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梁惠王真是不仁呀！仁人把他对待喜爱的人的恩惠推及到他不喜爱的人身上，不仁的人把他对待不喜爱的人的祸害推及到他喜爱的人身上。”
公孙丑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答道：“梁惠王因为要扩张土地的原因，驱使他所不喜爱的百姓去作战，使他们的骨肉糜烂，结果被打得大败。他还要再战，又恐怕不能获胜，于是便驱使他喜欢的子弟上战场作殉葬品，这便叫做把他对待不喜爱的人的祸害推及到他喜爱的人身上。”
孟子曰：“春秋时代没有什么正义战争。至于那国的国君比这国的国君要好一些，那是有的。征讨的意思是指上级讨伐下级，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是不能互相征讨的。”
孟子说：“如果完全相信《尚书》，那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其中的《武成》篇，只取其中的二三页罢了。仁人是天下无敌的，周武王这样极为仁义之人，去讨伐殷纣王这样极不仁义之人，又怎样能至于流血成河，使得杵也漂浮起来呢？”
孟子说：“有人说；‘我擅长于布阵，我擅长于作战。’其实这是最大的罪恶。国君如果喜爱仁义，那么天下便会没有可匹敌之人。（商汤）征讨南方，北方的人便生怨气；征讨东方，西方的人便生怨气，说：‘为什么把我们这里放在后边？’周武王讨伐殷朝，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周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使你们安定的，不是与你为敌的。’百姓便把额头触地，叩起头来，其声音犹如山陵崩塌一般。征的意是正，各人都想端正自己，哪里用得着战争呢？”
孟子说：“做器具者、盖房屋者、造车轮者、制车箱者，这些人只能把制作的准则传授给别人，但不能把高超的技巧传给别人，（那要靠自己去寻求）。”
孟子说：“舜吃干粮啃野草之时，好像他要一生那样；等他成为天子以后，穿着装饰漂亮的衣服，弹着琴，尧的两个女儿侍候着，又好像这些享受本来就有。”
孟子说：“我现在才知道杀害别人的亲人所得报复之重了：杀害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杀害他的父亲；杀害别人的兄长，别人也会杀害他的兄长。那样的话，即使自己的父兄不是自己杀害的，也相差不远了。”
孟子说：“古代的设关立卡是打算抵挡残暴，现在的设立关卡却是打算实行残暴。”
孟子说：“如果自身不依‘道’而行，那么‘道’在自己的妻子儿女身上也行不通；如果役使别人不合于‘道’，那么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役使不动。”
孟子说：“财富充足的人，即使遇到灾荒年月也不会使他困穷；道德高尚的人，即使遭逢乱世也不会使他心志迷乱。”
孟子说：“喜欢好名声的人能把有千辆战车国家的君位让给别人，但如果要让给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即使要他让一筐饭一碗汤，不高兴的神色也会表现于面部。”
孟子说：“不信任仁德贤能之人，国家就会没有仁德贤能之人；没有礼义，上下之间的关系就会混乱；没有好的政事，国家的财物就会不够用。”
孟子说：“不仁道却能拥有一个国家的人，那是有的；不仁道却能拥有天下的人，那是没有的。”
孟子说：“人民最为重要，江山社稷为次，国君为轻。所以能得到广大百姓的欢心，便能成为天子；能得到天子的欢心，便能成为诸侯；能得到诸侯的欢心，便能成为大夫。如果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诸侯。如果祭祀用的牲畜既肥又壮，祭祀用的谷物既多又干净，且按时祭祀，但是还在遭受干旱、水涝之害，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孟子说：“圣人是百代人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圣人。所以听到伯夷的风范的人，贪得无厌之人变得清廉，懦弱的人开始立高远的志向；听到柳下惠的风范的人，刻薄的人变得敦厚，心胸狭窄的人变得心胸宽大。圣人在百代之前奋发有为，在百代之后，听到他们的风范的人没有不感动奋发的。如果不是圣人，能够像这样吗？更何况那些亲自接受他们熏陶教育的人呢？”
孟子说：“仁就是人，仁和人合起来讲，就是道。”
孟子说：“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他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当他离开齐国的时候，不等把米淘完就走了，这是离开别国的态度。”
孟子说：“孔子受困于陈国、蔡国之间，那是因为他与陈蔡两国君臣之间没有交往。”
