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问：“您要是在齐国掌权，像管仲、晏婴那样的功绩，能够再现吗？”
孟子说：“你真不愧是个齐国人啊，就只知道管仲、宴婴时的盛况罢了。有人曾经问曾西：‘您与子路相比，谁更有高尚的品德？’曾西局促不安地说：‘他是我父亲很敬畏的人啊！’又问：‘那么您与管仲相比，谁的德行更好呢？’曾西很生气地回答：‘你怎能把我与管仲相提并论！他深得齐王信任，长期执掌大权，但功绩却是微不足道的。你为何让我与他相比呢？”
孟子接着说：“管仲那一套，曾西都看不上他，你以为我会学他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晏婴也让齐景公声名远扬，难道他们做的还不够吗？”
孟子回答：“以齐国的条件，称王于天下都易如反掌，称霸扬名又算得了什么。”
公孙丑：“既然这样，我就更不明白了。以周文王高尚的品德，活到一百多岁才死，都没能使整个天下承受他的恩惠，还是武王和周公继续发展，才最后统一了天下。现在您说称王于天下易如反掌，难道连周文王都不值得学习吗？”
孟子说：“文王哪敢比呢！由汤至武丁，其间贤明的君王也有六七位之多，天下归服殷商很长时间了，时间一长就不好变动。武丁王召见诸侯、管理天下，就像玩玩具一样轻松自如。纣王离武丁时并不很远，世代忠臣、先前习俗、社会风化以及良好的管理手段，都还有所留存，又有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胶鬲这样一些贤臣辅助，所以要等很长时间纣王才失掉天下。在所有土地和百姓都归纣王的时候，周文王在西部边境的方圆百里的基业而兴盛起来，实在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啊！“齐国流传一句俗话：‘聪明贤慧不如机遇形势，精耕细作不如风调雨顺。’现在容易称王的原因是：夏、商、周三代最兴盛的时候，土地也没超过方圆千里，而齐国现已面积广大了；鸡鸣狗叫此起彼伏，直到四方边境仍不绝于耳，说明齐国的百姓已够多了。不用新开拓国土，不需再扩充百姓，只要能行施仁惠的政策，就能称王于天下，没有谁能阻挡。况且，贤明君主的降生，从来没有等过这么长时间；老百姓遭受统治者的暴虐对待，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过。饥饿时吃什么都香，干渴时喝什么都甜。孔子说：‘贤德名称的传播，比驿站里传送公文的速度都快。’在现今情况下，要是哪一个拥有万乘战车的大国施行仁政，百姓的高兴劲，就像是从倒吊着状态中被解放下来一样。所以只要付出前辈人一半的努力，就会取得比从前多一倍的效果，称王于天下现在正是时候。”
公孙丑问：“先生若是担任齐国的执政大臣，得以按您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因此而可以称霸于天下，并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您是否会恐惧不安呢？”
孟子回答：“不会。我四十岁后便不知害怕了。”
公孙丑：“这样，您就远远超过孟贲了。”
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不知恐惧比我还早。”
公孙丑：“不存惧怕也有一定的方式吗？”
孟子回答：“有。北宫黝培养自己的勇气，棍子打到身上不动，戳到眼前不躲，倘若遭受一丝一毫挫折，就好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鞭挞棍打一般；不容许低贱的人侵犯，也不忍受拥有万辆战车之国君主的侮辱；刺杀大国君主如同伤害平民百姓一样简单；更不惧怕诸侯，一旦有人恶言恶语，便马上反唇回击。孟施舍也有自己培养勇气的方式，说：‘对待无法战胜的敌人，就像对待能够战胜的人一样。若是先算计对手的力量，感到能胜才去交战，那么面对三军将士就不免畏惧了。我怎能一定会胜呢？只是能不害怕对方罢了。’孟施舍的方式像曾子，北宫黝的方式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力，我不知谁更高明，但是孟施舍的方式似乎更合乎规范而较容易保持。过去曾子跟子襄说：你喜欢勇吗？我从孔夫子那里知道了大勇的真谛：‘扪心自问，若是不对，尽管对方是一低微卑贱的人，我也不威胁他；若是正确，哪怕对方有千人万人，我要勇往直前。’可见孟施舍保持自己的一股勇气，就不如曾子的保持信念更让人尊敬。”
