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章表》篇论述章与表两种文体，两者都是朝臣给皇帝的上书。历代王朝对宫廷文书，一直颇为重视，以显示统治阶层的权威和文化教养，而章表之作又多出于重臣、贤才手笔，故有较多佳篇传留于世。
《章表》篇在写法上略有变化。它没有按照文体论部分两体共篇一前一后的模式，分别加以论述；而是按照“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的序列，一一并论章与表。综观全文，它先后论及汉、魏、晋三代诸多名家的章表作品。
《章表》篇论及章和表以及奏和议的实用价值，提出了“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之说，表明了刘勰对实用文体，特别是宫廷文书的高度重视，这与他在《序志》篇所说：“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是一脉相承的。
《章表》篇概括提出了章与表的写作要领。对章而言，一则，章是上呈朝廷的，风姿和矩式应当明朗；二则，章的体制是光彩显耀重于文饰的，要以典谟为范式；三则，内容的表达既精要又不疏略，既明显又不肤浅。对表而言，它是用来呈进策略的，骨力和辞采都应当显耀，用雅正的意义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染力，用清朗的文辞来显示其秀美和华丽。以便让皇帝“明试以功”。而繁简详略恰当适中，华丽与朴实相互映衬、音调韵律流畅和谐．符合写作的规律性，这是对章与表的共同要求，实则也是一切文章都应遵循的原则。
《章表》篇所论之章、表二体，与《奏启》篇、《议对》篇所论都是古代宫廷专用的上行公文文体。它们每每交叉为用，本同而末异。章与表两者之间，则更是一而二，二而一地经历了一个有合有分的发展变化过程；且在文体理论与写作实践方面，时有椎卯不合的情况，兹略予辨析。一、章与表的本体内涵是相同的。刘勰解释说：“章者，明也”,”表者，标也”。其实“明”就是“标”,“标”也就是“明”，都在于说明写给皇帝的章表，应当是明明白白的。可见章与表的内函原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二、历史地看，在遥远的上古．不仅没有章表之分，而且连章表之称也还没有出现。后来有了“文翰献替”的情况，即用文书向帝王进言，以献可替否，但“言笔未分”，章表二体自然就难以剖解了。到战国时代，“言事于王，皆称上书”；及“秦初定制，改书曰奏”。“上书”也好，“奏”称也罢，都是章表“定制”前的统称，其间没有什么界限。三、到了汉朝建立之后，章和表才区别开来，如刘勰所说：“章以谢思”,“表以陈请”，这就是刘勰分论章表二体的主要根据。但这种区别很小，只表现在具体用法方面。四、从章表写作实践来看，汉王朝虽有“四品”之分，且“章以谢思”,“表以陈请”，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严格规范作用。汉、魏、晋三代，仍多有文家章表混用。如汉代蔡邕的《荐太尉董卓可相国并自乞闲冗章》，与孔融的《荐称衡表》都是举荐人才的，却一则曰章，一则曰表。又如魏之曹植有两篇“谢恩”之作，应当用“章”，但他却名之为《谢入觐表》。
【原文】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
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如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禹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鹪鹩》，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联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亦可以喻于斯乎？
赞曰∶
敷表降阙，献替黼扆。言必贞明，义则弘伟。
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译文】
