柱，就光而读，夜或申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待遇灯如豆于帐中，隐而读书焉。频问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国藩）。骆文忠（炳章）、左文襄（宗棠）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年谱）。

14岁时，还西樵银塘乡居住。在这期间，他主要依靠自学，在伯祖和叔祖的书楼中博览了说部、集部、杂史诸书籍。他常常是手不释卷，口不离经，“日读书以寸计”。有时读书入神，头竟撞上了树干，故乡亲们又叫他“戆康”。17岁，康有为就已经“好为纵横之文，对时作诗，与兄弟乡老先辈倡和，又好摹仿古文，……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年谱）。

康有为尽管幼习儒经，博览群书，也颇有志向，但他在科学的道路上却是坎坷的。直到15岁，还未中秀才。19、25岁、28岁、31岁，数学乡试都不弟，直36岁，才中举人；38岁方中进士。正是由于科场失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他的虚荣与名利思想，造成了他转向研习真正对社会有用学问的动因。同时，这对康有为形成那执拗而孤傲的性格，显然也是有影响的。

19岁这一年，是康有为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一是祖父的去世，庇荫康有为的最后一棵大树倒了，他开始完全独立地闯荡人生；二是这一年康有为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娶张氏为妻；三是从这年起，康有为决心“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转治经世致用之学，投学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门下，“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康有为在朱老师门下学习非常认真，十分敬重这位硕德高行，博极群书的老师。“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议一事，论一学，贯串今故，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户，而归宗孔子”。（年谱）在朱九江指导下，康有为熟读背诵了《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以及《汉书》、《楚词》、《文选》、杜诗和六朝文等。经过学习，康有为的思想经历了大的飞跃过程，通过对自己过去的学习内容和生活历程的反省，用批判态度对待学习，解剖社会的习惯开始养成。

一次，康有为同老师朱九江谈论韩愈（昌黎）。康有为对这位老师十分推崇的人大不以为然，指出韩愈道术浅薄，所著文章“皆空疏无有”。他觉得，“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文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为此他遭受了朱老师的批评，说他太张狂。同学们也被他那如此蔑视“权威”的傲气所震慑（年谱）。由此他获得了“狂生”的绰号。

康有为的学习颇有个性。有一次听课时他闭目伏案，案头倒放着一卷《三国志》，被九江先生所发现。朱老师风趣地批评说：“你在闭目例看《三国志》吗？”有为坦然答道：“是！”接着，他便将倒翻开的两页书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出来。另一次，九江先生带领弟子过西江去瞻仰苏东坡当年南贬时遇风泊舟的古迹，惟独康有为不愿同往。同学们问他，他说：“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这既表明了他对王安石的钦慕，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固执。由此同学们又称他“拗康”。

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康有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为了探索人生之真谛，他经历了艰苦的求索过程。

“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问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年谱）。

显然，这是康有为思想激烈动荡、傍惶时期。面对中国的现实，过去的信念受到了冲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这不能不是一个痛苦而情绪非常不安的过程。这正恰如康有为自己所述：“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年谱）。

几年的学习，给康有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年谱）。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决定前往山水幽胜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养性，希望能在大自然的熏陶和道佛之书的引导下，摆脱焦躁不安心绪，同时让思想自由驰骋，以寻找真理的本，求魂气之灵。在这里，康有为面壁长斋静坐累月，“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这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普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请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年谱）。

尽管如此苦读，但康有为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恰在这个时候，翰林院编修张延秋的到来，为康有为的治学面向社会架起了桥梁。当张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学士游西樵山时，就碰上了这个衣履不整、披头散发、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为，并且还同这位性情急躁、傲气十足的青年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但“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的张延秋并未责怪康有为，相反却认为他有个性，谈吐不俗，因而“盛称之”。回广州后，张君逢人便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从此，广东士大夫开始知道，西樵山有个康有为，而且性格狂、怪、异。为了感激张延秋的雅量，高傲成性的康有为竟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张君，张、康造结成忘年之交。康有为开始走出西樵山，经常往返于乡村与广州之间，拜张君，访学友，看社会，励志向。张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话又一个深深影响康有为的人。“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年谱）。正是在张延秋的指导下，康有为接触到了近代维新思想，使他朦胧地看到了冲出世俗社会，寻找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见，张延秋不失为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一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