公孙丑问：“请问先生的不知恐惧，与告子相比，又怎样呢？请讲给我听。”
孟子：“告子说：‘嘴上说不清楚，不必非要去想；心里想不通，不必勉强表现出勇气来。’这两句话，后一句我是同意的，前一句则不对。因为信念，是勇气的灵魂；勇气，是体力的基矗信念是最重要的，勇气则差一些。所以说：‘坚持自己的信念，控制自己的意气。’”
公孙丑：“既说‘信念第一、勇气第二，’又说‘保持信念、控制勇气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说：“信念坚定专一，勇气自然会随之发动；勇气充沛无法控制，就会引得信念也随之变化。就像现今人的前进与后退，就是勇气的表现，反过来又影响人的信念。”
公孙丑：“请问先生有哪些长处？”
孟子答：“我能辨析别人的语言；还能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请问浩然之气是什么？”
孟子答：“这不好说。这种气宏大而刚强，妥为保养不使它受到伤害，就可以充斥布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有信义和道德相辅助，如果缺了，它就变弱。这是由信义积累而形成的，绝不是干一两件好事就能得到的。要是行为不符合内心的正义，它也会衰弱。所以我说，告子不知道信义是什么，因此就把信义放在一边。对于浩然之气，要耐心培养不能停止，更不能忘记，当然也不能急功近利地加速其成长。不能像那个宋国人一样。从前有一个宋国人，感叹他的禾苗生长太慢，就逐一拔高，一番劳累后回到家里，说：‘我累了！我帮着庄稼长高了。’他儿子到地里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为数不少。至于那些觉着帮助禾苗没有用处的人，是不去锄草松土的懒汉。而盲目帮助禾苗生长，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处。”
公孙丑问：“怎么样叫辨析语言？”
孟子回答：“对于别人的错话我知道错在哪里，过分的大话我明白哪些是虚构的，歪话我知道与正话有哪些偏 差，客套话我明白他为何不愿吐露真情。这几种话要是发自说话人的内心，那么必然使这人的工作偏离正确的方 向；要是工作中常说这几种话，那么他做的事情就不会有好结果。即使圣人来了，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公孙丑：“宰我、子贡，都有辩论才能；冉牛、闵子、颜渊擅长宣传道德品行。孔子二者俱全，却谦逊地说：‘我对于语言辩论，不太精通。’但依您刚才所述，您不是达到圣人地步了吗？”
孟子说：“去去去！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先生算是个圣人了吧？’孔子说：‘圣人我是达不到。我只不过是教导别人不知厌倦、勤奋学习不知满足罢了。’子贡说：‘勤奋学习，是智慧；耐心教诲，是仁爱。既有智慧又有仁爱之心，先生就是个圣人啊！’连孔夫子都不敢自称为圣人，你怎么还敢这样问我呢？”
公孙丑：“我过去听人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学到了孔夫子的一个方面，冉牛、闵子、颜渊等人则是各方面都有孔子风范，只是比孔子稍差一些罢了。请问您的成就在哪些方面与孔子相似？”
孟子说：“这个问题暂且不谈。”
公孙丑：“伯夷、伊尹与孔子比又怎样？”
孟子答：“不是一种人。不是贤明的君主不去辅佐，不是善良的百姓不去管理；社会安定就出来做官，社会动荡就隐退逍遥，这是伯夷。什么样的君主都去辅佐，什么样的百姓都去管理；社会安宁出来做官，社会混乱也出来做官，这是伊尹。该当官时就当官，该停止时就停下；能长就长久，该走就快走，这是孔夫子。这三人都是过去的圣贤，我是比不上的，唯一的心愿就是学习孔子啊。”
