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杂文》篇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不像《明诗》、《诠赋》、《乐府》等篇一体一篇，也不像《论说》、《章表》、《奏启》等篇两体一篇，而是多体一篇。杂，纷杂、众多之意。文，即文章。按文笔分类说，它类属于“有韵之文”。而所谓“杂文”，乃是一个包容着多种文体的带综合性的名称。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杂文有联系，但具体内涵不同。
《杂文》篇主要论述了“对问”、“七”和“连珠”三种文体，它们是同中有异，相互交叉的。主要表现为：一、“对问”与“七”比较，两者大都是客人与主人的对l司，都尽力描绘声貌，但“对问”中并不都包括着七项内容。二、“对问”、“七”与“连珠”比较，三者都要尽力描绘声貌，但“连珠”体制较小，也并非主客对问。三、“连珠”是把“碎文琐语”连缀在一起，使之“辞如贯珠”、“磊磊自转”。“对问”与“七”，虽也要“藻溢千辞”，多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之巧，却并非都必有“欲穿明珠”之妙。
《杂文》篇在阐明了“对问”这种文体始于宋玉的《对楚王问》之后，相继对东方朔、扬雄、班固、崔驸、张衡、崔宴、郭璞、蔡邕以及曹植、庾数等人的“对问”之作，做了评论，有褒有贬。
刘勰对“连珠”的创作，除肯定了扬雄的始创之功和陆机之作的特色之外，主要是批评杜笃、贾逵、刘珍、、潘励等人“欲穿明珠”，却“多贯鱼目”，指贵他们是“寿陵葡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暨”。从这一反一正的臧否中，可以看出刘勰虽然不排斥后人对前贤的“祖述”、“继踵”，这是由他的宗经思想决定了的，但他更重视“始造”和“独拨”。《通变》篇对此做了集中而又具有辩证色彩的论述，鲜明地提出了“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主张。这在《杂文》篇所论的“连珠”中，也有所反映。“连珠”体“文小易周，思闲可赡”。对如何写作“连珠”，刘勰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义明，即要把情理明晰地表达出来。二是辞净，即文辞要简洁明净，使之与文体内容相适应。三是事圆，即用事要准确，比喻要恰当，叙事要圆通，无瑕疵和疏漏。四是音泽，即要讲究声韵的和谐之美，使之如磊磊明珠，圆转流动。联系创作实践考虑，这几点要求对古今各种文体的写作，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指导意义，而绝非“连珠“一体所专有。
《杂文》篇研究中的主要疑点，是它的类属问题。由于《文心雕龙》有关篇章中所言及的“文”与“笔”，也并非都具有明确的文体分类的特定意义，它往往是泛指的，在许多情况下是同义互用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的文体，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范围之广，都是超越前人的，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而他对几乎被“网罗无遗”的众多文体的类分，也是匠心独具的。他虽然“隐区文笔二体”，但并未把所有文体都类属于“文笔二体”之中。《杂文》篇以及《谐潞》篇之成为专论，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刘勰把《杂文》以及《谐愧》两篇，置于“有韵之文”之后“和无韵之笔”之前的“中间地带”，是有意而为之的。刘勰在宗经思想的指导下，没有拘围于“文笔分类”，将被他视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的“杂文”等体，单列成篇，而不计其或“文”或“笔”。由此可见，范文澜“文笔杂”之见，是妙识文理，深得刘勰“为文之用心”的。
