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


【题解】 《史传》篇虽然分别为史与传释名,说“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则只是论述了作为古代史书主要表现形式的历史散文这一种文体。《史传》篇中所谓的“传”不是指后来的人物传记,而是指解释经典旨意的著作。孔子编修的《春秋》,被视之为经,而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以吏来解释《春秋》的,故简称为《左传》。刘勰把它比喻为“圣文之羽翻”,把解释经的“传”与“吏”结合了起来,成为《史传》篇的论述对象。

《史传》篇论及近二十位史家的著作,臧否褒贬,瑜瑕毕现。都从不同侧面表现着刘勰对史书应当怎样写和不应当怎样写的要求,反映着如何做人与为人的道理。

首先,刘勰反复强调史书写作的内容和意义。一是要“贯乎百氏,被之千载”,即把各家之论中的史实贯通起来,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过程,使之能够流传千秋百代,让后人“居今识古”。二是要“表征盛衰,殷鉴兴废”,即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盛衰和兴废,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为后世之借鉴。三是“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这就是要使史书能够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服务了。

其次,刘勰强调吏书的写作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一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这是就史书的内容主旨及其文辞的选用而言的,目的是使吏书文质雅正、华实相扶。二是“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这是就吏书中“腾褒裁贬”而言的;目的是使吏书的写作能够像圣人那样,“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力求做到“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三是“诠评昭整,苛滥不作”,这是就史书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而言的,既要明晰、完整,又要防止过分的苛求和文辞的滥用。

第三,刘勰特别突出地强调史书的写作必须忠于史实,要克服各种困难,纠正各种偏向和弊端,做到“实录无隐”,“按实而书”。对此,刘勰从反面提出了一些值得庄意的现象。

【原文】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赞曰∶

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译文】

从开天辟地的蒙昧时代以来,岁月绵延久远而渺茫。生活在今天的人要认识古代社会,那就只能有赖于记载历史的书籍了!在轩辕黄帝时代,就有史官仓颉,主管用文字记载历史之事,可见记载历史的由来已很久远了。《曲礼》上说:“史官带着笔以记事。”而所谓史,就是使的意思。史官拿着笔侍从于君王身边,由君王让他们来记录。古时候,君主左边的史官专记言论,右边的史官则专记事件。记言的经典是《尚书》,记事的经典是《春秋》。唐尧、虞舜时代的历史靠《尚书》中的典谟流传下来,夏朝和商朝的历史则记载于《尚书》的誓诰之中。到了周王朝新建时,姬公制定了各种法规,推算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以编组历史顺序,按春夏秋冬的先后依次贯穿连缀各种事件。各诸侯国建立后,都有自己的历史,借以扬善憎恶,树立良好的舆论风气。

自周平王东迁国势衰微削弱,政治不能步入正途,法规典章散乱,伦理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虑王道的缺失,哀伤当时礼乐文明的衰落,在闲居时曾喟叹凤鸟不至,还到大路上为死去的麒麟悲泣。于是就和太师订正《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籍编纂《春秋》,列举史实的得失来表示贬责或赞扬,征引国家兴亡之事以表明劝勉和警戒之意。在《春秋》中有一个字的褒赞,就比得到高官厚禄还要珍贵;受到只言片语的指责,那就比遭到斧钺的诛杀还要深痛。但是《春秋》的意旨幽微精深,其文辞则委婉而简约,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确实理解了它的微言大义,于是推究它所记史实的始末过程,创造了《左传》这种为经书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的意思。转达经典著作的旨意,把它传授给后人,确实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史书中的首出之作了。

到了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史官的职位还保存着。秦始皇一统七国,而战国的历史却保存在各国的简策里。由于这些简策只是记录史实而没有依序编排,所以就以其简策名为《战国策》。汉高祖刘邦消灭了嬴秦和项羽,有多年的武功积累,陆贾稽考、取法古代史书,著作了《楚汉春秋》。到司马谈时,他家世代执掌简策;司马迁又继承其父之志,甄别、叙述历代帝王的功绩。如果比照《尚书·尧典》称之为“典”,但其中混杂着并非圣人的“中贤”;如果效法孔子将所著题名为“经”,但文章写得又远不如大圣孔子。所以就仿照《吕氏春秋》的体式通称为“纪”。“纪”作为纪事纲领的名号,也是很宏大的称谓了。所以他用“本纪”来叙写帝王,用“世家”和“列传”总合记录诸侯和重要人物,用“八书”来铺叙社会政治体制,用“十表”来谱写重大事件和爵位分封,这虽与古史体式不同,但把历史事件都叙述得很有条理次序。至于《史记》如实记录毫无隐讳的宗旨,渊博雅正而善于雄辩的才能,爱好奇异而违反经典的舛误,体例错杂不当的缺失,班彪的评论已经很详细了。

到班固撰述《汉书》,继承了前辈的事业,查阅司马迁的著作,确实得益甚多。他《汉书》中的“十志”完备而又丰富,赞和序的文辞宏伟而又华美,表现儒家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风格,确实具有传统的遗风和韵味。至于宗法经书矩式圣人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不顾父名窃取其成果的罪过,接受贿赂出卖文辞的错误,仲长统已辨析得非常详尽了。览阅《左传》中的叙事,它附属于经文而与经文相间出现,文辞虽然简约,但人物的姓氏宗族却难以分清。及至《史记》中的列传,才开始详细地把各类人物分别叙述以便于阅读,后来著述史书的人都仿效这种作法。到了汉孝惠帝不理政务,由吕后摄政掌权,班固和司马迁都为她专门立纪,违背经典不合于实际,为什么这么说呢?自庖牺以来,从未听说有女人做皇帝的。汉朝的国运遇到这种不幸的事,难以成为后代的礼法。“母鸡没有啼鸣报晓的”,这是周武王首先发出的誓言;“妇女不要参与国事”,这是齐桓公在会盟时的誓辞;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太后危害汉朝。这岂止是政务难以托付于女人,就是给她们立名号也应该慎重啊!张衡执掌史官职权之后,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对元帝王后,也要专门立纪,荒谬得确实过分了。考查子弘虽非嫡出,但总算是孝惠皇帝的后嗣;孺子诚然年幼,却实在是汉平帝的继承人。这两个人可以立纪,哪里能为吕后和王后立纪呢?