设置官员分掌职权，上下协同处理政事。皇帝戴着珠饰的王冠听政，诸侯百官穿着佩玉的礼服朝拜。群臣口头陈述政见，天子则明智地检验其功效。所以唐尧咨询四方部落的首领，虞舜任命了八位贤人，臣子们恳切辞让皇帝的恩宠，天子却说着“俞往钦哉”加以授命，这都是在朝廷上对帝王的陈说，而没有借助于文书。因而口头进陈政见，就具有章表的意义了；明察进言的功效，就是授予爵位和权势的仪式了。到了太甲即位，伊尹曾作《伊训》，予以训诫，太甲思归正道回到亳都，伊尹又写了《太甲》赞扬他。用文章来扬善弃恶的事，由此就可以看到了。周朝以夏、商二朝为借鉴，礼仪制度更为隆重繁盛，用一拜再拜叩头着地的礼节，来报答颂扬帝王的美好授命，接受天子的策封仍要表示出不敢承当显耀委任的钦敬之意。虽然还没有分别用言语或是用文字这两种形式，但陈辞谢恩之礼昭然可见。
到了战国时代，没有改变古代的规式，向君王陈述国事，都称为上书。秦朝初年订立制度，上书改称为奏。汉朝制定礼仪制度，上书有了四种品类：一是称为章，二是称为奏，三是称为表，四是称为议。章用于感谢天子的恩宠，奏用于监察弹劾罪状，表用于陈述请求的事由，议用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所谓章，就是彰明的意思。《诗经》上说“为章于天”，就是指文采彰明。就有文采的事物而言，红白相交错就叫做章。所谓表，就是标明的意思。《礼记》中有一篇《表记》，说君子的品德表现在仪表上。以有一定样式的器物而言，测量日影的计时器就叫做表。章和表的名目，就是由此而取得的。查考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它们连民间的谣咏都必定收录，而章表奏议，作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文书，则缺而未编，这是由于各种文书都有其旧例，分散地保存在主管部门之中。
前汉时期的章表，留存下来的很少。到后汉时期选拔官吏，必定要考试章表文书。左雄的表议，成了尚书台的范式；胡广的章奏，被称为天下第一，这都是当时杰出的作品。试看胡广拜谒皇陵的奏章，足以看出他典雅范文的美好了。从前晋文公受天子的册封，辞让三次之后才接受任命。所以汉朝末年的辞让上表，就以三次为限。曹操曾说上表不必辞让三次，也不得用浮华的文辞。因而魏国初年的章表，都针对事情如实叙述。如果以华丽去要求，那它就不足以称美了。至于孔融所写的《荐祢衡表》，气势昂扬文采飞动；诸葛亮辞别后主的《出师表》，情意详尽文辞流畅。它们虽各有或华丽或朴实的不同旨趣，却都是表文的杰作。陈琳和阮瑀的章表，在当时享有声誉。陈琳之作更得刚健之称，是章表中的突出代表。陈思王曹植的表文，独为群才之冠。看他的作品体制宏富音律谐调，文辞清新而情志显明，因应事物制胜技巧，顺机适变生发情趣，像掌握马缰那样从容不迫，所以能或急或缓地按节拍而行。
及至西晋初年的章表，则以张华之作为优。他的《三让公封表》，说理周到文辞简要；引述义理列举事实，必定要成为对偶。世人都看重他的《鹪鹩赋》，没有顾及到他的章表。到羊祜的《辞开府表》，在前人的评论中享有声誉；庾亮的《让中书监表》，在过去的记载中也确受赞美。他们叙写情志联系类似事例，颇有雅致的文采。刘琨的《劝进表》，张骏的《自序》，情致光明正大，都是陈述事件的美好作品。
推究章表的作用，是答谢帝王的恩宠颂扬其美德，表明内心之情思衷曲的。既体现自己的文才，又给国家增光添彩，显示其荣华。章是上送朝廷的，风姿和矩式应当明朗；表是用来呈进策略的，骨力和辞采应当显耀。按照名称查核其实质，都是要以文雅为根本的。所以章的体制光彩显耀，意在以经典著作为师范。使文章精要而不疏略，明显而不肤浅。表这种文体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思想感情的真伪千变万化。一定要用雅正的意义增强其风力，用清朗的文辞来显示其华美。但是诚挚恳切的作者文辞为其情感所支配，浮华侈靡的作者则让情感屈从于文辞。一定要使文辞繁简得当，华丽与朴实相映衬，音调和谐流畅，这才符合写章表的规律性。子贡说：“用心意以控制言辞”，“用言辞来结成心意”，这是说言辞和心意要一致。荀卿认为，观看别人美好的文辞，比看到礼服上刺绣的花纹更华美，这也可以比喻辞意一致之理吧！
综括而言：向朝廷敷陈表奏，请天子裁决取舍。言辞必须正确明朗，意义则要宏伟深远。严肃恭敬地讲究行文的礼仪，条理分明，以统首制尾。才德之士撰写章表，言辞优美而富有文采。