1879年底，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年谱）。在香港，他还参观了赛珍会（博览会），看了欧洲戏和马戏团的表演，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开始发生动摇，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优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康有为开始萌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年谱）。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学习更加勤勉了。据说当时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往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以至于后来他由长期坐着读书，缺乏身体运动，影响了血脉流通，臀部长“核刺”，多年一直流水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应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应试和以后的各次应试，均是在康有为长辈们的强迫下参加的）。此行尽管没有及第，但却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他游历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谱）。据说当时康有为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回到家后，康有为更加发奋攻读西方书籍。凡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耶稣教义等无所不读，“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年谱）。当时康有为就是这样饥不择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从西方找到救国富民的良药。这恰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长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繁盛以后，他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样，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时，康有为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战斗的武器。

康有为尽管曾经在朱九江门下受到过“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但从总的看，康有为所奉之儒学，仍属于古文经学的范畴。从1884年起，康有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长期筛选与鉴别，终于下决心摈弃宋学和古文经学，而转事今文经学。

“二十七岁（1884年）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荀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凡数千年国家风俗治乱之故，若者与孔教相因而进退者，得之于战国、秦、汉之间，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礼运注叙》）。

1890年初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到很大启发，觉得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就是可以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康有为认为，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经学“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传》）。于是在廖平的启发引导下，康有为彻底完成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并且很快完成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而正式奠定了他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

二、投身变法 报国图强

对世界的认识明确了，出于拯救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康有为犹如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他创办学堂，传播变法图强思想，为维新运动培养干部骨干；他多次冒死上疏光绪，呼吁治定国是，立即变法，其呐喊之烈，震耳发聩；他积极为推行变法而奔走，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16年……

创办“万木草堂”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救中国的重要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家，要从事维新变法，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南海康先生传》）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办法很特别，他不举行一般的人学考试，而是举行“面试”。考生无论年龄大小、学力高低，只要能通过康有为的“面试”就可以人学。“面试”时，康有为同应试者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通常是康有为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的，即予录取。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入学考试”，在康有为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他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当时就读于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的高材生，是一名颇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十分仰慕康有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求教。很快，陈千秋就被康有为的思想和博学所征眼。于是他退出学海堂，正式科拜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

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8岁学诗文，12岁补博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17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放弃举人之尊，拜倒在一个前生的脚下受业。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才使他在历史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

随后，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兴里3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大院，大厅宽敞明亮，是个理想的办学讲课之地。长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年谱）。

1893年冬，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万木草堂”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时康有为名声鹊起，一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万木草堂始末记》）。全盛时，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年谱）。

万木草堂在办学方针上，注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康有为传》）。《长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二耻循俗”，“三耻鄙吝”，“四耻儒弱”。“若有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梁启超口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欷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在讲课时，康有为精神十分饱满，旁征博引，贯通中外古今，一讲就是半天，其声音之宏亮，如狮子吼，如黄河流，诚可谓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学生们从康有为身上，直接学到了济世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

智育方面，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为中心，认为“百家皆孔子之学”，“诸教皆不能出孔学之外”。“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万木草堂口说》）。通过这些教育，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和奠定知识基础。同时，康有为也很强调经世致用。当时所开设的有关经世致用的课程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和群学。康有为希望通过中外历史的分析总结，以作为维新变法的参考。康有为还很重视西学，他要求学生学习泰西哲学，万国史学，研究万国政治，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学。康有为规定，他的学生要读西洋译述百数种，以此来打开学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从而为国内的维新变法服务。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精神和体魄，万木草堂还首创了音乐舞蹈、体操、射击等课程，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学方法上，康有为注意教法的活泼多样。除了课堂上系统传授知识外，他还十分重视提倡学生自学，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名曰“书藏”。万本草堂还经常组织学生游学。编书，举办讨论会和演讲会等等，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康有为的精心组织下，万木草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维新变法的干部学校，这里的许多学生如梁启超等，都成了后来维新变法的骨干和中坚。

三、七上清帝书 吁清维新变法

要变法，要图强，“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戊戌变法前后》），这就是康有为甘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朝廷的最现实考虑。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帝，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敦促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变法救中国。

