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诸子》篇论述先秦以迄魏晋的诸子之书。它主要以“入道见志”,“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蔓延杂说”为基本内容，具有“得百氏之华采”,“飞辩以驰木”的特点。本可归入《论说》篇，但刘勰以为“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故入诸子之流”。其实，这个区别不是本质方面的，到了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中，就不把“诸子”单列一体了。
综观全篇，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对文章写作颇有借鉴意义的论述：首先，刘勰阐明了著书之说的动机和意义。其次，刘勰拜证地阐述诸子之说，强调“辩雕万物”，要“智周宇宙”。《诸子》篇虽然以“枝条五经”为中心，将诸子之书，分为“入矩”之“纯粹者”与“出规”之“踳驳者”两类，但这也并不是简单地”－刀切”。一则，纯粹者未必都来自儒家经典，如“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被刘勰视为贤者的鬻熊和老聃．竟是袚作为圣人的周文王和孔子的佣长，而《鬻子》是“子目肇始”;《道德经》则“以冠百氏”。这显然就不是以儒家经典为“至高”了。二则，“踳驳者”未必都要“世疾诸子”，也未必一概“混同虚诞”，而予以否定。第三，刘勰总结了诸子之作的不同内容和风格，旗帜鲜明地倡导“条流殊术，若有区围”。这不仅揭示了诸子之作的千姿百态，“得百氏之华采”，而且启发今之作者从诸子之作中吸取多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来繁荣当代的文学创作。
【原文】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于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矣。
暨于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馀家矣。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璅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
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也。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魏牟比之号鸟，非妄贬也。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
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实《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
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赞曰∶
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
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
【译文】
所谓诸子，是指阐述“道”的内涵以表达自己思想的著作。至高无上的是树立美德，其次则是著书立说。庶民百姓群居在一起，苦于在纷繁杂乱中不能显露自己；而仁人君子立身处世，也以自己的名声德行不能昭彰为恨。只有才华特别突出的人，才能有光彩显耀的文章传留后世，使名声飞扬，犹如高悬的太阳和月亮。古代的风后、力牧和伊尹，都是这一流的人物。至于他们的著作，大抵是上古遗留下来的话语，而由战国时代的人记述成篇的。到了鬻熊得道，周文王向他请教，留传下来的文辞和事例，后人辑录为《鬻子》一书；子书名目的原始，没有比《鬻子》更早的了。及至老聃懂得了礼，孔子便去访问请教，老聃便叙写了《道德经》，成为百家专著之首。然而鬻熊是周文王的朋友，老聃实际上是孔子的老师，在圣人和贤人处于同一时代的时候，他们的著作就分流为经书和子书了。
到战国时代七雄相互征伐，才俊之士纷纷涌现。孟子服膺儒家学说，对它非常崇敬，庄子阐述道家学说，追求超脱的境界，墨翟坚持勤俭刻苦的教义，尹文子探究名称和实际是否符合，野老主张治国要注重农业生产的地利，驺子申述养护国政要讲究天文，申、商主张以严刑峻法来强化国家的管理，鬼谷子主张以善辩的口才建立功勋，尸佼兼蓄总汇各家之道术，青史子则详细地把街谈巷议连缀起来。承继上述各流派而依附他们的人，多得不可胜数，都发挥自己的辩才宣扬各自的学说，以获取丰厚的俸禄和荣耀的名声。
到了暴虐的秦始皇烈火焚书，火势凶猛得像要把昆仑山的玉石俱焚，而其烟熏火燎的毒害，却没有殃及诸子的著作。及至汉成帝关注古籍，诏命刘向整理校对，于是《七略》犹如百花散发出了芳香，九种流派的著作像鱼鳞般地荟萃在一起，编定完成的著作，有一百八十多家。到魏、晋之时，子书作者不断出现，虚妄之语被兼收并蓄，琐言碎语也闻则必录，按照类别加以聚集，也要装满车厢光照轸木了。但是繁富的著作虽多有积累，而它们的基本内容却容易综合。它们阐述各自的学说谈论治国之道，都是经典著作的分枝；其中内容纯粹的合乎经典之矩，内容驳杂的则偏离了经典的轨辙。《礼记·月令》，取自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三年问》中的丧礼，是依照《荀子》中的内容写成的，这些都属于纯正精粹的一类。至若商汤问询于夏革，曾说到蚊子的睫毛上有飞虫发出雷霆般的声音；惠施推荐人去见梁王，说蜗牛的触角上发生了伏尸遍地的战争；《列子》中还有愚公移山和巨人跨海的奇谈，《淮南子》中则有天塌地陷的怪说，这些都属于驳杂错乱的一类。
因此世人憎恶诸子，把他们的著作都混同于虚妄怪诞之说。追溯古代的《归藏经》，也曾大谈迂阔怪异之事，说后羿射杀十个太阳，嫦娥奔向了月宫。殷商时代的经书尚且如此，何况诸子之作呢？至于商鞅、韩非子，他们说“六虱”、“五蠹”为害，背弃孝道废除仁义；以致遭到车裂和毒杀之祸，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公孙龙关于“白马”和“孤犊”的谬论，言辞诡巧道理笨拙不通；魏公子牟把这种诡辩比之为猫头鹰的叫声，也并非虚妄地贬斥。从前东平王向汉王朝求取诸子之书和《史记》，但朝廷不肯给他，就是因为《史记》中多有用兵之谋略，而诸子之书中则杂有诡诈的道术。但见闻广博的人，应抓住诸子之书中的纲要，欣赏它的华采吸取它符合实际的内容，抛弃其谬误邪说而采纳其正确见解；尽量多看互有差异的诸子之书，也是学者们应有的开阔视野。
研究孟子、荀子的著述，说理精美文辞雅正；管仲、晏婴的篇章，叙事可靠语言简练；列御寇的书籍，气势伟壮文采奇丽；邹衍的学说，文思夸张辞采盛壮；墨翟、随巢之作，意思显赫语句质朴；尸佼和尉缭所著，道术通达文句钝拙。《鹖冠子》含意绵长，常常发出深刻的议论；《鬼谷子》说理玄远，往往回旋着奥妙的义理；情思明辨而润泽，是《文子》擅长的才能；文辞简洁而精当，是《尹文子》独得的要领；慎到有分析精密之理的技巧，韩非表现出广譬博喻的才富，《吕氏春秋》识鉴远大而体制完备，《淮南子》博采众说而文辞华丽：这些著述概括了诸子百家的精华，反映着他们文章风格的基本特点。
至于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或者是阐述经典著作，或者是辨明政务法术；虽然都标以“论”的名称，但都应归入诸子之作。为什么呢？广博阐明各类事物的著作是为“子”，仅只辨析某一道理的文章称为“论”，上述各家都涉及连绵纷杂的学说，所以应当归入诸子的范围。在战国之前，离开圣人之世还不太远，所以能超越当代高谈阔论，另开门户自成一家。到两汉以后，子书的体制格调逐渐衰弱，虽然明知什么是平坦的大路，但大都依傍采撷旧说，这就是子书由远到近逐渐变化的情况。唉！诸子虽与时不合，但他们的思想愿望却与其学说一道得到了申述，他们在古代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意，而又寄托胸怀于流传千古的著作之中，金石可以消亡，但他们的声望能消逝吗？
综括而言：大丈夫立身于世，怀有高尚的品德而出类拔萃。雄辩之才能雕饰万物，丰富的智慧能广知宇宙。树立德行不必隐藏，深明道术尤须传授。诸子百家学说不同，犹如各有自己的苑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