【原文】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及枚乘攡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也。
赞曰∶
伟矣前修，学坚才饱。负文馀力，飞靡弄巧。
枝辞攒映，嚖若参昴。慕颦之心，于焉只搅。
【译文】
智慧聪敏的学者，渊博典雅的文人，言辞洋溢着文采，论辩饱含着气势。能够全面掌握写作要领，所以有日新月异的独特创造。宋玉富有才学，世俗对他也有所不满，他首先写了一篇《对楚王问》，用以表白自己的志向，纵情抒发自己广阔的胸怀，确实是气势支配着文辞。及至枚乘施展自己的文采，第一个创作了《七发》之篇，华美繁富的辞采像彩云聚集在一起，艳丽夸张的描绘犹如天风骤起。这是因为它们都是从七窍中发出的爱好和欲望，文章开始有不正当的念头，最后又转而归结到雅正，其目的是要告诫富贵人家的子弟。扬雄在藏书的文阁中钻研思考，学业精深综合弥纶，把零碎琐屑的语句，创制为《连珠》之体，它的文辞简短却明朗而又圆润。举凡这三种文体，都是文章的分支别派，闲暇时用来消遣的微末之作。
自《对问》首创之后，东方朔仿效并扩展了它，起名为《答客难》。借用古事来慰藉自己的心情，条理分明而又善于辨析。扬雄的《解嘲》，夹杂着诙谐和嘲戏，反复为自己辩释，也有精妙之工。班固的《答宾戏》，含有华丽美好的文采；崔骃的《达旨》，流露着典雅的格调；张衡的《应间》，精密而又雅致；崔寔的《答讥》，文辞整饬而略显质朴；蔡邕的《释诲》，寓有深思而文采辉耀；郭璞的《客傲》，情思鲜明而辞采繁富；上述作者虽相互仿效，但都是写作的高手。至于陈思王曹植的《辩问》，文辞高雅而疏于说理；庾敳的《客咨》，内容丰富而文辞憔悴。这样的作品相当多，就没有什么可以取资的了。追溯“对问”这种文体的创立，乃是为了抒发作者内心的郁结和愤懑，借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心情。或遭受挫折而借高尚道德以自赏，或境域不佳乃凭心情安适以自慰，文章的思想内容都像渊潭山岳一样深广崇高，作品文采都如同麒麟凤凰一般鲜艳华美，这就是写作“对问”的要领。
自从《七发》问世以后，仿效的作者接踵而至。看枚乘的首出之作，确实是超群出众而又奇伟瑰丽。及至傅毅的《七激》，它融会了清新简要的优点；崔骃的《七依》，可谓具有广博雅正的精妙；张衡的《七辩》，辞采的联结绵密而靡丽；马融的《七厉》，立意清纯而雅正；曹植的《七启》，以宏伟壮丽取胜；王粲的《七释》，致力于事理的辨析。从桓麟的《七说》以后，到左思的《七讽》之前，枝附影从的仿作者，还有十余家，他们的作品，有的是文辞华丽而有违于义理，有的内容精粹而文辞杂乱。看这些作品的大致趋向，不外乎放言宫殿馆阁，夸说郊野狩猎，尽述瑰丽的服装和奇特的美食，极写诱惑媚人的音乐和美女，酣畅的情意摇撼了人们的心灵，艳丽的文辞浸入了人们的魂魄，虽然是以淫侈的描绘开始，最后却能回归雅正以结束，这些作品讽谏之旨少而劝诱奢华之意多，发展下去就难以回归正道了。正如扬雄所说：“先发出郑国、卫国的放荡之音，到曲调终结时演奏雅乐。”只有《七厉》叙写先贤，而回归于儒家之道，虽然文辞并不出类拔萃，而内容确实是卓越的。
自从写出《连珠》以后，仿拟的人间或出现。杜笃、贾逵之流，刘珍、潘勖之辈，都想创作穿珠般的作品，但连缀起来的却是“鱼目”。就像寿陵的少年学习邯郸人走路，只好爬着回来；又如同西施之邻的丑女，学西施捧着心口的姿态，却与西施皱眉之美毫不相关。只有陆机精心创作的《演连珠》，内容新颖文辞明快，而章节的裁制和辞语的安排，也比前人之作宽广了，这岂不是仿慕仙人朱仲以四寸之珠为耳环的办法吗？文体短小易于写得周密，思考优柔就能够写得翔赡。充分地把义理表述清楚而文辞又简洁明净，叙事圆通而音韵和谐，像汇聚在一起的珍珠自然滚动，那就可以称为“连珠”了。
详细地考察汉朝以来的杂文，名称品类很多，有的叫典、诰、誓、问，有的叫览、略、篇、章，有的叫曲、操、弄、引，还有的叫吟、讽、谣、咏，综合它们的名称，都可以归入杂文范围之内。鉴别区分它们的含义，可以把它们分别归入不同的领域加以讨论。同类相聚条理贯通，所以就不再详述了。
综括而言：伟大的前贤，学问坚实才力充沛。他们以写作的优余精力，挥洒华辞丽句运用精妙的技巧。像繁茂的树枝相互掩映，像晶亮的星辰竞放光芒。而那些“效颦”的“里丑”，只能使文心受到搅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