1．《上清帝第一书》

1888年12月，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以一介微不足道的萌生资格，第—次向光绪帝上奏了《为国势危感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在这份奏章中，康有为阐述了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方今外夷交迫”，而举国“兵弱财穷”，随即提出了以变成法为核心的三点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这份奏折中，他还力陈了中国急需变法的三条理由；一曰“今天下法弊极矣”，非变法不可。二曰祖宗之法可变，“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穷则变，变则通”。三曰变法前途光明，“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六道化成，以恢复属地而雪耻下难矣。”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系统地向社会公开自己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也是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的第一个信号。这次上书尽管未能送达清帝之手，但它却对清廷政局产生了极大震动，人们都将此视为非常的举动，引起了整个京师的哗然。康有为也为此而遭到了“朝士大攻之”（年谱）。

2．《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

1895年春，康有为偕梁启超等人再度赴京会试。时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极其苛刻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等，其赔款之巨，割地之广，丧权之重，使得举国骇然。康有为目睹朝廷如此无能，山河破碎，悲愤难忍，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中日和约书后》）他吸取了第一次孤军奋战的教训，首先通过其弟子梁启超去鼓动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书，然后进一步发动其它各省举人行动起来，共同上书光绪，吁请朝廷拒绝和约。当时在京的18个省的举人，纷纷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决定联名上书。大家久慕康有为的大名，故公推他起草奏稿。康有为以满腔悲忿，奋笔疾书，用一天两夜时间，写成一份18000余言的上皇帝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救国主张。公车们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认为，割让台湾，即亡国之举，“诸国以中国之易欺也”。如此下去，“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幻想通过割地以保都畿，“则自叹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哉！”出路仅仅在于拒绝和约，团结民心，救亡图存。康有为吁请光绪，应该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对主和辱国的权臣，丧师失地的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使臣，守御无备的疆吏，或明正典刑，或予革职，黜退尸位大僚，无妨贤路。“庶几朝政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三下求才之诏。“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成致死力以报皇上。”康有为预言，只要三诏一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首都为天下之根本。“方今旅顺已失，威海已回，险阻无有，京师孤立……无以为防守之计。”“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所以当今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迁都西安。只要一迁都，即使是失去旧京，也无足轻重，“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凭西安之险要，日本人是无法攻占的，则都城可保。“或偏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此也。”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提出，用选锋、选将、购械的办法，训练重兵，以待敌变。一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至于选将，则“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他还提出让各地方绅士自办团练，不拘一格推荐“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此外，康有为还清光绪帝“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有精兵、猛将，再加武装以精良装备，就能稳操胜券了。

第四，“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才是康有为此次上书的核心。在康有为看来，以上所陈三策，“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只有变法，才足以自强立国，“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如何变法图强？康有为提出了四项建议。

（1）富国。“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其法有六：

一曰印行钞票。康有为认为，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子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录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通流，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随着统一钞票的流通，国家可扩大商务，可筹集军饷，可聚资建设，可致国富民强。

二曰兴修铁路。康有为指出，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方便运输、经商与交流。鉴于修筑铁路耗资巨大，款项难筹，故建议允许由私人资本修筑铁路。这样不仅国家可收入七千万两银钱，“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

三曰发展机器轮舟。即允许民间设立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四曰开矿。康有为提出，西方许多国家都因采矿而富强，而我国“藏富于地”，但“亘古封禁，留待今日”。他建议应该加强矿学研究，注意开采地下资源，并由国家加强管理。“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

五曰铸造银币。即一自铸银元以收利权，以改变洋圆在中国泛滥的局面。

六曰设立邮政。康有为认为，“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进而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

（2）养民。养民之法有四：

一曰务农。提倡科学种田，主张以农为主，多种经营。

二曰劝工。奖励科学创造发明。

三曰惠商。减免重税，保护商业。

四曰恤穷。扶贫济弱团结民心。恤之之法有三，移民垦荒、教工、养穷。

（3）教民。教民之法有四：

一曰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所以这些国家民智大开，社会文明程度也随之提高了。故康有为建议，请朝廷下令，州县乡镇都要建立图书馆，以增加民众的见识；乡村一律设立学塾，儿童皆得入学。

