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皇皇巨著。它体大思精，笼罩群言，隐括于古，包举宏纤，向为历代学人所重，且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诗学》齐名，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文心雕龙》成书于中古时期南朝的齐末梁初，迄今已一千五百余年，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辗转承继，薪火相传，且与时俱进，每有新成。惜其初始的版本，已杏无影踪。现在能够查寻到的最早版本，是唐朝学人留下的手抄本残卷，录有《征圣》（第二）至《杂文》（第十四）的十三个整篇，以及《原道》的篇尾和《谐隐》的篇题。原藏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第二八八窟，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始被发现。后又被斯坦因窃攫，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宋代原已有了《文心雕龙》的刊本，《宋史·艺文志》即有“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的记载，却亦已散失。惟南宋时编刻的《大平御览》中，摘录有《文心雕龙》原文四十三则，涉及《原道》、《宗经》、《神思》式定势》等二十余篇，计九千八百六十八字，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元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嘉兴郡守刘贞刻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刊本，珍藏于上海图书馆，1984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清以来的研究者，莫不将它与唐写本残卷和《大平御览》之摘录，引为刊刻或校勘的依据。明代有多种版本梓行，大都融入了学者们的校勘、音注、评点和序跋。其影响较大的汪本，当以梅庆生的“音注本”和王惟俭的“训诘本”居先；评本则以杨慎本和曹学伶本为上。清乾隆年间，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问世，继由纪呴予以评莺，并于道光年间“合二为一”。它们承上启下、综合集成，代表着清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李详完成《文心雕龙补注》一书，针对黄氏《辑庄》“补其埠涌”、“正其遗失”，计一百三十四条，亦广为后人所借重。
“五四运动”前后，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将其讲义分批辑为《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重在评释，先后数次刊印，是为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先驱之作。此后三四十年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原名《文心雕龙讲疏》入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后经修正，更名为《文心雕龙校证》汃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庄》先后出版，并相继修订再版。它们资料丰瞻，考证笃实，辨误析疑，继往开来，已是海内外公认的传世之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张光年等首发白话翻译《文心雕龙》之先声，随即有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出版，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更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贺绥世的《文心雕龙今读》等多种论著问世。他们分别以范、刘、王、杨诸家的著作为主要参照，释义清通，雅俗共赏，影响广泛。六七十年代，台湾有多位学者出版《文心雕龙》著作。其中，张立斋的《文心雕龙注订》和《文心雕龙考异》，对范、杨之作严加考辨，兼有指瑕、正误之功。1995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将其《文心雕龙考异》与范文澜之《文心雕龙注》，詹镁之《文心雕龙义证》，一并选入古籍文献电子资料之中。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文心雕龙考异》与《文心雕龙注订》，改为横排再版。
1978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蓬勃发展，各种论著犹如雨后春笋，仅至二十世纪末的二十余年间，即有一百五十余部《文心雕龙》研究著作涌现，平均每年有七八部专著出版（参见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其中既有老一辈学者毕生磨疡的精品，如詹镁《文心雕龙义证》，又有新一代名家承前启后的新作，如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既有传统的校、注、释、译和评鹭，如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又有现代的专门、系统的整合与创造性探索，如缪俊杰《文心雕龙美学》；既有旁征博引、钻坚求通的学理研究，如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又有通俗易懂、古为今用的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要义的传播，如钟子翱、黄安祯《刘勰论写作之道》；还有了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和前所未有的《文心雕龙辞典》、《文心雕龙学综览》等大型参考书和工具书。同时台湾、香港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亦不断传来；而世界诸多国家的学者亦更为广泛、充分地予以关注。如今，《文心雕龙》巴有了日、韩、英、德、捷克、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的全译本。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先后出版了多部《文心雕龙》研究的论著。美、俄、法、瑞典、加拿大、匈牙利等国的汉学家，则分别在有关著作中加以鉴用、评介，或撰写、发表《文心雕龙》研究的专题论文（参见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贾锦福主编《文心雕龙辞典》，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学综览》）。《文心雕龙》的研究范围和影响空前地扩大了。
