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明诗》篇是“论文叙笔“中的第一篇，主要论述对象是四言诗和五言诗，而不涉楚辞、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从诗歌写作指导角度讲，它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关千诗歌的本质特征。刘勰继承前人的“诗言志，歌永言”之说，认为诗歌是“感物言志＂的，亦即表现在外物的触发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刘勰虽未直接提出“缘情”这一概念，但在具体论述中，却把它包括进去了。
第二，关于诗歌的审美和教育作用。刘勰秉奉兴、观、群、怨和美刺之说，一方面强调“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认为诗歌应该而且可以用“无邪＂的思想感情陶冶、端正人们的情思，使之具有雅正的道德观念和处世规范。另一方面他更为突出地主张诗歌要与“政序相参＂，发挥“顺美匡恶＂的作用。
第三，关于诗歌的基本格调。曹丕《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在《定势》篇中则说：＂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明诗》篇中所论的四言诗，是《诗经》的“正体”,故刘勰说它以“雅润为本”；而五言诗是稍后于“四言正体”衍变而成的，故刘勰称之为“流调”，以“清丽居宗＂。这些说法虽略有异曲，但指的都是诗歌这一文体所共有的基本格调，而不是建筑在诗人个性基础上的独特风格。刘勰非常重视这种属于某一特定文体共有的基本格调，认为它是为文之“大体”、“大要＂的组成部分，忽略了它，就会“失体成怪”。因而他特撰《定势》篇，强调要确定文体的基本格调。但他也并不因此把这种基本格调视为一成不变的模式，明确指出在创作实践中，它受着诗人个性特点的制约。
第四，关于诗歌的文采。刘勰论文非常重视文采，认为文章和作品具有文采，理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悖违的“神理之数”。但创作实践中文采的运用和表现，又是有原则和限度的。刘勰在《明诗》篇中对其文采的论述，是褒贬适度，惟务折中的，与其反对“饰羽尚画”、“文绣磐蜕＂的意旨，也是一致的。
综观《明诗》全篇，它以“敷理以举统”为旨归，阐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以及其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相应地评论了历代诗人和作品，大致上形成了诗歌发展史纲的架构，既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了前人，又为后人对诗歌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借鉴。在龙学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在‘选文以定篇’方面，刘氏‘选’得不够准确，评得有时也不够明确”。验之以史实，这是言之有理，不乏适例的。
《明诗》篇里有一个值得辨析的重要问题，即刘勰为什么说诗歌与“神理共契”？其因由和意义何在？《情采》篇认为文采形成的机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文，即青、黄、赤、白、黑五色；二是声文，即宫、商、角、徵、羽五音；三是情文，即喜、怒、欲、惧、忧五性。五色错杂调配就成为斑观的花纹；五音互相配合就产生了优雅的乐曲；五性抒发出来就成为优美的文章，这乃是一种神妙的自然而然的道理。《明诗》篇则认为人生来就有七种感情，有感于外物而抒发思想情感，没有不是自然而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把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的产生，都归结“自然之道”，有着较深层次的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意义。一是他要为自己的为文之说确定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道”是一种“神理”，既是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又高深莫测、神秘而不可悖违，只有圣人才能理解它、阐释它。因此，要征圣、宗经。这就使他的“言为文之用心”有了哲理的依据。古人著书立说，总是要首先解决“立论有据”这一根本问题的。二是刘勰主张写文章要有文采，讲究对偶、声律之美，而文采则是“与天地并生”的“神理”，为文不讲究文采，就是违背了“自然之道”。三是刘勰虽然重视文采，但他又反对矫揉造作雕饰过分，繁采而寡情。
但是，刘勰的诗歌与“神理共契”之说，是有其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的。一是他混淆了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把自然界的日月、山川、动物、植物所具有的形体、色彩以及与之相关的声音，称为“道之文”，把人们“感物吟志”所写出来的文章也称为“道之文”，认为它们都是自然形成的，显然这是不科学的。形式逻辑上似乎可以推论，但实质上却把概念偷换了。二是“神理”之说带有神秘莫测的迷信色彩。
【原文】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译文】
虞舜说：“诗是表达思想、愿望的，歌是拉长语言的音节，咏唱诗意的。”圣人的这种解析，把诗歌的含义说明了。所以说“思想、愿望蕴藏在心里的叫做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运用文辞表达思想、愿望，这就是诗的意义吧？诗，就是扶持、端正的意思，它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诗经》三百篇的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邪念”，用扶持、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诗歌的含义，是符合“无邪”之说的。