至于东汉的史书,原始于《东观汉记》。袁山松和张莹的著作,都偏颇驳杂没有伦次;薛莹和谢承的史书,粗疏谬误实难征信。而司马彪著述的翔赡真实,华峤论著的准确恰当,可谓之当时史书中的杰作。到了魏代三国竞雄时期,各种记传相继问世。如《阳秋》、《魏略》之类,《江表》、《吴录》之属,有的过于激昂而难以征信,有的则疏漏粗略而不得要领。惟独陈寿的《三国志》,文质相扶而又明晰和润,荀勖和张华把他比之于司马迁和班固,并非虚妄之誉。至于晋代的史书,依靠史官著作郎编撰。陆机开始编写而未能完成,王韶之续写其末也没有写到晋朝灭亡。干宝著述的《晋纪》,审定正确而有次序;孙盛的《晋阳秋》,则以简明扼要为优点。按《春秋》的经和传,都有编写的原则体例。从《史记》、《汉书》以下,就没有凡例作为标准了。到了邓粲编撰《晋纪》,才开始建立条例。他摆脱了汉魏史书的旧式,效法殷周时代的典籍,虽说是偏居湘州的学者,却也悉心于学习典谟。后来孙盛在《晋阳秋》中树立的体例,就是邓粲设定的规矩。

推究历史书籍的写作,必定要贯通百家之说和历代人物的史实,写出传流千年的历史,揭示朝代的强盛和衰微,借鉴其昌兴和败亡的经验教训。使一个时代的法典制度同日月一道而永存;使帝王的功勋业绩与天地一起久远而光大。所以在汉朝初年,史官职务重要而显赫。全国各郡的文书簿籍,都要先汇集在太史的官府里,以便于史官详细了解各地的管理情况。史官还要阅读藏书,查考珍贵的档案,整理破损的帛书,搜检残简断策,为的是要全面而精练地去考查古代历史。因此确立史书的宗旨,选用史书的言辞,应当按照经典之范树立准则;在史书中进行劝勉鉴戒肯定或否定,则务必以圣人的思想为主宰;然后才能诠释得清晰,评论得全面,苛刻或讹滥的评述就不会出现了。然而纪传作为史书的体式,是按照年月来编撰史事的,并非泛泛空论,而必须按照史实来叙写。年代久远的史料有所差异而难以写得精密,历史事件积累过多其始末就容易疏略不明,这确实是综合汇编史料的困难。有的本来是同一件事,却有好几个人参与其中,如果分两处记叙则有失于重复,如果偏只写到一个人的传记里又有不全面的缺陷,这也是诠评、编组史料时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张衡指责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的舛误不当,傅玄讥讽《后汉书》的冗赘烦琐,都是这一类的问题。

至于追述远古的历史,时代久远了就多有伪误。公羊高说:“传闻的事常有不同的说法”;荀况则说,“录古则略,叙近则详”。史料有疑就宁缺而不录,历史是以真实可信为贵的。但是世俗都喜好奇异的事,而不顾事实真相的整理。本只是传闻却要把它渲染为真事,本来是追录远古却想把它的详情写出来。由此便抛弃公认的通说而采用奇异之见,穿凿附会地阐述不可靠的说法,传统史籍中没有的,我的书中却要写得多一些,这就是史书产生讹误和混乱的根源,也是撰述古代历史的极大危害了。至于编述当代的纪传,时代相同也多有虚假,即使孔子记述与其同时代的鲁定公、鲁哀公的隐微之辞,也受到了世道人情和利害关系的影响。有些史书写功勋荣耀的家族,即使是平庸之辈也要尽量地夸饰抬举;写困顿败落的人士,虽有高尚的品德也要予以嗤笑而使之埋没无闻。时而风吹霜落时而阳光雨露,笔尖上有冷有暖。这又使同一时代的历史受到了歪曲,真是可叹息的事啊!由此可见记述远古是那样虚妄矫饰,记叙年代近的则又是这般回曲不正,要公正地辨析事理,只有依靠天良之心了!

至若对尊者贤者隐讳其缺点,这原本是孔子的神圣旨意,因为微小之瑕疵不会有损于美玉的质地。对奸恶之事要加以惩戒实在是优秀史家应当执正而书的,犹如农夫见到田里的杂草,必定要锄掉一样。像这样的举措,也是万世共同遵守的准则。至于寻绎繁杂事料的头绪以引领全部内容的方法,务求信实而抛弃奇闻异说的要领,明了从开头到结尾的顺序,品评斟酌事件得失的原则,掌握了上述这些纲领之要,那么其他的许多道理就会相应地贯通了。但是撰写史书的任务,乃是综合包举一个时代的史实,对天下负有责任,还要受到各种是非的责难。执笔写作承担重负,没有比这种事更为辛苦的了。司马迁、班固都是已经精通编写史书之道了,却还要受到后世的诽谤。如果任由私情而失去公正,那么这样的史书就危乎殆哉了!

综括而言:史官之设始于轩辕黄帝时代,史书的体制则完备于周公和孔子。世代经历的事都编入史书,善的恶的一并总会其中。宣扬好的裁贬坏的,千秋万代都会惊心动魄。史书文辞要宗奉左丘明,直书不隐则要归依南史氏和董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