二曰改革科举。建议皇上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普遍建立艺学书院。各级考试，除试经论一题外，主要是考核历史、时事和策论，量才录用。文科各级考试，也以考核历史掌故，世界知识为主。“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三曰开设报馆。“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稗政教。”

四曰设立道学。其目的在于发明孔子之道，扶圣教而塞异端。“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并令乡落淫词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

（4）改革内政外交。

康有为提出要改革官制，重视外交，置议郎等。关于官制改革，关键在于裁汰冗员，“以彼冗繁，增此廪禄”。关于外交，应该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关于“置议郎”一事，康有为特别重视，将其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故特别请求光绪帝“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康有为认为，这样便能消除君臣隔绝，官民隔绝的状态，实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纲领的反映，它包括了康有为变法的基本主张，标志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成熟。

在这次京城会试中，38岁的康有为终于中了进士，被钦点工部主事。

3.《上清帝第三书》

1895年5月29日，刚中进士不久的康有为写了《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国呈》。这次上书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中的内容，向光绪帝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四大方案：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康有为就练兵一策还提出了六项措施：“一曰汰冗兵而合营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团练，三曰练旗兵而振满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广学堂以练将才，六曰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认为，要实施上述四大方案，关键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而已。”

最后，康有为再次请求光绪立即变法，“伏乞皇上远览《诗》、《易》之所戒，（近）鉴俄、土之兴衰，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立事必有利弊，权其重轻，听言必有是非，察其迂切，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几经转呈，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的手里，这是光绪读到的康有为的第一份奏折。“上览而喜之”，下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一份存军机处，并下令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复奏。足见光绪帝对此条除的重视程度极高。它成了推动光绪下决心变法的重要契机。

4．《上清帝第四书》

6月30日，即康有为上书后一个月，他又撰写了《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此次上书主要“言变法次第之故”，“缓急先后之序”。康有为建议光绪，一是立科以励智学，奖励创新发明，使“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二是设议院以通下情。通下情的措施有五：一曰下诏求言，二曰开门集议，三曰辟论顾问，四曰设报达聪，五曰开府辟士。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第一次提出，要讲明国是，实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反对“补漏缝缺”。

从5月2日至6月30日的两个月中，康有为连续三次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纲领，从而将维新变法运动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康有为成为了人们公认的维新运动的领袖。

5．《上清帝第五书》

1897年12月，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写了《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祥呈》。在第五次上清帝书中，康有为再次给光绪开具了救国良方：“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行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至于变法模式，康有为为光绪提供了三种以供选择：上策是“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康有为看来，能行上策则国家可以强盛；能行中策则国家尚可维持积弱的局面；即使是行下策，中国也不至于亡国。如果皇上不采纳这些建议，则国家将会灭亡。

这次上书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所开列变法内容最详尽的一次。在第五书中，康有为第一次提出学习俄、日维新变法的经验，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第五书中，还第一次提出制定宪法的主张，明确了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轮廓。

6．《上清帝第六书》

康有为不停地上书光绪，但能送达转呈的很少，大多数被扣下来了，看不出朝廷有采纳变法主张的迹象。康有为感到十分失望，打算离开京师回广州。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真诚地挽留了这位维新变法的领袖。与此同时，给事中高燮曾为他上了第一个正式奏荐折，请求圣上召见康有为。由于恭亲王等人的反对，光绪帝只好令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在总署西花厅，便出现了康有为舌战群臣的一幕。

1898年1月24日下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等官员接见了康有为。接见气氛严肃而紧张。一开始，守旧派大臣荣禄就高谈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刑部尚书廖寿恒问道：“变法当从何着手呢？”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马上就此质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回答说：“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直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户部尚书翁同龢询问了如何筹款的问题。康有为主张，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改革财税制度。“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回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他最近著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考》可供朝廷参考（年谱）。

这次会见进行了三个小时。光绪听了会见汇报后，非常高兴，很想亲自召见，直接听听康有为的见解，无奈恭亲王等人仍以皇帝不见四品以下官吏为由加以阻挠，光绪只好传令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这次会见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康有为取得了可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上清帝第六书》即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了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或曰《为外衅危迫，分割港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祥呈》。在这篇奏折中，康有为提出了“全变”思想。“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康有为列举了世界上固守旧制而亡国的国家，前车之辙，犹可鉴也。