公孙丑：“伯夷、伊尹，跟孔子差不多吧？”
孟子答：“不。从人类出现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夫子的。”
公孙丑：“那么他们三人有相同之处吗？”
孟子：“有的。如果给他们方圆百里的土地当君主，都能以此为基础而统一天下，让各国诸侯前来朝拜。做一件有违信义的事，杀一个没有罪过的人，并由此拥有天下，他们都不会去干，这就是三人的共同点。”
公孙丑：“请问他们的差别？”
孟子：“宰我、子贡、有若三人，智慧完全可以理解孔夫子，品德差的话也不会专拣好听的话颂扬他们的老师。你听一下他们对孔夫子的评价。宰我说：‘以我看我的老师，贤明远远超过尧帝和舜帝。’子贡说：‘见他们的礼仪就能了解他们的政治，听他们的音乐就能了解他们的品德。即使百代之后来比较评说各代的君主，仍然离不开这个标准。自人类出现以来，没有一个像孔夫子这样的人。’有若说：‘何止是人哪！麒麟跟行走在地上的野兽，凤凰跟飞在空中的百鸟，泰山跟小土堆，长江大河跟路边的积水，都是同类埃孔夫子与百姓，也是同类啊！但是远远超出同类中的其他一切，集中了同类中的所有精华，从人类降生以来，没有一个比孔子更伟大。’”
孟子说：“以雄厚的实力并借用仁爱的名声可以称霸，称霸必须拥有大国为基础。以高尚的品德施行仁政可以称王，称王就不需要人多地广，商汤拥有方圆七十里国土，周文王也只有百里见方的面积，他们都能由此而统一天下。凭力量使别人屈服，别人心中并不服气，只是力量不够罢了；以仁德品行使人服从，却是心中高兴真诚地拥护，就像七十二贤徒的佩服孔子一般。《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记着：‘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四方百姓没有不衷心服从文王的。’这就是以德服人的例子。”
孟子说：“施行仁义就能昌盛，不行仁义就遭受侮辱，现在深感受辱却仍然不施仁义，就好像厌烦潮湿反而仍住在低洼的地方一样。如果真的痛恨受辱的话，就应提高品德修养，尊重贤明的人士，让有品德的人担当领导，让有专门技术的人从事其擅长的事务，国家安宁时尽快把规章制度政治措施重新修订并向百姓公布。这样做了，即使是大国，也不敢轻易进犯你。《诗经·豳风·鸱鸮》里说：‘趁着还没阴天下雨，准备下树皮土坯，把窗户门框绑紧埋牢。现在的一般人们，谁敢欺辱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已经理解了社会运转的基本法则了。能使国家安定百姓幸福的人，谁敢欺辱他呢？’现在国家没有什么内政或外交上的大事，在这种时候，若是不务正业只知游乐，就是自己寻找灾祸了。是福是祸都是自己寻来的，《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永远按上天意愿办事，自己追求更多的幸福。’《尚书·太甲》篇中又说：‘老天降灾，还有可能躲开；自己坏事做尽，随之引来的灾祸是无法逃避的。’这就是享福还是受罪的道理。”
孟子说：“尊重有品德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凡是杰出人物都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那么天下贤明的人就高兴，都想来这个国家干事业图发展。集市上允许居住、存货，不征收税，只是依法管理不让货物滞销，那么天下的商人就高兴，都想把货物存放在这个国家的集市上，边境关卡，只检查不收税，那么天下旅游的人就高兴，都想走在这个国家的大路上。种地的农民，除了用少量精力帮着耕种国家公田外，没有另外税收，那么天下的农民就高兴，都想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劳动。定居的人，没有人头税和土地使用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高兴，盼望着迁到这个国家来。如果这五方面真能做到，那么邻国的百姓就像敬父母一样看待这个国君，要是邻国派兵来攻，就好比是带领子女攻打父母，这种事从人类出世以来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这样，就是无敌于天下，而无敌于天下的人，就是上天选择的管理天下人民的官吏。这样了，还不能称王，是绝不可能的。”