仅从上述的《文心雕龙》的各种主要版本和研究概况来看，它已经是一门博大精深、体系完整、独具中国特色的“龙学”，并且越来越充实地成为一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读者大众的“显学”了。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三万七于余言，用精美的骈文写成。每篇标题下，均有序号排列；每篇篇末则有“赞曰”作结。其《序志》篇作为全书的总序，按“古人之序皆在后”之例，被置诸书末，起着“以驭群篇”的统领作用，乃是解读全书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料和依据。
《序志》篇起笔即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绎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这段话，今之研究者大都认为是贯穿全书的宗旨。它不仅解释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名称，而且明确界定了全书论述的对象范围。所谓“文心”，意谓“作文者之用心”，亦即写作者如何用心做文章。而“心”则是灵巧而优美的，古人早就有“巧心”、“琴心”之说，所以把它用在书名之中。很明显，这里所论述的对象，已不只是既成的、客观存在的、静态的文章，而是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大脑所进行的复杂而微妙的动态的思维活动了。所谓“雕龙”，则是借用古代名家骆爽善于“雕镂龙纹”的典故，以反诘的语气表示肯定，即要像骆爽雕龙那样，精细入微地来论述“为文之用心”。“文心”是刘勰“为文”写《文心雕龙》的内容；“雕龙”是刘勰“为文”写《文心雕龙》所采取的形式。两者结合，亦可谓“质文并茂”、“华实相扶”了。而允需注意的则是这里所谓的“文心”之文，”为文”之文，“文章”之文，均不是特指今之文学作品的狭义之文，而是泛指既包括文学作品又包括非文学作品在内的广义之文。《序志》篇中，共用了二十余个“文”字，《文心雕龙》全书中则有三百三十余个“文”字，亦均没有特指文学作品。扩而言之，这乃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普遍特点。曾有学者指责刘勰“对‘文’的范围认识不够明确”，将“巩固封建政权的各类应用文”,｀｀滥竿在文学领域”,这未免有点以今律古的苛求了。不过，照这位学者的逻辑推论，恰好说明刘勰所论并太只是专门针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批评的。
继之，《序志》篇真实、具体地阐明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动因和目的：一是他童年时因梦“彩云若锦”，而自负不凡，要凭借“智术”和“制作”来“拔萃出类”，“腾声飞实”。二是他执着地尊儒崇圣，曾以为孔子“垂梦”给他，乃“怡然而喜”，向往“注经”，以“敷赞圣旨”。惟因“马郑诸儒，弘之已精”，故转而论述文章的写作，以发挥文章作为“经典枝条”的“‘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的作用。三是他深入研读前人的论文之作，虽每有鉴借，亦多有恳切的批评。他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弥补前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的缺陷，全面、系统地解决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四是他面对当时“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浮靡文风，极欲“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改变文坛状貌。在这里，刘勰既言其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深刻思想根源，又言其“乃始论文”的历史和现实动因，显然不是“借巧傥来”的单纯的“为论文而论文”；而是他“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人生价值观念，以及其“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政治抱负在特定条件下的真实而具体地反映。
进而，《序志》篇以较多的篇幅，明确揭示了《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它以“言为文之用心”为旨归，将全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组成部分。它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是个“一动万随”的有机整体。
“文之枢纽”部分，包括《原道》（第一）至《辨骚》（第五）五篇。今之研究者分别称之为“总论”、“总纲”、“文原论”、“文学原理”、“写作原理”。刘勰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实际上是他提出的指导写作走向正规的总原则。具体是指《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而归根结底，《宗经》是关键，旨在阐明“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文”亦产生于“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所以要写好文章必须“体乎经”。为文能取法于圣人之经典，才能取得“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的思想和艺术效果。《正纬》、《辨骚》两篇，意在从形式方面说明纬书和楚辞的某些内容，虽然与经悖谬或异乎经典，但它们“事丰奇伟”,“惊采绝艳”,“有助文章”，写作时也应当吸取、借鉴。概括起来说，刘勰指导写作的总原则可以约之为“倚雅颂”、“驭楚篇”两个方面，即倚靠经典著作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来提高写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论文叙笔”部分，包括《明诗》（第六）至《书记》（第二十五），共二十篇。今之学者分别称之为“文体论”、“文类论”、“体裁论”、“文体写作论”或“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刘勰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这是讲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写作，大体上计约论述了三十多种体裁的文章，既有文学作品，又有一般实用性文章和宫廷、衙府的专用文书。它虽然条分缕析，依次叙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解释了其名称内涵和性质，评述了有代表性的例文，但“结穴”是“敷理以举统”，即提出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和基本要求。“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三项，虽各有其在文体发展史和诗文批评、鉴赏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论文叙笔”部分，它们都是为“敷理以举统”服务的。刘勰视之甚重，把它们归入“纲领”部分，称为“大体”、“大要”、“纲领之要”。如今文体论中的多数文体已经消亡了，但它们仍有“名亡理存”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慎辨去取。