康有为主张中国的变法仿效日本的维新制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日本的许多情况与中国近似。“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根据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建议光绪帝，若要变法，宜首先抓以下三件事：

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乾清门，宣布变法维新，“诏定国是”。

第二，“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所有官员的意见，允许直接反映，不得由堂官代表转达，有“称旨”的，召见察问，量才录用，这样才“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

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延，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订立各种新章。按康有力的设想，“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

这个奏折充分表达了维新法的改革主张和施政方针，成了后来指导“百日维新”的变法指南。光绪读后深受启发，推行维新变法的意志日益坚定了。

7．《上清帝第七书》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帝——《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折》。康有为鼓励光绪学习俄国。“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这个折子的呈上，在催促光绪痛下决心立即变法方面，颇有作用。

四、“百日维新”与保皇生涯

在不断上书朝廷吁请变法的过程中，维新变法纲领日臻完善，变法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光绪皇帝也终于下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从此，康有为的政治生涯也由仅仅上书言事，不平疾愤呐喊，转到从事激烈的变法活动之中。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是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国是之诏开始的，至同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结束，历时一百零三天。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光绪终于下定决心，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正式变法。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直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德宗景皇帝实录》）

6月16日，光绪皇帝顶着慈禧太后等后党的压力，打破清朝皇帝不得召见小巨的“祖宗家法”，特旨召见了康有为。召见前，康有为碰见了荣禄，并告诫这位著名的守旧大臣，非变法不能救中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清廷戊戌朝变记》）召见中，光绪帝颇有兴致地听康有为阐述自己的变法救国主张，并频频表示赞同。康有为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叹息说：“奈掣肘何？”于是康有为建议道：“就皇上现行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唯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皇上欲变法，唯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光绪赞成其观点（年谱）。召见谈话非常投机，持续达两个多小时。召见后，光绪欲重用康有为，终因旧守势力太大，只好委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小职位，准予专折奏事。

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充分利用光绪帝给予的专折奏事特权，给皇上提出了许多维新变法主张。他几乎是每两三天就写一件条陈。如果说以前的上清帝书主要是产生社会影响的话，而这时期的奏折则主要是直接影响皇上。

这期间康有为上奏的主要内容为：

政治上，尊孔教为国教，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裁冗官，断发易服改元，开懋勤殿议制度，开制度局等，希望朝廷能破格录用维新变法人才，建立变法机构。

经济上，劝励工艺，奖募创新，立商政，开农学堂，地质局，筑铁路，废漕运，裁厘金等，要求保护工商业，发展新式农业。

军事上，停弓刀石武试，裁绿营，放旗兵，广设武备学堂，广购西方新式武器，大练海陆新军以强中国。

文化教育上，废人股试贴楷法取士，办学校，译新书，培养新人才。

此外，康有为编纂了一批列国变政考，介绍各国变法情况，总结历史经验，以供光绪帝在维新变法中参考。

康有为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力图将自己提出的变法主张，变成一场全民运动。

创办《万国公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就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维新报刊——《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扇门大弟子梁启超等人任编辑。该报主要宣传学习西方兴办铁路、矿务、邮政、铸银、学校、报馆、练兵、劝工、通商、务农等使国家富强的变法措施，着重阐发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该报属免费赠送，每期三千份。开始时，由康有为独自负担办报费用，有时他不得不靠典当衣服来维持报纸的发行。后来该报得到一些官僚的资助。这份报纸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报开两目，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则渐知新法之益。”后报名改《中外纪闻》。

组织强学会。办报同时，康有为感到需要建立一个组织来推进变法。故经过数月的酝酿，并争取到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决定在京师建立强学会。1895年9月，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康有为撰写《强学会序》，阐明成立强学会的宗旨：变法图强，挽救国家危亡。“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据梁启超介绍，此会所办之事有五；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

成立保国会。强学会从成立到解散，不过四、五个月时间，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康有为决心“续强学会之旧”，建立新的组织。1898年春，康有为联络各省旅京官绅及应试公车，在粤东新馆成立保国会。康有为撰写《保国会序》和《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该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孔）教之不失”。保国会是戊戌维新运动中规模最大，宗旨最富有爱国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它存在的时间尽管也不长，但它所播下的爱国种子却不顾一切地成长起来了。“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益大开，士心益加振厉，不可抑遏矣。”（梁启超语）

