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铭箴》篇在写法上，较文体论中的其他篇章有所变化。它先分别地写铭、箴的内涵与流变，评述历代有关铭文与箴辞写作的得失，然后又把它们综合起来，比较其异同，阐明这两种文体的写作要领。
关于箴，刘勰认为，箴是一种“攻疾防患＂的文体，可以比喻为给人治病的针石。它既可以＂讽君＂，也可以“训民”。对千箴文写作中的缺陷，刘勰也有所批评，联系各体文章的写作买际考虑，其批评意见也多有可资借鉴之益。
陆机在《文赋》中，曾论及铭与策的基本格调：＂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后来李善又注释说：“博约，谓事博文约也。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刘勰继承陆机之说，并有所发展，提出了铭与贼的写作要领：一、铭与箴这两种文体都具有“警戒作用，可以“攻疾防患＂。二、阐明完全用于“御过＂的箴文，其内容与文辞都必须准确、切实。三、铭文兼有＂褒赞＂的作用，所以它的内容要弘博宽厚，文辞要温良润泽，显现出作者高尚的品德修养，这可谓儒家“温柔敦厚”之说的一个具体反映。四、综合提出铭与箴在“取事”和“搞文”方面的共同要求，即取事必须经过审核，辨明其真伪，不使怪诞、虚浮、浅薄、粗俗之事入文；＂搞文”则必须简明而深刻，富有给人以警示和启发的寓意，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联想。
【原文】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赞曰∶
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
秉兹贞厉，警乎立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译文】
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和几案上刻上铭文以纠正自己的过失，夏禹在乐器架上刻上铭文来招纳规谏之言；商汤的盘盂上，刻有“日新”的规戒；周武王的门户和席第四端，则题写着必须警戒的教训。周公借金人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孔子看到了“欹器”便肃然而改变了脸色；由此可见先王圣贤们注重鉴戒之言，由来已经很久了。所以说，铭就是一种名称。观察认识器物必定要端正其名称，而辨正它的名称，判明它的作用，关键在于要有敬慎的品德。
臧武仲曾经论铭，他说：“对天子要铭刻他的美德，对诸侯要记载他的功绩，对大夫要称颂他的征伐之劳。”夏禹将九州牧进贡的金属铸成九鼎，周朝在肃慎氏敬献的楛木箭上刻雕铭文，这就是铭刻天子美德的事例；吕望在昆吾铸造的铜版上镌刻功业，仲山在记功的铜器上刻镂勋绩，这就是记载诸侯功绩的含义；魏颗的功勋纪刻在晋景公的钟上，孔悝的勤劳铸印在魏国的鼎上，这就是表彰大夫征伐之劳的内涵。至于飞廉预先就获得石椁的赐予，卫灵公早就得到死后的“夺里”谥号，而铭文却是在深埋地下的石椁上发现的，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赵武灵王在番吾山上刻留自己的游踪，秦昭王在华山上镌刻下棋游戏之事，用这些夸张荒诞的东西以示后人，也实在是太可笑了！详细考察上述的诸多事例，铭文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至于秦始皇在山岳上雕刻的铭文，他的统治暴虐而文辞颇为光泽，也有通顺畅达之美。至若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文都写得有生气而美盛。蔡邕精思于铭文，可谓古今第一；他赞美桥玄的《黄钺铭》，可谓为文用思的典范；但他歌颂朱穆的《鼎铭》，却完全写成了散体碑文，陷入了自己创作的特长和优势之中。至于像冯衍写的关于各种杂器的铭文，以周武王所作之铭为准则和范式，但其内容与器物不相符合，详略也不适中。崔骃品评器物的铭文，赞美得多而鉴戒之意少；李尤的诸多铭文，则内容简单文辞琐碎。他把作为神灵之物的蓍草龟甲，置于作为游戏之具的“博弈”之下；把作为重要衡量器具的秤和斛，放在杵臼的后边，连器物的名称品位都未及考虑，还怎么能来谈事物的意义呢！魏文帝曹丕写九种宝物的铭文，其中的刀剑是锋利的，而文辞却显得滞钝。惟独张载的《剑阁铭》，表现了作者辞采清丽的文才，犹如骏马驰骋，后来居上，把它刻在岷山、汉水之间的剑阁山上，是很恰当的。
所谓箴，就是针刺的意思。用以针砭过失防止弊病，这是用针石可以治病来作比喻的一种说法。这种文体的兴起，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商两代的箴文，还留存着一些残余的句子。周朝的辛甲，让百官都写箴文针砭过失，惟独《虞人之箴》这一篇，体式和内容都是完备的。到了春秋时代，箴体衰微但并未断绝。因而魏绛用“后羿”之事来讽劝君王，楚庄王用“在勤”之说来训教百姓。战国以来，抛弃道德追务功名，铭文代之而兴盛起来，箴文则萎缩得近乎绝迹了。到了扬雄稽查古代文章，开始模拟《虞箴》写出了卿、尹、州牧等官箴二十五篇。后来崔骃父子和胡广等人又加以补写，合起来称为《百官箴》，根据他们的职位配以相应的箴戒之事，犹如装饰在衣带上的镜子有可靠的借鉴作用，可以说是追随着古人的清雅风尚，效法辛甲的后起之秀了。
至于潘勖的《符节箴》，扼要而有失于浅薄；温峤的《侍臣箴》，广博而又有繁杂之弊；王济的《国子箴》，征引多而事义少；潘尼的《乘舆箴》，则内容正确而体式杂乱。举凡这些后继之作，很少能够恰当而适中的。至于王朗的《杂箴》，竟然写了《巾箴》和《履箴》，虽能得以表现规戒谨慎之意，但施用在巾履上却不恰当。看这些文章文辞简练意义扼要，并且效仿了周武王之作，但只讲些水火井灶之类的东西，文辞繁多无度，这就偏离了写箴文的目的和意义了。
箴是对君王、官员进行讽诵的，铭则是题刻在器物上的，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虽不一样，但警戒作用实际上是相同的。箴完全是为了防止过失，所以要借重于文辞的准确切实；铭兼有褒扬赞颂的内容和作用，所以它的体制风格以弘博温润为贵。它们选取的事物必须核实辨明，它们使用的文辞也必须简明深刻，这是撰写铭箴这两种文体的基本要求。但是敢于直言的道德风气已不再流行，在器物上雕刻铭文以记功的制度也久已沦丧，因而铭文和箴文的用处就少了，对后代的影响不大。只是执笔为文的志士仁人，应当酌取铭文和箴文的远大作用。
综括而言：铭实际上是器物的表记，箴则是品德的轨范。牢记铭箴之言作为鉴戒，而不要以水为镜只照出自己的形貌。要用这种纯真正直的勉励，审慎地警戒自己的言行。义理典雅影响就弘大，文辞简约才可谓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