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诠赋》篇是一篇关于赋体的专论，它解释赋的名称，追溯赋的源流，评论赋家和赋作，概括赋的写作要领和方法，论述是全面、系统的。但其中所涉及的＂赋＂，作为一个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们彼此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第一种含义，是指《诗经》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刘勰所谓“｀赋＇者，｀铺＇也＂，即取此意。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赋“，与作为一种表现手法的＂赋“，虽然有所不同，但作为文体的“赋”中确实采用了＂｀赋＇者，｀铺＇也”的表现手法。由此刘勰认为赋“受命千《诗》人“，乃“古诗之流也”。这既把作为文体的＂赋“与作为表现手法的“斌”联系了起来，也为赋这种文体的产生找到了源自经典的根据。“斌”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一种创作活动，其中可以包括作为文体的“赋”的创作，但不是专指作为文体的“斌”。“斌”的第三种含义，是指借朗诵诗章来表达情志和意向的一种方式。刘勰在《诠赋》篇中虽然涉及上面的三种含义，但都不是该篇的主旨。刘勰所论之“赋“，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综观《诠赋》全篇，推敲其内容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它是有局限、有疏失的。刘勰在理论上把问题阐发得相当全面，但在涉及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论时，却每有理论与实践脱节之处。刘勰在理论上强调赋作要“丽辞雅义，符采相胜＂，但在论及十位”辞赋之英杰”时，虽有一些符合实际的精要之见，但却较多地重视他们的“丽辞＂，而忽略了在“雅义方面的要求。如对被扬雄批评为＂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司马相如，刘勰只说他“繁类以成艳＂，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片面性的缺点。
【原文】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赞曰∶
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
【译文】
《诗经》中包括“六义”，居第二位的就是“赋”。所谓“赋”，则是铺陈的意思。铺陈辞采舒布文华，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古代召公说过：“官员们献诗，主管教化者献箴，盲人则朗诵官员们的献诗。”《毛传》中也说：“登高远望能赋诗的人，可以做大夫。”《诗序》把赋与比、兴都作为表现手法，同列为《诗经》的“六义”之中，《毛传》和《国语》则把赋视为一种与诗不同的文体，综观他们所论之旨意，实际上只是枝与干的区别。因此刘向明确地说：“不歌唱只朗诵的诗叫做赋。”班固则说：“赋乃是《诗经》的支流。”
至于郑庄公赋诵“大隧之中”，晋国大夫士蔿赋“狐裘尨茸”，皆由简短的韵语组成，词句都是自己创作的，虽然符合“赋”体，但还没有成熟。直到屈原创作了《离骚》，赋体才铺陈、舒展地描绘事物的声貌。由此可以说赋这种文体，是承继《诗经》而产生，受《楚辞》的影响而发展的。于是在荀况的《礼赋》、《智赋》和宋玉的《风赋》、《钓赋》出现之后，就授予以“赋”的名称，而与诗歌区别开来，使之由“六义”之一的从属地位，蔚然成为广有领域的一种独立文体了。于是以主客双方问答的方式作为赋的开头来引起下文，极力描绘事物的声音状貌充分显露其文采。这大概就是赋有别于诗的开始，也是为“赋”命名的初端。
秦代不重视文章，只有一些《杂赋》。汉代初期的辞赋作者，沿着赋的发展潮流进行创作。陆贾首先开端，贾谊继之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播扬了赋的创作风气，王褒和扬雄则推动了赋的创作趋势。枚皋、东方朔之后，对各种事物都用赋来加以描绘。汉宣帝时赋体作品已积累得很多了，到汉成帝时曾加以审阅和校订，进献给皇帝的赋即有千余篇。探讨赋的起源和演变，它确实是兴起于战国时的楚国而繁盛于汉代。
汉赋描绘京都宫殿、园林狩猎，叙述出征远行，抒写抱负和情思，都表现着国家和乡野的大事，崇尚重大而光耀的意义。这些赋既用“序言”开头，又用“乱辞”结尾。“序言”确立写作的起点，首先引出作赋的情事缘由；“乱辞”则梳理、总结全篇的内容，强化文章结尾的气势。考查《商颂·那》篇的最后一章，闵马父即称之为“乱”；由此可知殷人编辑《商颂》，楚人写作辞赋，都以“乱”作结。这都属于鸿篇巨制的大赋范围，是创作典雅作品的关键。至于描写草木禽兽和各种品物的赋，都要触物而发，起兴抒情，根据事物和情思的变化采用恰当的表现方式。比拟形容品物的状貌，语言要纤细精密；表现事物的内在意义，说理贵在从侧面比附。这又属于小赋的创作范围，是把小赋写得新奇巧妙的枢机所在。
观看荀况的作品多用谜语构成，对事物做自问自答式的回环描绘；宋玉出语铺张夸饰，实为赋作淫靡艳丽之始；枚乘的《菟园赋》，描述简要而又融合着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描绘了许多品物有鲜艳的文采；贾谊的《鸟赋》，善于辨析人情事理；王褒的《洞箫赋》，极写箫的声貌变化；班固的《两都赋》，既明丽绚烂又典雅翔赡；张衡的《二京赋》，挺拔刚健而宏伟富丽；扬雄的《甘泉赋》，凝聚着深沉瑰异的风力；王延寿的《灵光殿赋》，包含着飞扬生动的神态和气势。上列的十位赋家，都是辞赋创作中杰出之英才。王粲的文辞精细严密，作品的开头遒劲有力；徐幹渊博而宏通，他的作品中多有壮丽的文采；左思和潘岳，创作鸿篇大赋立下了功勋；陆机和成公绥，在流行的篇制方面取得了成绩；郭璞之作绮丽灵巧，寓理繁富而又宽舒；袁宏的赋简要概括而不乏情趣和韵味：他们也都是魏晋时期第一流的辞赋家。
追溯“登高能赋”的原意，在于说明登临高处观察景物就会使内心的情感受到触发。由于内心的情感是因外物触发而兴起，所以赋的内容必定要清明雅正；景物是人们带着感情来观察的，因而赋的文辞一定要巧妙华丽。有了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作品就会像玉石的质地与它的花纹那样相称。又如同品评丝绸上的红色和紫色，着染绘画上的赤黑色和黄色；虽然五彩缤纷却有它的质地，颜色杂糅相混，却有它的本采，这就是写赋的根本原则。然而那些只追求文辞华丽的人，轻蔑、抛弃作赋的根本原则，他们虽然读了许多赋，但对作赋的旨要却愈来愈迷惑。结果就像繁密的花朵损伤了枝条，过于肥胖有害于骨骼那样；既无助于教化的正轨，对讽劝也没有益处。这就是扬雄之所以后悔学习写赋，并把它视为雕虫小技的原因；他讥讽写没有意义的赋，就像织薄如轻雾的皱纱，不仅没有实用还伤害了女工。
综括而言：赋从《诗经》发展而来，分成了不同的支派。它描绘事物的状貌，文采蔚然像是雕刻和绘画。被抑止停滞的事理一定要加以发扬，内容宽广而不受阻碍。文风要趋向于雅丽的准则，剪掉虚浮芜杂的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