貉稽说：“我被人们说得很坏。”
孟子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士人憎恶这种七嘴八舌。《诗经》上说：‘忧愁沉沉压心头，小人视我为眼中钉。’这说的是孔子。‘不消灭别人的怨恨，也不失去自己的名声。’这说的是周文王。”
孟子说：“贤能之人先使自己明明白白，（然后才去教导别人），使别人也明明白白；现在的人自己都迷迷糊糊，却想用这些迷迷糊糊的东西去使别人明明白白。”
孟子说：“山巅的小路非常狭窄，如果经常去走，它便会成为一条道路；如果废而不走，就会被茅草阻塞。现在茅草也把你的心阻塞住了。”
高子说：“禹的音乐超过周文王的音乐。”
孟子问道：“凭什么这样说呢？”
高子说：“因为流传下来的钟中，禹的钟钮都快断了，（周文王的钟钮则不然）。”
孟子说：“这怎么能充分证明呢？城门下的车辙，难道是几匹马的力量所致吗？”
齐国遭受了饥荒。陈臻对孟子说：“国内的人都以为先生会再度规劝齐王打开棠邑之仓廪来赈贷人民，这恐怕不会再做了吧。”
孟子说：“如果再这样做了，那我就成了冯妇了。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擅长于抓捕老虎，后来因此进为士。（有一次），他到野外，碰见有许多人正追赶老虎。老虎被逼到一个角落，但没有人敢上前碰它。他们望见冯妇来了，便快步上前去迎接他。冯妇也就挽起袖子，走下了车子，众人都非常高兴，可那些为士之人却讥笑他。”
孟子说：“口舌对于美味的喜爱，眼睛对于美色的喜爱，耳朵对于美妙音乐的喜爱，鼻子对于芬芳气味的喜爱，人体四肢对于安逸的喜爱，这一切都是天性，但得到与否，则由命运决定，所以君子不把它们认为是天性的必然。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智慧对于贤人，圣对于天道，这一切能够在他们身上实现与否，那也是由命运决定的，但也有天性的必然，所以君子不把它们认为该由命运决定。”
浩生不害问孟子：“乐正子这人怎么样呢？”
孟子答道：“好人，实在人。”
浩生不害又问：“什么叫好？什么叫实在？”
孟子答道：“值得让人喜爱便叫‘好’，那些好处实际存在于他本身便叫‘实在’，那些好处充满于他本身便叫‘美’，那些好处充满且光辉地表现出来便叫‘大’，‘大’且能够教育熏陶别人便叫‘圣’，‘圣’且达到不可测度的地步便叫‘神’。”乐正子这个人，介于‘好’和‘实在’之中，又在‘美’、‘大’、‘圣’、‘神’之下。”
孟子说：“离开墨子之道一定会归属于杨朱之道，离开杨朱之道一定会归属儒家。既然归属了，接受他便行了。但现在和杨、墨两家辩论的人，对于自己的学生，好像追逐已放逸的小猪，已经送回猪圈，还要把它网住。”
孟子说：“有征收布帛的赋税，有征收粟米的赋税，有征发人力的赋税。君子在三者之中只用其中的一种，而暂时不用另二种。如果并用其中的二种，百姓之中便会有人饿死；如果三种同时并用，便会使人父子离散，（丧失礼义）。”
孟子说：“诸侯的宝物有三样：国土，人民，惠政。如果视珠玉为宝物，那祸害便会降到他身上。”
益成括在齐国做官，孟子说：“益成括必死无疑了！”
益成括被杀（以后），孟子的学生问道：“先生怎么知道他会被杀呢？”
孟子答道：“他这个人有点聪明，但是不曾知道君子的大道，这足以使他遭杀身之祸了。”
孟子来到滕国，居住在上等馆舍里。馆舍的窗上挂着未织成的草鞋，馆舍里的人寻找不着了。有人便问孟子：“是不是跟随您来的人将它们藏起来了呢？”
孟子反问道：“你以为他们是为了偷草鞋而来的吗？”
那人答道：“大概不是的。”
孟子接着说：“我开课教授学生，对他们的态度是离开的不去追问，来求学的一概不拒绝。如果是不怀着学习的心而来，那就接受他们便行了。”
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心做的事，把它扩大到忍心做的事情上，那就是仁；人人都有不肯做的事，把它扩大到肯做的事情上，那就是义。人能够把不想害人的心充实了，仁便用不尽了；人能够把不挖洞跳墙的心充实了，义便用不尽了；人能够把不受轻贱的言行充实了，那就无论到那里都合于义了。士人不可以与别人谈论的却谈论了，这是以谈论诱骗别人；可以与别人谈论的不谈论，这是以沉默诱骗别人，这些都属于挖洞跳墙一类。”
孟子说：“言语浅近却寓意深远的，这是‘善言’；所做的事情简单明了却能发扬广大的，这是‘善道’。君子的言语，讲的虽是眼前所见的平常事，‘道’在其中；君子做的事情，从修养自身开始，从而使天下太平。人的弊病在于舍弃自己的田地，却去耕种别人的田地；要求别人很大很重，要求自己却很小很轻。”
孟子说：“尧舜行仁德之事是出于本性；商汤周武王经过修身，然后回到仁德的本性上来。动作容貌没有不合于礼的，是美德的最高境界了。吊哭死去的人，目的不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依道德而行事，不违背礼，不是为了求取官禄。说话一定言语真实，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行为端正。君子依法度行事，来等待天命罢了。”