“剖情析采”部分，包括《神思》（第二十六）至《序志》（第五十），共二十五篇。今之研究者则又桉刘勰叙说之层次，将它们“一分为二”。前者分别被称为“创作论”、“文术论”或“写作方法统论”、“综合写作论”；后者分别被称为“批评论”、"鉴赏论”、“文评论”或“文学评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刘勰说：“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搞《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恪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其中，从《神思》（第二十六）至《总术》（第四十四）共十九篇，是综合”论文叙笔”中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和写作要领，通论文章的写作过程、写作原理和写作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写作构思和风格基调问题；二是论文章的体制构成和布局谋篇问题；三是论练字、修辞、造句和各种写作技法。最后再以《总术》篇作结，强调“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倡导“执术驭篇”，反对“弃术任心”，翔实地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写作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心和主旨是十分明确的。从《时序》（第四十五）至《程器》（第四十九）五篇，则是基于刘勰在为文、治学中所产生的感慨，对此前所论内容的一些补充，分别论述了从事写作还应考虑到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即写作与时代、写作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作者的才识与品德修养，以及诗文批评与鉴赏的态度和方法。这些问题对诗文写作和批评，也都很重要，但它们却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中心。有学者不把它们单独当作所谓的“批评论”、“鉴赏论”与“创作论”并列，而称之为“杂论”、“附论”、“余论”、“补论”，似乎更为贴切。《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是刘勰的“长怀《序志》”，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已如上述，可以作为进入《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宏伟门庭的钥匙和向导。
值得注意的是“剖情析采”各篇所论，均被刘勰作为他所强调的“大体”中的具体组成部分，称之为“毛目”；而其中有些篇章和部分，却又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如诗文的起源，诗文作者的个性与风格，诗文的情思内容与文采形式，诗文写作中的继承借鉴与革新创造，诗文写作中的灵感、想象与形象思维，诗文写作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教化，以及诗文嫂变的历史过程等等，并且足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有学者认为，它“和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内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了今天的文艺理论所讨论的问题”，视之为《文心雕龙》全书中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与刘勰的“初心”并不能完全“合卯”，但也无损于《文心雕龙》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即多有学者着意于现代文艺理论批评与《文心雕龙》相契合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广有影响的通说了。原《文心雕龙》学会会长王运熙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探索》一书中曾说：“《文心雕龙》原来的核心何在，重点何在，与我们今天认为此书的价值何在，精华何在，二者不是一回事，应当区别开来。”这是非常符合《文心雕龙》研究实际的。
综上所述，从《序志》篇所论述的《文心雕龙》的写作宗旨、写作动因和目的，以及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来看，亦即从其内在的、固有的本体性质来看，它名副其实，“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詹镁《文心雕龙义证》）。研究者分别称之为“作文指导”、“文章作法精义”、“文章学著作”、“写作学著作”或“典型的写作理论著作”。这种观点，自隋唐以降一脉相承，历代学者多把它作为“文章作法”加以传播鉴用，誉之为“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明代张之象语）；“辞人之圭桌，作者之上驷”（清代谭献《复堂日记》引蒋君生语）。而从其所论述的相关内容、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及其影响来看，它又是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专著”（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条理绵密的文学批评之伟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判史》），亦曾被誉之为“文学批评界唯一的大法典”（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述两种观点，各有自己的研究角度，理应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事实上，王运熙、张少康等诸多学者，已在各自的论著中，把两者相提并论，使之殊途同归了。随着《文心雕龙》现代研究的发展，它还逐渐显示了在经学、史学、哲学、美学、修辞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有学者说它是“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王更生语）；“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周扬语），亦均言之有理。
