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有桃，其实之肴。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里长着桃树，我拿桃子当饱。 心里塞着烦恼，嘴里哼着歌谣。 观者冷眼嘲笑，说我放荡狂傲， 诽言真假对错，你自问如何？ 我心里的烦恼，又有谁知道！ 又有谁知道！别想岂不更好！ 园里长着酸枣，酸枣饱我饥肠。 心里满是忧伤，我在国里游荡。 观者冷眼嘲笑，说我精神失常。 诽言真假对错，你自问如何？ 我心里的烦恼，又有谁知道！ 又有谁知道！别想岂不更好！
1、之：犹“是”。《集传》：“肴，食也。” 食桃和下章的食棘似是安于田园，不慕富贵的表示。 2、我：是诗人自称。谣：行歌。《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 3、不我知者：唐石经作“不我知”，一本作“不知我者”。下章同。 4、士：旁人谓歌者。《通释》：“我士，即诗人自谓也。” 5、彼人：指“不我知者”。《郑笺》：“彼人，谓君也。” 6、子：歌者自谓。其（姬jī）：语助词。《集传》：“其，语词。” 7、“彼人”二句诗人自问道：那人说得对么，你自己以为怎样呢？ 8、盖：同“盍（河hé）”，就是何不。亦：语助词。这句是诗人自解之词，言不如丢开别想。 9、棘：酸枣。 10、行国：周行国中。这二句言心忧无法排遣，只得出门浪游。 11、罔极：无常。《集传》：“极，至也。罔极，言其心纵恣无所至极。”已见《卫风·氓》篇。
这是忧时的诗，和《王风·黍离》相类。本篇虚字多，句法参差，形式上有其特色。《隶释》载汉石经鲁诗残字碑“□□□之谁知之”，似乎“其谁知之，其谁知之”二句《鲁诗》作“其谁知之谁知之”一个七言句。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
本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我们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目前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陈继揆《诗经臆补》认为：“是篇一气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忧’字。唤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俱在笔墨之外，托兴之中。”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确如姚际恒所说：“诗如行文。”(《诗经通论》)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