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典诗歌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典诗歌犹如灿烂群星，以其独具的魅力辉耀时空，久传不衰。而唐诗无疑是这浩瀚星空中一颗璀璨夺目、闪射异彩的超级明星。它照耀着一千多年来的诗坛，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国力鼎盛，中外交流空前频繁，这就为唐诗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盛唐气象”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异现象，需要历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史家作出科学的阐释。而唐人独具的那种气势恢宏的开放意识和浑灏沉雄的审美观念，对唐诗的繁荣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安史之乱”后盛极而衰的历史巨变，更带给唐代诗人无穷的哲理思考。唐诗的深情幽邈，拗折险怪，跌宕豪雄，风格多样，与这种深邃而沉重的历史反思不无关系。唐代历史现实的错综复杂，决定了唐诗的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结果是诗篇如海，作家如林。仅就清代所编《全唐诗》计，就有作家三千多人，诗篇五万余首，不谓绝后，允称空前。而像李白和杜甫这样“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真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了。
唐诗犹如浩瀚无涯的汪洋大海，若想畅游其中，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若能择其精华，汇为一编，使一般人能酌一勺而知大海，据一斑而窥全豹，自是切实可行而又功德无量的善举。而清人孙洙所编。《唐诗三百首》，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的需要和群众的渴望，可谓应运而生，故能风行海内，流传久远。孙洙，字临西，号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当“康乾盛世”。生性颖敏，家贫好学。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及第，历官大城、卢龙、邹平知县，多有政绩。后改江宁府教授。著有《蘅塘漫稿》。
《唐诗三百首》是其与继室徐兰英合编，书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书名盖取“诗三百”之义，共选诗三百十篇，诸体俱备，计五古四十首，七古四十二首，五律八十首，七律五十一首，五绝三十七首，七绝六十首。道光年间，上元女史陈婉俊为之补注，四藤吟社刊刻时，以孙洙只录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之二首，未为全豹，则为补全五首，故今行本共收诗三百十三首。该书选诗较精，涵盖面广，很有眼光，所选多为唐诗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包括了唐诗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全书共收七十七位作者（包括“西鄙人”和无名氏）的作品。因编者学诗宗杜甫，故选杜甫诗最多，共三十九首，计五古五首，七古九首，五律十首，七律十三首，五绝一首，七绝一首。杜甫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都有选录，从青年时期的《望岳》，困守长安时期的《兵车行》、《丽人行》，陷贼时的《春望》、《月夜》，流离陇、蜀和夔州时的《佳人》、《蜀相》、《丹青引》、《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咏怀古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直到最后漂泊湖湘时的《登岳阳楼》，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代表了杜诗的最高成就。所选杜甫的交游诗，更表现出编者的卓识。杜甫一生交游甚广，赠别酬答之作多不胜数，而编者着重突出了李白、严武、房琯三人。杜甫与李白友情最深，成为文坛佳话，编者选了《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三首。杜甫在生活上倚重严武独多，选了《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杜甫与房琯在政治上休戚相关，疏救房琯为杜甫一生之大节，杜甫的被贬和漂泊流离生涯，与房琯的罢相有着直接关系，所以编者选了《别房太尉墓》。从这些诗中，不仅脉络清晰地看出杜甫一生的政治遭际，更表现了杜甫伟大的人格。可以说，从所选三十九首杜诗中，我们已能窥见诗人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他所达到的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我们不能不佩服编选者的政治洞察力和艺术鉴赏力。
选诗多的，其次是李白和王维，都是二十九首。李白选古诗多，占了一半以上，七律只选一首；王维诸体兼擅，故所选各体都有，且比较均匀，只五律稍多。贺裳说：“唐无李杜，摩诘便当首推。”（《载酒园诗话又编》）编者突出杜、李、王三人，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选诗超过二十首的，还有李商隐，共计二十四首，而律绝竟占了二十三首。前人评杜甫为盛唐之祖，李商隐为晚唐之冠，商隐工律诗，尤擅七律，编者选了十首，也是有眼光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商隐的《无题》诗，这是义山诗的精华。而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选李商隐七律多达二十首，《无题》却一首不选；而孙洙竟选了六首。这在当时，可谓独具只眼。选得少的，也较恰当。如岑参共选诗七首，七古就有三首，即《走马川行》、《轮台歌》、《白雪歌》，应该说，这三首七古最能代表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点，历代选本和文学史都是必选必讲的。而七绝《逢入京使》，也是岑参绝句中写得最好的。有的作者只存一首诗，而编者亦予选录。如金昌绪的《春怨》，确是千古传诵的好诗。
因本书是“家塾课本”，对象是初学儿童，故其选诗注意雅俗共赏，尤重易于成诵的脍炙人口之作，过于晦涩难懂，或篇幅过长者，一般不予选录。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俱属长篇，均予收录，是全书中最长的诗，正因其妇孺皆知、脍炙人口之故。篇目适中，选诗较精，雅俗共赏，易传人口，“白首亦莫能废”，正是《唐诗三百首》胜过其他唐诗选本的主要原因。朱自清在《〈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中说：“这部诗选很著名，流行最广。从前是家弦户诵的书，现在也还是相当普遍的书。”“本书选诗，各方面的题材大致都有，分配又均称，没有单调或琐屑的弊病。这也是唐代生活小小的一个缩影”。这话是大致不差的。
这个选本的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代之选，入选作家尚有重大遗漏，唐诗大家如李贺，独具一格，编者却一首不选。“初唐四杰”如杨炯、卢照邻，晚唐重要作家如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也都一首不选，而张祜却选录五首，有失公允。入选之诗，有的所据版本不精，甄别不严，考证不审，多有疏误。如所谓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实为朱斌诗；王维的《秋夜曲》，应为王涯作；李频的《渡汉江》，应为宋之问作；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应为孙革作；杜牧的《旅宿》，是否为牧所作，后人颇多怀疑。如此等等，编者均未予辨证说明。又如韦庄的《金陵图》，题应为《台城》；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李曹”应为“李胄”，《韦江州集》、《全唐诗》皆作“胄”；常建《宿王昌龄隐居》，应为五律，而归于五古。如此等等，亦欠精审。因此书流播甚广，读者面甚宽，为避免原书中的疏误流传，贻误读者，故此次整理中特予标出。但瑕不掩瑜，总体看来仍不失为一部最好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一出，后世注译笺评者不下数十家，阐幽显微，颇多精见，对唐诗的普及和传播，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都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其间亦有不少疏误，在诗中本事、人名、地名等的考释上，尚有可商之处。本书即在总结前人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观约取，扬长补短，参以己意，力求在已有基础上稍有提高，以期成为读者较为满意的一个读本。但因全书涉及面甚广，入选作家作品情况复杂，有关唐诗典籍和研究著作浩如烟海，加之笔者学识浅陋，见闻有限，疏误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以中华书局排印四藤吟社刊本为底本，必要时参校有关各本，一般不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