当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要扼杀维新变法运动时，康有为置自己安危于不顾，拼死挽救这场运动。1898年9月上旬，京师盛传将有宫闱之变。康有为上奏光绪帝，请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黑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援甲胄而统之。”9月16日晚，康有为曾同毕永年谈发动政变，以拯救变法运动的设想。鉴于变法失败已成定局，缺乏实力的光绪帝特于9月19日发布谕旨，催康有为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不得迁延观望。同时，又让林旭带出密诣给康有为，“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楷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宾退随笔》）康有为接到密诏后，“跪诵痛器激昂”，马上找来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共同经划救上之策，哭并且决定由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出兵勤王。当得知袁不能举兵挟上清君侧时，康有为又想利用大刀王五和湖南会党发难。随即他又去拜访李提摩太，求见伊藤博文，希望通过列强来阻止西太后废立光绪帝，扼杀维新变法，但是都没有成功。无奈，康有为只好于9月20日凌晨出京，前往塘沽乘船逃走。21日，京师发生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遇难，西太后下令通辑康有为。康有为历尽艰辛，先逃往香港，后又流亡日本，终于逃出了清廷的追捕。

在日本，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一起，继续从事营救光绪帝，拯救维新事业的活动。当时，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在日本，并且打算同康、梁合作，共同推翻满清。但康有为自认为受过光绪“衣带密诏”，地位毕竟与孙中山等人不同，加之在政治观点上也存在极大差异。康有为认为，只要推翻后党，救出光绪，中国就有希望，故他对陈少白明确表示，他不反对满清。“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革命逸史》）

1899年3月，康有为前往加拿大、英国等地。一方面积极策动英国政府向西太后施加压力，以求恢复光绪的帝位；另一方面则在华侨中加紧筹建保皇组织。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等人在加拿大宣布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一时间，保皇会在日本横滨、檀香山、澳洲和南洋一带华侨中发展很快，他们宣称，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致使“不数月间，入会者达数百万人，开会者凡数十埠地”（《康有为与保皇会》P5）。甚至孙中山兴中会的很多人，都被保皇会所吸引，形成了保皇党同革命党相互争夺力量的局面。在康有为的领导下，海外华侨中竟一度兴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维新救亡运动。

1900年，由于传说西太后准备废立光绪帝，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将兴师勤王提到了最主要的议事日程。此时，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八国列强军队侵略中国，天下大乱。康有为认为这正是兴师勤王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动员了所有的力量，以期一举成功。康有为亲自坐阵新加坡指挥，梁启超负责各地筹款与联络事宜，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专事联络会党、策反清军工作，并预定于8月9日在长江各地同时起兵。康有为还希望得到列强帮助，吁请“各国联合救皇上复位”（《新党首领最后外交政策》）。但这场兴师勤王梦后来也竟成了一枕黄粱。

兴师勤工的失败，使保皇党的海外活动开始瓦解，保皇会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华侨对保皇会的捐款热情也有所下降。康有为也陷入苦闷的思索中。以后几年里，他的主要活动仅限于游历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并不时著书研究儒经，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此间，康有为最后完成了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大同书》。

这期间，正是反清革命大发展的时期，不少康门弟子也感受到了革命大潮的影响，觉得只有用激烈手段推翻满清，才能实现救国和改革社会的目的。如梁启超，这位康门大弟子，也开始高唱革命排满之论。而康有为仍顽固坚持自己的保皇立场，竭力宣传“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认为革命将导致亡国（《康有为政论集》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位曾经是救国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此时显然已经大大地落后于时代，而成为了革命绊脚石。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开激烈地批判康有为的保皇论调。这一檄文，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巨大反响。1904年，孙中山也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人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历史正在抛弃这位不愿再前进的保皇派领袖。