人有七种感情，因应外物触发而感动，有感于外物而抒发吟咏思想感情，没有不是自然而然的。从前葛天氏时的《玄鸟》就是一首有歌辞的乐曲；黄帝时的《云门》，按理也不会是没有歌辞的曲子。到了唐尧时代有《大唐》歌，虞舜也创作了《南风》诗，看这两首诗歌的文辞，都是质朴地把意思表达了出来。及至大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便受到了歌颂；而太康品德败坏，他的五个弟弟就都怨愤作歌予以讽刺劝戒，用诗歌来赞美好的纠正坏的，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从商朝到周代，《雅》和《颂》成熟完备起来，《诗经》的“四始”辉煌多彩，“六义”也已完美而深厚了。子夏能鉴赏“素以为绚”的寓意，子贡也领悟到“如琢如磨”的内涵，所以孔子赞扬他们二人，说可以和他们谈论《诗经》了。自周朝王室的德泽衰败枯竭之后，采集民间诗歌的官吏停止了活动，春秋时代的官员在列国外交场合，为了相互观察、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愿望，仍要朗诵《诗经》中的篇章，作为宾主互相酬答的礼仪，既使宾客感到荣宠，也显示出自身的文采。到了战国时的楚国，多有讽刺怨愤之情，于是便产生了《离骚》这样的讽刺之作。秦始皇虽焚毁了许多典籍，但也还是让人写出了《仙真人诗》。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最先是韦孟创作的，它含有匡正讽谏的意义，继承了周代诗人的轨辙。孝武帝爱好文学，曾召集群臣共作句句押韵的《柏梁诗》。而严忌、司马相如一班人，创作诗歌则没有什么定规。到汉成帝时品评辑录当时的诗歌，共有三百多首，把朝廷文人之作和各地的民间歌谣，都收集齐全了。但在这些前人遗留下的诗作中，却没有五言诗歌，因而李陵和班婕妤的五言诗就让后人怀疑了。考察《诗经》中的《召南·行露》篇，可知已开始有了半章的五言诗；儿童唱的《沧浪歌》则全首都是五言的；优施的五言《暇豫》歌，早在春秋时就出现了；而孩子们唱的《邪径谣》，则近在汉成帝时产生。经过不同时代的验证，五言诗体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还有优美的《古诗》佳作，有人说是枚叔写的，而其中的《孤竹》篇，又有人说是傅毅的作品。比较它们的文采加以推论，或许都是两汉时的作品吧？看这些作品的风格和抒写方式，质朴而不粗野，曲折细致地描绘景物，真切地抒发怊怅之情，确实可谓五言诗中的杰作。说到张衡的《怨诗》，那也是清丽典雅，可供品味的；而他的《仙诗》、《缓歌》，典雅而又有新意。
到了建安时代初期，五言诗蓬勃发展。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放开缰绳有节奏地驰骋于诗坛；王粲、徐幹、应玚、刘桢，也跟在诗歌创作的大路上竞相追逐。都喜爱清风明月，游赏清池幽苑，叙写恩宠荣耀，描述宴饮之乐，慷慨激昂地任意抒发志气，坦白直率地充分发挥才情。抒发情怀叙述事理，不追求细密的技巧，运用文辞描绘形貌，则以清楚明白为能事：这些就是他们共同的特色。到正始年间推崇道家思想，诗歌中混杂着出世求仙之心；何晏等人，大都写的是浮泛浅薄之作。只有嵇康情志清高峻拔，阮籍的立意深邃遥远，所以才能突出地标举出来。至于应璩的《百一》诗，能够卓然挺立而无所畏惧，文辞奇异而意旨纯正，也是魏代传流下来的耿直诗风。
晋代的诸多才士，渐趋走向轻浮绮丽之途。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在创作的道路上并肩竞进，文采比正始时繁富，风力比建安时柔弱；或以讲究文辞的骈偶华美为精妙，或以追求音韵的流畅而自赏：这就是此时的大概情况。东晋的诗歌创作，沉溺在老庄玄学的风气之中，嘲笑入世从政的抱负，崇尚忘掉世事的清谈。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作，虽各有雕饰的文采，而诗的旨趣却都是谈玄说理的，没有别的诗作和它们竞争高低。所以郭璞的《游仙诗》，就显得突出而成为当时的佳作了。南朝宋代之初的诗歌，体势和格调有所继承和变革，清谈老庄之学的玄言诗退出了文坛，而山水诗开始发展起来；它讲究全诗的骈俪对偶，追求每一句诗的独特价值，内容上必定竭尽摹写景物形貌之能事，文辞上则要全力使之出新，这就是近世诗人们竞相追求的东西。
因此综观各代诗歌，即可看出文情变化的规律；归纳列举出它们的异同，诗歌创作的原则和要领也就明白了。说到四言诗的正统体制，是以典雅温润为其根本，五言诗流变的基本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其主宗；华丽与朴实有着不同的作用，全靠诗人的才情来决定。所以张衡获得了它的雅正，嵇康含纳了它的温润，张华凝聚了它的清新，张协发扬了它的华丽；而兼备雅润清丽之美的则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然而诗歌有其特定的体裁格式，人们的思想感情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只能随着各人的情性选择适合自己天分的体势和格调，很少有能够全面通晓各种诗歌之美的。如果能够深刻认识诗歌创作的困难，那创作中就会有顺利之机迎面而来；而忽视困难把它看得很容易，那创作中的困难也就接踵而至了。至于三言、六言、杂言三种诗体，也都是源于《诗经》；离合诗的兴起，萌发于预言吉凶祸福的“图谶”；回文诗的产生，始于一个名字叫做道原的人；用一个韵的联句诗，则是《柏梁诗》传下来的体制。这些诗体纵然大小不同，而其所表现的诗歌创作的情理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包括在诗歌范围之内，所以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综括而言：人生来就赋有情志，是诗歌所包含的内容。诗歌产生在三皇时代，其风韵流播在“二南”地区。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神理”相契合，并参与政教秩序之中。精美的诗歌日益繁富，千秋万代的人都沉浸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