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论说》篇把“论”与“说”分开来阐述，且其体例比较完整，突出地提示了“论”与“说”的写作要领和写作内容。《论说》篇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对于今人之写作，是最具借鉴和指导意义的重要篇章之一。它内容丰富，见解精辟，持论辩证，切合写作实际，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论说》篇中的“论”，虽“条流多品”，但重点在于以说理为主要内容的论文。首先，刘勰提出写论文要“弥纶群言”,“研精一理”。前者是手段、方法、过程；后者则是旨归和目的，精辟地揭示了论文的本质特征。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写论文的人，都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和操作关键，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践意义。所谓“弥纶群言”，就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综合各家之说。这一方面是为了全面掌握有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奠定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找到研究的新起点，增强研究的针对性，防止研究的片面性和一般化。所谓“研精一理”，就是要专门、深入地研究、解决一个问题，扎实、精到地阐明一个道理。
其次，刘勰提出写论文要“辨正然否”,“师心独见”。这是论文价值的真正所在，也是论文作者才智的具体表现。所谓“辨正然否”，就是要辨明各种学说、观点的是非，这是“弥纶群言”和“研精一理”的必然要求。“群言”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需要经过对照、比较、分析、研究，弄清其异同和正误，以便“献可替否”。而要“研精一理”，则又必须把是非分清。没有“辨正然否”的论文，只能像刘勰所批评的那样：“体同书抄”，还不如不作了。所谓“师心独见”，就是要以自己的心灵作为老师，提出独到的见解，而不依采前人、因袭旧说。
第三，刘勰提出论叉的写作要“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这就是要求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论说》篇中的“说”，主要阐述“献主”的“说辞”。刘勰对“说辞”的运用，有着相当高的要求：一、刘勰强调“说辞”的运用要有“惟忠与信”的诚实态度。这表现了刘勰作文、为人与处世的品格，也表现了他信神、宗经、，忠君的思想。二、刘勰强调“说辞”要“时利而义贞”,“喻巧而理至”。时利，就是要善于利用时机，亦即“顺情入机”；义贞，就是要有正确的意旨，能够“动言中务”。喻巧，即比喻巧妙，借喻以托讽；理至，即道理说得周到、透辟。这样才能使“说辞”发挥作用，达到“功成计合”的目的。三、刘勰强调“说辞“要“言资悦怪”,“弛张相随”。“说辞”主要是用以“献主”的，应当让他听了感到愉悦，便于接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不能“过悦”，要有褒有贬，弛张适度，这实际上是在阐明运用“说辞”的策略和方法。
刘勰所论之“说辞”，巳在历史的长河中蜕变得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了。但刘勰在“说辞”的历吏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要领，作为一种抽象了的理论内核，却并没有完全失却其生命力。在今之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中，它还会给人们以启迪，供人们创造性地鉴用。
【原文】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戏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
赞曰∶
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方寸。
阴阳莫忒，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劝。
【译文】
圣人们讲的恒久不变的教训叫做经，阐发经书说明道理叫做论。所谓论，就是有条理的意思。道理讲得有条理而没有差错，那么圣人的意思就不会失掉了。从前孔子说的精微的话，由他的弟子事后追录下来，所以谦虚地不以经为其名目，而称之为《论语》。各种文章以论为名都从此开始。在《论语》以前，经书没有用论作为书名、篇名的，《六韬》中的“二论”，或是后人追题的吧！详细考察论这种文体，分支别派的品类很多：陈述政事的，就与议和说相契合；解释经书的，便与传和注相配合；辨析历史的，则与赞和评相并列；评论文章的，就与叙和引同一法纪。所以议就是应当说恰当得体的话，说就是说让人愉悦的话，传就是转授老师的学说，注就是以解释为主，赞就是说明意义，评就是公平地讲道理，序就是叙述所讲事理的顺序，引就是引申、补充所讲的事理。这八种文体的名称虽有区别，但道理一样，都可归属于论。