1904年—1909年间，康有为周游列国，遍访欧美许多国家，继续寻找救国良药。这期间他写下了《欧州十一国游记》、《法国大革命记》、《欧土政俗总论》、《中西比较论》、《物质救国论》等。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为此，康有为也于1907年宣布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并希望清政府能够允许他口国，“更效驰驱，共建大业”（《上摄政王载沣书》）。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赶跑了皇帝，实现了共和。这是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奋斗已久的成果，不少立宪派人士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也纷纷改变宗旨，抛弃清皇室，赞成共和。唯有康有为仍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康有为这个时候虽然无皇帝可保，但他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他认为，行“虚君共和”，可以防止革命和动乱。

1913年冬，流亡海外16年的康有为回到上海。这个时期他的主要活动是主编《不忍》杂志，出任孔教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帮助他校正自己的观点，相反，他仍然坚持还是只有皇帝能够救中国，有时，他甚至还后悔当年他所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操之太急。正是在这种政治观的支配下，后来他竟然积极参予了军阀张勋的封建复辟活动，并且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加恩在紫禁城内赏坐二品肩舆。这些活动，又使他这个保皇领袖，成为了“复辟的祖师爷”。

1918年，康有为曾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后又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1919年，他通电支持“五·四”运动，指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径。1924年，他则故态复萌，打电报抗议冯玉祥将清废帝赶出清宫。为表示自己仍忠于“朝廷”的心迹，1927年，康有为不顾年事已高，还特地赶到天津“觐见”末代皇帝溥仪。1927年3月上旬，为谢溥仪为其70大寿的贺礼，特亲笔写下《赐寿谢恩折》表示“求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雾轻尘之报。”（《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1927年3月30日，康有为逝于青岛寓所，享年70岁。康门弟子，中国著名艺术大师曾这样概括康有为坎坷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功过分明载史册，诗文彪炳胜当年。”

五、博论宏宏 光照寰宇

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改革派领袖，而且还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先行者。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值得研究的贵宝遗产。

一）、哲学思想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从内容上看，它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影响与初起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从形式上说，它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继续，同时又是这一古典传统在近代的终结。

1．宇宙发展论

康有为以“元”作为世界之本体，认为天地万物皆变，宇宙是元气物质无限演化发展的过程。

“……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人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年谱）“元者，气也。”“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万木草堂口说》）。由此康有为得出结论，“变者天道也”，“变”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没有运动变化，就没有天地万物的存在。而天地万物就存在于运动变化之中。“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地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俄国大彼得变政记序》）。康有为的这种宇宙演化发展观，就推翻了多少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社会发展论

康有为的社会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别具特色的“三世说”当中。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尽管前后说法有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但它却包含了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即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它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进化的内在动力在于竞争。借公羊三世的“微言大义”，康有为详细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白族制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首长，由首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立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益自据乱世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论语注》）

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为九世，九世而为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久变而为进化之法。（《中庸注》）

实现社会进化的契机，就是变革。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实现三世的展转。由此康有为而派生出社会变革思想。在康有为看来，就当时中国情况而言，非大变不足以救国。故他主张：“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士杰上书汇录·清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

以“三世说”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它是康有为“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詹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变赜”，“剖析今故，穷察后来”所创立的理论。用梁启超的话说，它是达尔文主义输入中国以前的一大发明（《饮冰室文集》）。

二）、经学思想

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博大精深，其妙无穷。然在经学中引起巨大震动而直接服务于维新变法的经学著作，要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全书共15篇，计30余万字，初刊于1891年，该书尽管在清末曾三次“奉旨毁板”，但其见解之新颖，影响之深远，堪为当时“思想界之大飓风”。根据梁启超的概括，《新学伪经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清代学术概论》）

《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学正统派的根基。康有为著此书的出发点是，“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雾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新学伪经考叙》）康有为在这部书中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凡后世所指目的‘汉学’者，皆贾（逢）、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伪经考·序目》）这个结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者赖以维系统治的正统封建守旧思想。其次，它在经学界刮起了一大飓风，催促人们对传统的“精粹”进行反思和检讨。这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了“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了顽固派的“烙守祖训”，为实行变法扫除了思想障碍。

2．《孔子改制考》全书21卷，约34万字，初刊于1898年。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品。中国虽然号称文明古国，但“六经以前，不复书论，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向往的制度托为古代所曾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假借古已有之来加强其论点的说服力。如老子假托黄帝，墨子假托夏禹，许行假托神农等，莫不如此。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了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依据。“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孔子改制考》）。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

