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谐谟》篇所论之谐辞和谡言，多属民间俚俗之作，刘勰认为它“本体不雅，其流易弊",“譬九流之有小说”，把它排列于“有韵之文”之末，可见其文体地位之卑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勰鄙弃这种文体，他不仅专篇予以论述，而且借以阐明了一些重要的文体写作理论问题，事实上是提高了谐谗文体的地位。
刘勰用“内怨为徘”四个字，来概括谐辞和谗言的起因，是非常精当的。人们的内心产生了“怨怒之情”，可以为诗、为赋、为骚、为乐府，为什么还要“为徘”呢？刘勰在具体论述中，提出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君王昏暴，谏者不得直言；二是情势危急，不能直陈其事；三是君臣百姓均有“悦笑”之需。总之，谐辞谗语之作，也是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适应着社会生活的需要，影响着社会生活。
谐辞与谏言．都可谓寓庄千谐的文体，兼有讽谏性和娱乐性。但刘勰更为重视谐辞隐言在政治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而对它们的美惑愉悦作用，有所轻忽。
《谐谟》篇最主要的疑点是该篇的类属问题。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列表，将《谐谟》篇与《杂文》篇归入“文笔杂”类，以其“笔文杂用，故列在文笔二类之间”。他在《序志》篇中又进一步解释说：“论文叙笔，谓自《明诗》至《哀吊》，皆论有韵之文；《杂文》、《谐谡》二篇，或韵或不韵，故置于中；《史传》以下，则论无韵之笔。”
【原文】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曼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瑒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
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赞曰∶
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译文】
芮良夫的诗中说：“君王真是别具心肺肝肠，使得百姓终于迷狂。”心肠险恶如同山崖，要想堵住人们的议论就像要阻塞河流一样，人们的怨恨愤怒之情不同，嘲笑讽刺的言论也就没有规矩了。从前华元丢盔弃甲败逃回来，筑城的人就编“睅目”之歌来讽刺他；臧纥兵败丧师，老百姓便作“侏儒”之歌予以嘲讽，这都是嗤笑他们的形状相貌，把内心的怨愤化为嘲讽的戏言。还有“蚕蟹”的鄙俗谣谚，“狸首”的放诞之声，尚且可以用于针砭警戒，载入《礼记》典册。由此可知诙谐戏笑之言和隐含深意之语，也没有被抛弃。
谐的含义是说“皆”，它文辞浅显适合于世俗，大家都能因之而高兴喜笑。从前齐威王嗜好饮酒作乐，淳于髡便以“甘酒”之事谏勉他；楚襄王设宴集会，宋玉就作《登徒子好色赋》予以劝戒。它们都含有微妙含蓄的讽谏之意，是可资阅读借鉴的。到了优旃讽阻秦二世油漆城墙，优孟谏止楚庄王厚葬爱马，都是用诡异曲折的文辞和修饰假托的说法，来阻止君王的昏庸和暴虐。因之司马迁编《史记》，把它们写入《滑稽列传》之中，它们的文辞虽然回环曲折，用意却归于正途。但其文体实质不典雅，在流变中容易产生弊病。由此东方朔、枚皋，寄身朝廷混吃喝，无助于纠正时弊，而只能轻贱地诋毁戏弄和调笑。所以他们自认为是作赋，其实却扮演滑稽戏，以致被视为供人取乐的倡优，自己也有些后悔了。
至于魏文帝曹丕根据滑稽的笑话编写了《笑书》，薛综在宴会上即兴说嘲弄的笑话，虽然博得席宴上众人的掌声和欢笑，对于时事并没有好处。但是一些善于写文章的人，却不免为写谐辞枉费心机而走弯路。像潘岳的《丑妇》和束晰的《卖饼》等作品，明知其弊却还要仿效，这样的创作数以百计。魏晋时期盛行滑稽之谈，相互驱策煽动，以致有人嘲笑应玚的鼻子，好像“盗削卵”；把张华的形态，比喻为“握舂杵”。这些本是无聊的丑话，有损于德者之声誉，岂不是淹在水里的人还在傻笑，被缚的犯人还在疯唱吗？
所谓讔就是隐的意思。用掩遮隐蔽的言辞以暗示真正的含义，借诡异的比喻来代指具体事物。从前还无社向楚国军队求救，以“眢井”和“麦曲”做隐喻；申叔仪向鲁国军队借粮，相互以“佩玉”和“庚癸”为代号。伍举以大鸟为喻讥刺荆王，齐国门客用鱼海关系来讽谏薛公。庄姬借托无尾之龙启发君主应有后嗣，臧文仲在伪装的信中以羊裘为隐语做出了暗示。隐语的作用，广泛地记载于史书之中，其重要者可以振兴政务营卫自身，次要一点的也有助于匡正错误和解除迷惑。隐语的用意多产生于权术的诡谲变化，机智地适应情势的紧迫需要，它与谐辞，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刘歆和班固的著作，都把它编录在杂赋的末尾。从前楚庄王和齐威王，生性爱好隐语，到了东方朔，尤其擅长对隐语的巧妙述说。但是爱用荒诞之辞诋毁嬉戏，无助于规劝和补救人们的过失。
从魏代以来，人们对倡优多有非议，文人大夫们的嘲戏隐语，演化成为谜语。所谓谜语，就是婉转变化其文辞，使人迷惑难解的作品。有的分解文字以成谜，有的描绘事物状貌让人猜想其名称，在细巧之处施展才思，借肤浅认识炫耀文辞，其内容应当婉转而正确，文辞应当含蓄而明显。荀子《蚕赋》一类的作品，已是产生谜语文体的先兆。到了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之时，他们所作的谜语简要而周密。高贵乡公曹髦的谜语，广泛列举各种事物，虽有细巧之功，而实际作用却有违远大目标。回顾古人所作的隐语，其内容遍及各种重要事物，岂止是像儿童们的戏耍，拍腿鼓掌地欢笑啊！然而文辞有了谐讔文体，犹如“九流”之外还有小说，它是被稗官采集来，用以扩大见闻的。如果没有节制地去仿效，那就成为淳于髡、东方朔的弟子，优旃、优孟的知交了。
综括而言：古代谐辞隐语，具有解救危机消除困乏的作用，即使有了丝麻，也不要抛弃菅蒯。只要合乎理义适机而用，是有助于讽谏劝戒的。如果只是戏谑取笑，那就有损于美德声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