孟子说：“人都有同情别人所遭不幸的心情。过去的贤明君主，因为有了同情心，所以才施行体贴百姓的仁政。以同情心去施行仁爱宽松的政策，那么天下就像手中的玩具一样轻巧。为什么说人都有同情心呢？例如突然见到一个小孩将要落到井里，谁都会惊恐万分，心里难受：有这种感觉并不是想结交小孩的父母，也不是想在乡亲们中博得好名声，更不是厌恶孩子的叫声。这样看来，没有恻隐心的人不算是人；不知廉耻的人也不算是人；不存在谦逊辞让观念的人不算是人；没有是非观念的人也不算是人。恻隐心，是仁的开端；廉耻心是义的开端；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是有了四肢一样。要是一个人具备了这四种开端但不能进一步发展，就是自己坑害自己了；要是认为他的君主不能有所发展，就是贬低践踏他的君主。我具备了这四种开端，就知道要把它们发扬光大。这四种开端就像火刚点着、泉刚流淌，如果发展壮大，能使你拥有天下；如放任不管，便连侍奉父母都不能。”
孟子说：“造箭的人恐怕不如造铠甲的人更仁慈，因为前者就怕杀不了人，而后者只担心人被杀害。行医的巫师和造棺材的木匠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选择什么职业是应该慎之又慎的。孔子说：‘与仁爱的人做邻居是件美事。不选择与仁慈的人相邻，还算是聪明人吗？’仁爱，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东西，是人心灵最合适的住所。没有什么事牵制而不去施行仁爱，是极不明智的。不仁慈、不明智、没有礼节、不讲道义，是注定要被人驱使的人。被人驱使而深感耻辱，就好比是做弓的人以做弓为耻辱，做箭的人以做箭为耻辱一样。如果感到耻辱的话，为什么不去施仁呢？仁爱就像射箭，射手必须先端正自己的身体然后才发射；若是射不中，不埋怨别人比自己强，要返回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差距。”
孟子说：“子路听到别人指出他的缺点，就非常高兴；大禹听到别人正确的建议就马上拜谢；大舜比他俩更伟大；善于跟别人交流意见，经常抛弃自己的错误观点而服从别人的正确观点，高兴地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发展自己的善行。从耕田、种地、制造陶器、捕鱼打猎，直到当上了天下君主，总是在吸取别人的长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加强自己的道德品质，就是与别人一起干善事啊！一个贤明的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不是圣明君主他不听从，不是真正朋友他不交往，不站在恶人当路的朝廷里，不同奸诈小人说话。认为站在恶人的朝廷里，同恶人说话，就像是穿礼服、戴礼帽而坐在污泥炭灰之中。怀着这种讨厌奸恶的心情，想要是跟乡里人站在一起，那个人帽子歪邪，就会很失望地离去，否则就像会遭玷污一般，所以有的诸侯国君因为他的才能来请他前往任职，他不接受，原因在于不屑以与那些奸恶之人为伍。柳下惠这个人，不嫌弃君主的品德低下，不在乎官职太小。任职时毫不保留自己的才能，始终按正确的方式处理问题；罢官后也不怨恨，处境艰难时也不自叹自弃。并且说：‘我是我，他是他，即使他赤身裸体站在我身旁，又怎能玷污得了我呢！’所以悠然自得地与人相伴不愿独自离开，别人拉他便留下。拉拢就能留住他，是他不屑于独自离开罢了。”
孟子总结说：“伯夷吗，太心胸狭窄；柳下惠呢，又太不检点了。心胸狭窄和太不检点，都不是贤明君主应该有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