康有为通过《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大师，鲜明地主张进步和革新，反对保守和守旧，从而为近代中国的变法改制张目。这种作法，是康有为特别精明之处。梁启超评价说，康有为“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得也。”（《南海康先生传》）

三）、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康有为独创的一种学说，大同世界是他毕生构造的一幅理想社会蓝图。这个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构成了维新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实不失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反封建意义的一面丰碑。

1．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反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

首先，康有为认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必须加以彻底改造和扫除，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据乱世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富轹贫，无公德，无平心……”。在这个乱世人道中，“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赋税日以繁苛”。如不对这个举世间人人烦恼的污浊世界加以改造，人们将无法生存。

其次、康有为尽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世，各方面都比封建时代好，但仍有许多黑暗面值得批判。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分化，富贫不均，道德败坏，人民苦难，阶级斗争等等，都是他明确表示应该摈弃和批判的。

2．大同社会的蓝图

(1)大同社会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劳动是大同社会人们的第一需要，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出力之人，公所恶”。

(2)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全地大同，无国土之分，无种族之异，无兵争之事。”大同世界里没国家等强制机关，全部社会行政组织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全地大同公政府”，其内设若干职能部门各司其事。第二级是各度分政府。全球按经纬度各分一百度，共一万度，除去海洋，陆地约为三千多度，每度设一自治公政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各度分政府内又设若干职能部门。第三级是地方自治局——基层自治政府。它除设各职能部门外，对社会按行业实行管理，如工厂、牧场、渔场，均实行厂（场）长负责制。此外不再设立乡官。

(3)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家庭的社会。其社会关系被简化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生老病死诸事，均由社会“公养”、“公教”、“公恤之”。

(4)大同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极高的物质享受和很好的精神修养。人们在这个社会中忧虑绝无，过着无苦而极乐的生活。

四）、经济思想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将其归纳为“三论”——以商立国论、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

1．“以商立国论”

康有为认为，当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列国并争时代的时候，“商战”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武器。“商战”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如果统治者仍然是困于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教条，那将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上清帝第四书》）因此，必须树立以商立国的思想。

如何“以商立国”？康有为提出应该“恢张利源，整顿商务”。（《条除商务折》）其具体措施有四：一曰开发矿藏，发展农业和机器制造业，发展交通运输，为商业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二曰设立商务机构和商务官员，开商学、译商书、出商报、立劝工场及农艺学堂；三曰制定商业法规、保护商人利益，整顿商业秩序；四曰给文凭，助游历以奖助之；行珍赛厂（即博览会、展销会等）以鼓励之。

2．“物质救国论”

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曾经明确要求光绪下诏，“讲求物质”，“定为工国”。康有为指出，“凡有进化，皆以物质”，物质就是一种力量，一种竞争中的实力。正是物质这种威力无比的力量，将人类带入新世纪。近代社会的机器大生产，是近代文明的标志。建立近代大生产，实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康有为主张励工艺，奖创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官禁，鼓励商民投资设厂，一切实业均可招商承办，在“出费给牌”，投标注册后“纵民为之”。

3．“理财救国论”

康有为感到，要拯救中国，除变政、发展经济外，还尤其应该注意理财。“中国危敝，百政不举，其本尤患于之财，然生财有道，在善理之。”康有为认为，理财之道的核心，就是善用银行。“理财之道无他，善用银行而已”。

如何利用银行理财？(1)“以国家银行为理财之母，纸币听其发行，公债付其销售，以操全国金融之高之多寡而调剂，一切统焉，国家之国库托焉，收支者付银行，其有不足，亦惟银行是资”。(2)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组建中央国家银行，国民银行，组合银行，劝业银行，兴业银行和股票交易所。而中央国家银行最为重要，实为银行之母，是银行的银行，是国家操纵全国金融，发行货币的机关，是国库的依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革的先行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其一生活动波澜壮阔，堪称一代巨人；其思想著述博大精深，不愧民族瑰宝。尽管他曾在晚年落伍，但他在当初所点燃的变法火炬，至今仍能使人察其余热。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既极度辉煌而又充满矛盾与坎坷的人物。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先生：“若其理想之宏，光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匕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

主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