孟子说：“向诸侯进言，就要轻视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放在眼里。殿堂高几丈，屋檐宽几尺，如果我为诸侯，就不这样做。吃饭时菜肴丰盛，在面前摆一丈长，姬妾数百人服侍着，如果我为诸侯，就不这样做。饮酒作乐，骑马田猎，跟随的车子一千辆，如果我为诸侯，就不这样做。他所拥有的，都是我不做的事情；我所拥有的，都是古代的制度，我为什么要害怕他呢？”
孟子说：“使心性得到修养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贪婪的欲望。如果为人行事欲望不多，那人的善性即使有所丧失，也只是微小的部分；如果为人行事欲望很多，那人的善性即使有所保存，也只是微小的一部分。”
曾皙喜欢吃羊枣，曾子却不忍心吃羊枣。公孙丑问道：“炒肉与羊枣相比，哪一个味更美？”
孟子答道：“当然是炒肉味美！”
公孙丑又问：“既然这样，曾子为什么吃炒肉却不吃羊枣？”
孟子答道：“炒肉是大家都喜欢吃的，羊枣却只是个别人喜欢吃的。这犹如为父母君上的名应该违讳一样，不必去为姓避讳，因为姓是大家都有的，名却是一个人所独有的。”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时，说：‘为什么不回去呢？我那些学生志大而狂放，进取而不忘本。’孔子在陈国，为什么思念在鲁国的狂放之人呢？”
孟子答道：“孔子说：‘得不到中行之人同他交往，那一定只能结交狂放之人和洁身自好之人了。狂放之人向前进取，洁身自好之人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结交中行之人吗？如果不能一定得到，所以只想结交次一等的人了。”
万章问道：“我冒昧地问先生一下，怎么样的人才能叫做狂放的人？”
孟子答道：“像琴张、曾皙、牧皮这类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狂放的人。”
万章问道：“为什么说他们是狂放的人呢？”
孟子答道：“狂放之人志大而言大，嘴里总是说：‘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与言语不合。如果这种狂放之人又不可以得到，便想和不屑于做坏事的人结交，这便是洁身自好的人，这又要次一等了。孔子说：‘从我家门口经过，却不进到我的家里来，我没有什么怨恨他的，那只有好好先生了！好好先生是害德的人。”
万章问道：“怎样的人就可以叫做好好先生呢？”
万章问道：“（好好先生评价狂放之人说），‘为什么这样志大言大呢？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不相符合，所做的事也与所说的话不相符合，就只会说古人呀，古人呀。’（好好先生评价洁身自好之人说），‘又为什么这样郁郁寡欢呢？生在这个世界上，就为这个世界做事，只要过得去就行了。’笑眯眯地谄媚世人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万章问道：“全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他也到处表现出一个老好人的样子，孔子竟将其看为害德的人，为什么呢？”
孟子答道：“这种人，要说他有什么不好，却又举不出什么大的错误来；要斥责他，却没有什么可斥责的，他只是同于流俗合于污世，居心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清正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自以为正确，但又和尧舜之道格格不入，所以说他是‘害德的人’。孔子说：厌恶那种外貌相似内容却截然不同的东西，厌恶狗尾草，因为怕它把禾苗扰乱了；厌恶巧言谄媚，因为怕它把义扰乱了；厌恶夸夸其谈，因为怕他把真实扰乱了；厌恶靡靡之音，因为怕它把雅乐扰乱了；厌恶紫色，因为怕它把红色扰乱了；厌恶好好先生，因为怕它把道德扰乱了。君子使一切事物回到经常正道便行了。经常正道不被歪曲，老百姓就会兴奋积极；老百姓兴奋就没有邪恶了。”
孟子说：“从尧舜到商汤，其间经过了五百多年，像禹、皋陶那些人，便是通过亲眼所见而知道尧舜之道的；像商汤，便只是通过听说而知道尧舜之道的。从商汤到周文王，其间又经过了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那些人，便是通过亲眼所见而知道商汤之道的；像周文王，便只是通过听说而知道商汤之道的。从周文王到孔子，其间又经过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那些人，便是通过亲眼所见而知道周文王之道的；像孔子，便只是通过听说而知道周文王之道的。从孔子一直到现在，其间仅一百多年，跑离圣人的年代如此不远，距离圣人的家乡如此之近，但却没有继承其道的人，也竟然没有继承其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