所谓论，就是综合各家之说，精密地来研究一个道理的论文。因此庄周的《齐物论》，用论作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有“六论”明显地排列着。及至“石渠论艺”、“白虎讲聚”，都是在讲述圣人之言疏通五经之理，这就是论文作者的正宗体制了。到了班彪写《王命论》，严尤写《三将军论》，都能昭畅明白地铺叙情理，善于运用史论之体。魏武帝曹操初建霸业，兼采名家和法家的治国方术。傅嘏和王粲，都能精练地校核名家和法家的理论。到了正始年间，致力于坚持前代人的文统；何晏一班人物，开始使玄学之论兴盛起来。于是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得势，而与孔子的儒家学说争夺地位了。仔细地阅览傅嘏的《才性同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玄论》，王弼的《易略例》上下两篇，何晏的《道德二论》，都独出心裁有所创见，辞锋锐利而又精严细密，可谓作论的英才了。至若李康的《运命论》，与王充《论衡》中的《逢遇》等篇内容相同并有超过它的地方；陆机的《辨亡论》，仿效贾谊的《过秦论》却又不如它。但这也算是优美之作了。
其次说到宋岱和郭象，他们敏锐的思考达到了极为精微神妙的领域；王衍和裴頠 则在崇有和贵无的问题上进行交锋和辩论；都是在当时独领风骚，声名流传后代的人物。然而坚持“崇有”的人，完全拘执于事物形体的作用；执著“贵无”的人，则专心固守空阔虚无之见；徒然地精锐于片面的解释，而没有认识到全面正确的真理；要穷极神妙之理的根源，那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了吧！到了东晋时的各家之说，都热衷于探究玄学。虽时有新见出现，但大多是引申前人的观点了。至于张衡的《讥世论》，很像滑稽的文字游戏；孔融的《孝廉论》，只是嘲笑戏谑；曹植的《辨道论》，体例如同抄书；有写论文的才能却不持正确的论点，那就宁肯不写了。
考察论文这种文体，是用来辨明是非的；它既寻根究底地研究具体事物，又深入追索抽象的道理，钻研疑难的问题以求其顺通，探求深奥的道理以获得极致之见，它是归纳综合各种思想的“筌蹄”，评论万事万物的“权衡”。所以它的思想内容贵在圆合通达，措辞切忌支离破碎；必定要使主观的想法与客观事理相吻合，使之贴切紧密而没有缝隙；言辞也要与心思同样细密，使论敌没有可乘之机，这就是论文的写作要领。因此写论文就像劈木柴一样，贵于能够顺其纹理剖解。斧子锋利的，不按纹理横着把它砍断；能言善辩的，违背正理还要把道理说通；看他们的文辞虽似巧妙，但一用事实来检验就知其虚妄了。惟有品德高尚的人能够贯通天下人的思想，怎么能曲解正理呢？至于注解经典的文词，是分散了论文的整体，分别地看它与论文体例不一样，但汇总在一起就与论文相同了。如秦延君注《尧典》，写了十余万字；朱普解说《尚书》，用了三十万言。所以渊博通达之人厌恶它的烦琐，羞于以注释章句为学。如大小毛公的训解《诗经》，孔安国为《尚书》作传注，郑玄注释《礼记》，王弼解说《易经》，都简要、明白而又通畅，可以作为注释的范式了。
所谓说，就是喜悦的意思。而兑就是用口舌，所以说话应该讨人喜悦；但过分使人喜悦的话必定虚伪，所以虞舜对谗媚之言感到震惊。善于说辞的，如伊尹以调味之理论政而使殷代昌盛，姜太公用钓鱼的道理以喻治国乃至周朝兴旺。烛之武去说服秦军解救了郑国的危困，端木赐出使齐国而保存了鲁国社稷，这也是说辞中美好的例子。到了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善辩之士多如云涌；以合纵连横之说参与各国的谋划，竞争辩术的长短和权势的大小；他们施展言辞之技巧犹如圆转的弹丸，而隐伏在他们言辞中的精妙策略就像是飞钳把物品夹住。一人之辩的作用，犹如九鼎国宝之重；三寸之舌的力量，胜过百万雄师。因而有的身上错落地佩挂着六国相印，有的获封五个富庶的都城。
到了汉朝平定秦国和楚霸王之后，辩士说客们的活动消停了。郦食其被烹死在齐王的汤锅里，蒯通也几乎被刘邦投入鼎中烹煮。虽然还有陆贾名声显赫，张释之善于应时顺机，杜钦有文辞辨析之巧，楼护唇舌犀利，或在帝王殿阶上下议论，或在大臣座席之前辩说，但大都是看风顺势说话，没有谁能逆流而上犯颜直谏了。说辞贵于因应时机，要有张有弛，不只专靠唇舌婉言陈述，也要书写成为刀笔锐利的文章。如范雎上书言谈疑难的事，李斯谏议阻止逐客，都顺应情理而抓住了时机，借动听的言辞切中要务，虽然犯上批评了帝王的缺失，但却功业告成达到了目的，这就是上书中的好说辞。至邹阳上书给吴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又说理透彻，所以虽面临危险却未获罪而得免。冯衍劝说鲍永和邓禹，叙事迂缓而又文辞繁冗，因而他虽然多次施展上书进言的本领，却很难得到优遇。
运用说辞的关键，在于必定要使它借助有利时机而又具有正确的意义，进则能契合于政务的完成，退则无妨自身的荣誉。如若不是对敌施以诡诈之术，那就只能采取忠诚、信实的态度。披肝沥胆地向主上进献谋议，用迅速敏锐的文思来丰富文辞，这就是说辞的根本要求。然而陆机却简单地说“说炜晔以谲诳”，这是为什么呢？
综括而言：道理表现于语言文辞就成为论文。它深及人世和自然的奥秘，使人的心思达到悠远的境界。把无形的抽象之理说得毫无差错，使鬼神也无法逃遁。说辞具有飞钳之力，很快就能取得阻止或鼓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