“诗品出自人品”。没有刘勰，自然就没有《文心雕龙》。《梁书》、《南史》均有《刘勰传》，乃是研究刘勰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惜其史笔简要，语焉不详。老一辈“龙学”大家，如范文澜、杨明照等，虽曾多方涉猎，相互参证，使之眉目渐清，但亦屡有歧见。后之研究者多综合各家之说，概言其要，或世酌献替，存疑再考。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菩县，即今山东菩县；世居京口，即今江苏镇江。他的祖父刘灵真，系刘宋王朝的司空刘秀之的弟弟；他的父亲刘尚则是职级不高的武官越骑校尉。关于其家世史无其他记载。
刘勰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初年(465--467)，卒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前后。总其历程，可分四个阶段：
一、少年苦读。从出生到入定林寺，历时约二十余年。刘勰少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二十岁左右，又遭母丧，孤寂无依，萧索度日。以家贫而不婚娶。但他“笃志好学”，自七岁起，即怀有美好的僮憬，执著地追求树德建言、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准备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为母守丧三年后，进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以借助佛门优势，求得发展。桉他的年龄和前后情况推论，此时他已接受了较高层次的家庭教育或塾师教育，有了较为良好的文化基础了。
二、佛门试功。从进入定林寺到《文心雕龙》问世，历时十五年左右。定林寺是佛教名刹，高僧云集，藏书甚丰，在帝王倡导“敬佛”的世风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这里，刘勰作为佛教大师僧祐的助手，整理校订经卷，得以潜心攻读，遍览诸子百家之书；“积十余年”，达到了“博通经论”、“长于佛理”的程度，进而“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完成了大丛书佛教经论的编定，经僧祐审阅，成为定林寺的传世经藏。这是一项巨大的宗教文化工程，表现了青年刘勰卓越的才识、学养和功力。
刘勰在僧祐主持下编定佛经的过程，必然会深受其浸润和陶染。但他没有遁入空门，也没有改变他潜隐心头的儒家伦理观念。大约在他编定佛教经藏之后不久，他即怀着“师乎圣”、“体乎经”的虔诚愿望，“殍心滓虑”地完成了空前的文论伟著《文心雕龙》。应当说，它的学术品位是很高的，现实针对性也是很强的，但却“未为时流所称”。刘勰“自重其文”，想方设法“取定”于官高位显又是文坛领袖的沈约。他乔装卖书商贩，拦阻沈约出行的车驾，呈上书卷，申明原委，沈约遂“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由此，《文心雕龙》始得为世人所知、刘勰也借此有了离寺出仕的“晋身之阶”。
三、出仕从政。从“起家奉朝请”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历时约十六七年。《文心雕龙》被沈约“大重之”。不久，刘勰即受命担任奉朝请，获得了一个没有实缺的虚衔小官，开始走上了仕途。此后，历任南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之弟、中军将军、临川王萧绩和梁武帝的第四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宏的记室，掌文书；继又兼任梁武帝长子、昭明大子萧统的东官通事舍人，管章奏；再迁步兵校尉，执掌宫廷卫戍。皇室王府中的这般职位，多涉枢要，名声显赫，萧氏帝王两代对刘勰亦颇为器重，每有引用和升迁。昭明太子好文学，允以为知音，“深爱接之”。但作为幕僚、侍从人员，刘勰的渊博学养和深厚造诣，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当时门阀森严的环境中．他仍然只能是一介“位卑多诮”的“文士”。其间，刘勰曾转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管理仓廪。又转任“太末令”,即浙江龙游县的县令，且“政有清绩”，但他在仕途上未能得到持续发展，又回到帝王身边去了。
《梁书·刘勰传》载，“簇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颌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虽已散失，但仍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刻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以及一些有关名僧碑志和经藏序录的题名和片断，散见于史传之中。可以想见，刘勰虽身在王府衙署，力图”达于政事”,“匡世济民”，但他没有割舍与佛家的不解之缘。此时，他还未曾皈依佛门，剃度为僧，却已经是一位备受尊崇、广有声望的佛学名家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由，既崇儒又敬佛，以儒教为国教的梁武帝，在高僧僧祐逝世后，才“有敕”让他再入定林寺，协助慧震沙门去撰经。这就是南梁王朝所给予刘勰的最高“礼遇”了。
四、燔发出家。从奉敕再入定林寺到“未期而卒”，历时约十有余年。定林寺的经藏，本已由僧祐和刘勰编定完毕，惟此后二十余年间，僧祐又收集到了许多经卷，而未及整理，梁武帝至为关注。刘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正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承继僧祐的未竟之业，这又是一项巨大的需要时间、学养和功力的宗教文化工程。及至“证功”完毕，刘勰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回眸来路，竟只子然一身。名僧僧祐以七十四岁高龄圆寂了，大子萧统则以三十一岁的黄金年华匆匆“归位”，曾经“垂梦”给他的“大哉圣人”，又在哪里呢？刘勰是心有灵犀的，精深微妙的佛经终于沁入了他的灵魂，遂使他毅然“先蟠鬓发以自誓”,“启求出家”了。而痴迷于佛的梁武帝竟慨然“敕许之”，让为萧氏王朝奉献了毕生才智的刘勰“于寺变服”,“改名慧地”，叶落归根了。不到一年，刘勰就去世了。
综上所述，刘勰在儒佛两家“异经同归”、"殊教和契”的境遇中，度过了他追求、奉献的一生。他借重于“佛”，却不弃“儒”；他跻身于“儒”,也不离“佛”；直到他晚年出世归隐，还要桉照儒家崇尚的“君臣所以炳焕”之礼，祈请皇帝恩准。他因应时序和世情的制约，采取了“惟务折衷”的态度，集佛儒于一身，有时还兼容了道家与玄学的某些观念，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中既有许多源于历史和现实的朴素的辩证因素，对他的文论著作起着主导、支配的作用；又有某些历史身世的局限与偏见，影响着他对宇宙本体和社会人生的认识，这就需要今之研究者审慎地予以辨析和清理了。
漫长的岁月，执著的追求，未能使刘勰实现“纬军国”、“任栋梁”的政治抱负，却使他表现出了足以“为世楷式”的人品和文品，留下了光耀千秋的文化遗产。今之研究者誉之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学思想家、文章学家、写作理论家；扩而言之，又誉之为伟大的经学家、史学家、汉学家，乃至中华传统文化大师，这些称誉对于刘勰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